全球发展治理的转型困境与中国的政策选择

全球发展治理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在各治理要素上呈现新特点、凸显新困境。在治理主体上,随着世界经济中心由北向南转移,发展中国家的主体性地位被承认,但全球南北主体间地位的非对称性依然存在,主体间竞争态势进一步强化。在治理规范上,发展中国家自主性的发展实践驱动了多元化的发展知识与观念更新,但“泛意识形态化”的叙事凸显南北间的理念分歧并引发规范冲突。在治理机制上,相互交叠的制度复合体已经形成,但包容各主体且具有遵约优先性的权威框架缺乏,制度间互动关联有趋向冲突碎片化的风险。为应对全球发展治理转型困境,中国主动担当公共产品供给责任,引领全球发展治理民主化进程,缓解全球发展治理赤字;提供新的发展知识,倡导“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弥合发展规范冲突;推动发展机制对接,构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制度复合体,引导制度间互动关联趋向协同。这将为促进全球发展治理的根本性转变,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做出中国贡献。

大国博弈背景下人工智能对全球产业链安全的影响与治理

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深度重塑全球产业链的结构、运行方式和安全状况。大国博弈促使人工智能的三大支柱“算力、数据、算法”呈现出新特征,进而重塑了人工智能对全球产业链安全的影响机制。本文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剖析了大国博弈导致的算力垄断、数据控制和算法竞争对全球产业链安全造成的供需失衡、技术依赖、市场封锁、数据割裂、利益分配不均等阻碍其可持续发展的负面影响。基于此,本文分别从算力、数据和算法三个维度提出了中国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以维护全球产业链安全的治理策略。本文为理解全球产业链安全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以期为维护人工智能时代全球产业链安全提供有益启示。

从被动应势到顺势而为:大国竞争下的科技公司

作为影响地缘政治的重要行为体,科技公司的作用尚未得到学术界的足够关注。随着科技日益成为主权国家在竞争中维护利益和发挥影响力的战略工具,科技公司与主权国家之间的权力格局和相互依赖关系正经历深刻变革。科技公司依托其在技术变革中的引领性角色,正在成为影响国家创新能力、国内治理能力和综合国力的关键变量。在这一过程中,科技公司不再只是被动应势,而是在新的动态关系中顺势而为,通过主动介入地缘政治博弈,影响政策制定以实现其商业利益。通过对25位人工智能领域从业者的深度访谈,并结合对英特尔、Mistral AI、OpenAI三家公司的具体行动进行案例分析,研究揭示了科技公司顺势而为的行为逻辑以及由此产生的资源分配失衡、监管效果不佳、国际合作受损和生态系统扭曲四类潜在风险。因此,国家应审慎应对科技巨头崛起带来的权力与利益冲突,同时,重视科技公司在塑造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关键作用,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引导科技创新造福人类。

大国战略博弈与国际形势新趋向

当前世纪疫情和传统安全风险相互交织,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格局加速调整,影响国家间力量对比、竞争优势转化乃至国际秩序调整的因素更加复杂多元,历史性转型和变革性调整成为国际战略格局新态势。乌克兰危机和美国对华实行“竞争、冲突与合作”战略,使大国对抗重回世界政治。国际格局演变使亚太开始具有区域冲突的现实性,地区安全形势面临新一轮变局。这既对中国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新征程带来重大挑战,也为中国引领世界繁荣稳定提供了机遇。要深刻认识和把握国际形势演变规律和发展趋向,积极促进区域合作和秩序构建,推动中国的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给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宝贵的信心和力量。

数字标准的地缘政治论析——基于大国竞争的视角

在万物互联的数字时代,大国竞争对传统的经济和技术领域构成了越来越强烈的冲击。传统上由专家和技术人员主导的国际技术标准的制定,被赋予了越来越浓厚的国家色彩。尤其是在代表着未来技术和经济发展方向的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领域,技术标准包括技术产品运行规则的地缘政治化呈不断加剧的趋势。数字技术标准的制定能够赋予标准制定者经济竞争力、地缘政治与安全、价值观念等领域的优势,而与数字技术相关的新一代移动通信、人工智能、物联网、无人驾驶等产业的技术标准基本上还处于“待开发”状态,使得这一领域成为主要数字大国竞争的重要场域。国际技术标准的发展历史表明,技术设计最好、协作性最强、市场接受度最高的数字技术标准才是最成功的标准,须从地缘政治回归数字技术本身与全球数字治理。

俄罗斯海洋安全观的嬗变及其启示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其海洋安全观的嬗变是俄罗斯国家安全与发展道路转型的一个剖面。本文通过分析不同时期俄罗斯官方发布的海洋战略性文件,梳理了俄罗斯海洋安全观嬗变的过程,即“服从于国家经济安全诉求—国家安全的薄弱一环—国家安全和国际战略的重点”。俄罗斯决策者逐渐将海洋博弈视为大国博弈的组成部分。俄罗斯海洋安全观的嬗变是巩固强国地位的利益诉求、日益紧迫的海洋安全威胁以及应对能力与现实需要之间的差距等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影响来看,根据2022年发布的最新海洋学说官方文件,俄罗斯已经倾向使用强力手段捍卫国家利益。可以看出俄罗斯海洋安全观的嬗变影响其国家发展道路,造成安全诉求上升,同时加剧了海洋地缘格局博弈并改变着全球海洋治理格局。俄罗斯海洋安全观的嬗变告诉我们,海洋博弈折射的是深层次理念与意识形态的差异,中国需要做好应对海洋形势长期复杂的思想准备与工作准备,重视海洋安全与全球海洋治理,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海洋强国之路。

经济全球化发展新趋势与中国应对

经济全球化进程已经进入深度调整的历史性阶段,受到了全球意识形态转向及大国博弈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中国作为深度嵌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世界大国,在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两个层面,面临制度包容性转型、产业链转移、关键技术封锁等多种挑战。在这种发展环境中,中国当前需要加快制度型开放,全面推进立法工作和标准建设,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秩序改革,并为全球治理提供更多具有影响力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从而助力自身实现产业升级和价值链地位攀升。

科技革命与国际秩序变革的深层关联与演变轨迹

科技革命的发生与国际秩序的变革有着紧密的内在深层关联,历次科技革命的发展进程与相应时期的国际秩序的演变轨迹之间存在着某种同频共振联动。英国凭借第一次科技革命的优势,通过离岸制衡策略精心构筑起了脆弱平衡的欧洲百年均势秩序。德国挟第二次科技革命对综合国力的加持,挑起两次世界大战,试图打破均势秩序,终告折戟沉沙。美苏两霸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角力中形成了近半个世纪的两极对峙秩序,却最终以一极的坍塌而快进到“一超多强”的过渡形态。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国竞争加剧,全球治理失灵,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显著增强。跨入新时代的中国,务须紧紧把握住方兴未艾的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宝贵历史机遇,加速提升自身的综合实力,以便更好更快推进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新冠大流行冲击下的百年大变局

依循“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的分析理路,思考疫病对史上百年大变局的驱动作用、新冠大流行对当今百年大变局的冲击效应,以及中国的角色定位和应对方略。研究表明,疫病是驱动史上百年大变局的重要因素,新冠大流行使百年大变局呈现大国战略竞争强化、权力转移难题凸显、全球化共识加速分裂、全球治理赤字多元化等“变局”与“困局”。作为应对,中国应把自身角色定位为“对内致力于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对外致力于建设世界和平、贡献全球发展、维护国际秩序的新兴发展中大国”,具体方略包括:通过制度和技术创新来应对强化的大国战略竞争,通过凝聚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广泛共识、协调相互间集体行动、整合相互间现有合作机制及资源理性评估结构性竞争优势和劣势来面对凸显的权力转移难题,通过“双循环”新发展战略来应对全球化共识分裂的加剧,通过实施“体制内存量改革、体制外增量调整”来应对全球治理赤字的多元化。

风险叠加背景下的全球粮食体系转型与中国粮食安全韧性建设

受俄乌冲突、气候变化和新冠疫情的叠加影响,全球粮食安全治理负担加重,全球粮食体系转型挑战增加。中国是全球粮食体系中的受益者,也是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和引领者。世界粮食安全与中国粮食安全紧密相连,使得国际粮食市场的变化引发国内粮食市场的变动。中国粮食安全面临的负外部性随全球粮食体系韧性的弱化而日益严峻,影响了粮食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稳定。在全球粮食危机加重、南北发展鸿沟持续扩大背景下,美国等西方国家仍忽视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的客观需求,打造基于意识形态的排他性小圈子,强化对中国的地缘政治竞争。对此,中国既要增强自身粮食安全韧性,也要促进全球粮食安全体系去地缘化,以实际作为打破美西方国家的污名化。同时,中国还要以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观为指导,推动“粮食-气候-能源”安全的系统治理,防止关联危机的发生对粮食体系的破坏,助力全球发展倡议在粮食安全领域的实施。

数字经济时代下平台经济的全球治理——基于大国博弈视角

随着全球数字经济高速发展,跨境数字平台企业的规模不断增长,不仅在促进经济发展上发挥重要作用,其政治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也不断扩大,因此成为国际政治力量博弈的重要筹码。首先,分别分析了中国与美国、美国与欧盟、中国与欧盟间平台经济的竞合现状及趋势,并发现目前中美竞争较多、合作较少,美欧分歧正逐渐扩大,但中欧合作空间广阔。然后,进一步分析大国博弈造成的平台经济全球治理困境,具体表现为难以形成治理规则、难以建立治理框架、难以构建治理机制,并提出可尝试通过区域性协定和非正式规则突破目前的治理困境。最后,针对中国应主动参与、推进平台经济的全球治理体系建设的战略目标,从完善平台经济国内监管框架和推动平台经济国际合作两个维度提出数字经济时代下具有中国特色的平台经济发展路径。

国际秩序失衡的内在逻辑与中国的应对之策

国际秩序失衡是当今世界的主要特征,特别是在俄乌冲突爆发后愈发明显。与此同时,新兴大国威胁论甚嚣尘上,并逐渐成为西方国家自由国际秩序排他性政策合法性的来源。然而,行为体的权力偏好变迁与秩序内主导性制度衰败是导致国际秩序失衡的深层原因。在多边主义政治秩序僵化与民主国家间自由国际秩序加速衰败的背景下,西方国家不仅疲于应对内部治理危机,还希冀通过政策调整获得结构性权力的相对优势以保持竞争领先。囿于霸权国预防性政策要求其他大国“选边站”,新兴大国无法通过现有多边主义秩序推进全球化、全球治理与规范塑造。对此,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首先应通过可塑性较强的双边制度管控分歧,实现与霸权国的良性竞争,其次通过现有或重建多边主义制度保持与其他大国的议题联系,解决全球治理难题,谋求规范化共识的塑造。

全球治理:中国的方案与贡献

当今世界正处于变乱交织的动荡期。力量对比持续改变和战略格局深刻重组,引发的矛盾与冲突此起彼伏;世界政治经济秩序重构和全球安全格局重塑,带来的风险与挑战相互叠加;人类社会生存环境恶化与科技革命在某些国家无序发展,使国际社会愈加困惑茫然。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1)中国积极参与并引领全球治理,适时提出中国建议和方案,为人类的和平发展贡献了极为宝贵的智慧和力量。

美国在北极的小多边主义实践:缘起、特征与动因

近年来,北极地区的战略地位和国际关注度显著提升,逐渐由国际社会协商共治的“特殊区域”转变为大国博弈的新战场。为增强其地缘政治影响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利己性诉求为基准,谋求将小多边主义的做法移植到北极地区。美国及其北极盟友所采取的小多边主义主要特征体现为:一是强调以共同身份塑造排他性准入规则;二是以实用、功利的态度对待区域性机制;三是谋求将联盟体系渗入北极地区。区域性机制合法性不足、大国博弈增强、北极国家威胁认知激增以及地区军事化动向等是导致北极地区出现小多边主义现象的深层原因。对此,中国应秉持“真正的多边主义”观,促进北极命运共同体的实现。

探索中美关系新范式及全球安全治理

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对华战略定位出现全方位负面趋向,由“接触”向“规锁”的转型不断加深。作为当今国际体系中的新兴大国与霸权国家,两国关系正在形成战略竞争日益突出的新态势。中美经贸摩擦的出现和深化表明,经贸合作作为两国关系的传统“压舱石”,在单独应对战略竞争“新态势”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有限。为有效阻止“新态势”向全面对抗与冲突方向演变,中美亟须重新定位、处理和管控彼此关系的“新范式”。包括全球安全治理在内的全球治理架构为中美战略博弈与权势平衡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制度体系。通过明确战略竞争边界、构建对话协调平台,有效借助第三方力量等,中美的理性博弈、积极合作能够得到有效推动,并直接带来全球安全治理在观念、制度、模式等方面的变革。这不仅符合两国根本利益和国际社会的普遍愿望,也是全球治理健全发展的需要。但确立“新范式”有待解决的一大问题是,经贸合作作为两国关系“压舱石”的作用已经不稳,需要探索新的“压舱石”,全球安全治理合作在此方面的作用是不够的。未来中美关系的首要特点是战略竞争,新的“压舱石”可以通过权力博弈建立某种相对稳定的机制架构,最终以大国权势平衡的方式来打造。

中国建设“矿产资源强国”的内涵探讨和政策建议

本文旨在从矿产资源行业发展的整体国际环境出发,对"矿产资源强国"这一新兴概念进行系统分析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首先,通过剖析和对比古今中外的"强国"概念,结合矿产资源行业的特点,引出了"矿产资源强国"的内涵和定义。然后通过美国和中国矿产资源行业的案例分析验证其定义。最终,提出"矿产资源强国"是"以推动矿产资源可持续发展和全球治理为目的,能够对全球矿产资源行业的生产、金融、治理和知识体系产生较大影响,并可由此保障自身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国家"。当前,中国迫切需要基于较为强大的生产层面影响力,加强金融、治理和知识层面对于全球矿产资源行业的影响力。

“一带一路”倡议：成就、挑战与未来创新

"一带一路"重大倡议提出和实施以来,取得了重大进展,成为中国重要的对外新战略。同时,"一带一路"在实施过程中,也面临着政治、经济、安全、人文等层面的重大挑战,"一带一路"项目实施过程中也存在一些不足。未来五至十年,"一带一路"建设应由大写意向工笔画迈进,加强顶层设计,着力转型升级,在开展精准施策的基础上,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确定经济效益优先原则,充分挖掘项目合作的经济外交功能,妥善应对解决"一带一路"合作中的现实问题,推进"一带一路"计划平台化、多边化、机制化。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中的北极通道安全

进入21世纪的十多年来,中国和平崛起的速度在加快,经济上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政治影响力继续稳步提升,特别是在亚太地区更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同时,相应的军事实力,特别是远程海空军力量同样今非昔比;随之而来中国的利益也向海外不断扩展,国内资源需求也在持续增加。在实力与利益扩展的同时,相应的利益维护,特别是基本的安全需求也必然增加。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安全形势都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中国在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后,又颁布了《国家安全法》。新的《国家安全法》涉及总体国家安全的各个方面,太空、国际海底区域和极地等"战略新疆域"的安全保障需求被纳入进来。其中作为"极地"重要组成部分的北极地区特别是北极通道的安全对中国总体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攸关中国的军事安全、经济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与生态安全等问题。中国应当积极参与到北极地区总体安全的维护中去,以多种手段确保中国在北极地区的权益,进而维护中国的总体安全,并让北极通道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服务。

新冠疫情下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机遇与挑战

新冠疫情暴发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造成历史性打击,但也为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国际合作在应对疫情和促进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中的作用推动了新治理需求,疫情相关的问题涌现突出了网络空间治理议题的新重点。同时,人们探索和适应新兴技术的步伐也得到加快,新技术将成为重要治理手段。但疫情之下的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仍面临诸多挑战。网络空间大国的激烈博弈使国际合作意愿不断受挫,网络安全、逆全球化等网络空间全球治理议题的复杂性不断加强,而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机制的效用却未能充分发挥,并且在新技术部署等方面,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机制显露出明显的滞后性。新冠疫情对网络空间全球治理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将为国际社会与我国更好推进这一议程提供可探讨的方向。

大国博弈中的全球产业链分化重构

贸易战是大国发展竞争与政治权力博弈的产物,会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产业链体系的分化与重构。中国会最终赢得中美贸易战,由全球贸易大国转型为全球贸易强国,并成为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维护者、国际贸易新规则体系的主导建构者。美国则很可能会成为中美贸易战的最终失败者,很可能由全球主导的贸易强国转变为一个普通的全球贸易大国,丧失主导甚至参与全球新贸易规则体系的制定与修订的大国地位。中国需要承担大国责任,采取妥善措施积极应对全球贸易战,以维护世界人民的公共贸易为出发点,制定和实施应对贸易战的持久战略,与大多数自由贸易倡导国结成国际自由贸易统一战线,共同遏制全球蔓延的贸易保护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