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主义与身份伦理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的自然威胁与各国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冲突引起了世界范围内各界对于世界主义理论更为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但是对世界主义与身份伦理的关系研究还有待继续深入。本文重点梳理了世界主义的起源和发展过程及其所反映的伦理观念的变迁。世界主义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犬儒派哲学家戴奥真尼斯的“世界公民”概念,斯多葛学派在其影响下形成了世界主义哲学并将其改造为一种道德普世主义。18世纪德国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将世界主义逐渐从一种理想转变为一个实际的政治法律方案,为法律意义上的世界主义公民身份奠定了基础。到了19世纪,随着资本的海外扩张,世界主义渐渐成为一种社会趋势。进入20世纪,经济全球化的突飞猛进也进一步推动了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化,世界主义概念也被大致分为了三个方面:道德世界主义、政治法律世界主义和文化世界主义。世界主义目前仍旧处于一个动态发展的阶段,在伦理建构方面还有更多的可能性。

中国体育伦理的国际叙事:问题、原因与策略

为提高中国体育伦理国际叙事效益,以中外主流媒体体育报道为对象,运用文本分析和案例研究方法对中国体育伦理国际叙事存在问题与原因进行探析。结果发现,中国国际体育组织官员国际叙事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精英运动员缺少国际叙事素养培训、高校体育学者国际叙事缺少伦理取位、体育媒体国际叙事缺少充分的媒介协作;其原因在于各行业参与国际体育事务的主动性不强、中国体育叙事介质同化组合能力不足,给中国体育伦理国际有效叙事带来了挑战;解决问题的策略是中国体育国际叙事应该团结多样性的叙事合作伙伴、进行体育叙事的跨业务单元协作和进行专业性伦理取位的叙事生产。

挑战应对:携手共赢的未来——《无限的可能:世界高等教育数字化发展报告(2023)》节选三

数字技术已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核心驱动力,在未来十年里,数字技术将持续发展和不断演进,重塑我们的生活方式、经济模式和社会结构。面向未来,数字技术在高等教育中的应用呈现新一代互联网强化教育要素新联结、物联网助力打造数字教育新空间、大数据有力支撑精准化教育服务新范式、区块链加速释能学习新评价、生成式人工智能重构教育教学新形态、元宇宙推动形成虚实一体教育新场域等发展趋势。然而,数字技术为高等教育带来机遇的同时,也面临诸多挑战。在新一代人工智能席卷而来之际,传统教育范式亟待重塑、人工智能鸿沟日益加深、网络安全威胁愈发严峻、算法偏见加剧伦理风险、数字素养差距逐渐加大、人机协同呼唤全球合作等问题都迫切需要高度重视,并深入探讨解决方案。为推动高等教育数字化变革走向深入,各国政府、国际组织、高等学校和教育机构、研究部门和企业,应当携起手来共同行动,把握和适应数字变革。一是创设互联互通的教育数字化基础环境;二是构建灵活开放的数字学习成果互认机制;三是培育数智素养持续提升的高水平教师队伍;四是制定教育数字化技术伦理安全规范;五是完善数据赋能的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六是共建高等教育数字化研究网络与合作平台。

全球卫生治理视域下实现全球卫生伦理的人权路径

全球卫生挑战已发生巨大变化,从传染病的持久危害到非传染性疾病和精神疾患日益增长的威胁,全球卫生治理已逐渐扩展到人权、减灾、环境等健康决定因素的治理。全球卫生伦理是全球卫生治理的价值要素,指向了所有全球卫生行动的终极目标与意义。人权是实现全球卫生伦理的路径之一,正逐渐成为全球卫生治理的有力工具。梳理了全球卫生伦理的概念和发展、总结了健康与人权领域的治理工具,并以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为例分析了人权参与实现全球卫生伦理的演进路径,以期为加深理解人权理念在全球卫生治理的政策、规划和实践提供参考。

全球化时代处于十字路口的比较教育学--卡洛斯·托雷斯比较教育思想探赜

作为全球知名的比较教育与弗莱雷研究学者,卡洛斯·托雷斯进行了一系列开创性研究。托雷斯重申了弗莱雷批判教育学及参与行动研究方法的当代价值。托雷斯认为全球化具有人权、文化融合与全球媒体等六种形式。据此,当下比较教育学有三大发展路向:促进国际比较教育的对话,特别关注挑战与责任;加强比较教育和国际教育的科学承诺,让金砖国家进一步步入正轨;通过在全球各地建立新的协会来扩大比较教育的影响力。针对民族主义的抬头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托雷斯发展了全球公民教育的新维度,即全球性伦理与全球公民价值观教育。为了超越结构主义社会和文化再生产理论的解释力,托雷斯提出了“平行主义策略”这一新的理论模型,它可有效地鼓励学者探索阶级、性别、种族以及其他形式的统治在学校教育中的独立影响。托雷斯认为,目前的比较教育研究只囿于学术界,较少影响到公共政策和社会运动等领域,并且社会科学中的众多前沿理论只是偶尔进入比较教育领域,还未形成新概念、新规范和新程序。据此,托雷斯希冀未来比较教育的研究,超越技术层面的弊端而关心政治层面的民主议题。

核安全命运共同体的伦理向度、生成逻辑与时代价值

核安全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化,体现了人与人、国与国、人与自然之间共享共建共生的价值旨归,蕴含了安全伦理、责任伦理和生态伦理等向度。核安全命运共同体理论源自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华传统文化、境遇破解等生成逻辑,是思考和评判核安全时所必须秉持与遵循的,它为实现全球核安全治理凝聚价值共识,为破解当前核安全伦理困境提供了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

习近平全球责任伦理观探析

全球化时代呼唤全球责任伦理。习近平全球责任伦理观在当代全球问题的严峻挑战和全球治理的深层困境中萌发,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中成熟。习近平全球责任伦理观蕴涵政治、经济、文化与生态等四个责任伦理维度,以及相应的责任伦理规范和准则,构成了新型全球化时代人类共存共生共享共荣的责任立场和责任规制,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伦理情怀和责任担当。习近平全球责任伦理观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是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的道德密码,是超越“金德尔伯格陷阱”的道德根基,是破解“文明冲突论”的道德指引,是打造美丽世界的道德支撑。

我国医疗援非中的伦理问题探究

中国对非洲国家的医疗援助是我国对外援助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将我国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共识理念付诸实际行动的有益探索。近年来,我国与非洲多国在卫生健康领域不断深化合作,取得突出成效的同时也彰显了中国对非医疗援助的道德坚守和伦理归宿。但是,我国在医疗援非的过程中也存在援助规模和力度受非议、援助措施可靠性受质疑、援助方案执行因风俗文化差异受阻碍等现实问题,从中反映出来的道德难题和伦理困境需得到权衡思考,并探究其中的伦理坚守与应对路径。

全球教育秩序重塑中比较教育研究的伦理品格——他者性伦理学的观照

全球秩序转型必将带动全球教育秩序的重塑,同时也召唤着比较教育研究的范式革新。列维纳斯的他者性伦理学展露了比较教育研究对象的伦理属性,预示着比较教育研究者认知的伦理深化,提供了比较教育学术共同体的伦理规范。全球教育秩序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教育治理和新教育社会契约等三方面映现了比较教育研究的伦理品格,这显著表征为以伦理理性超越工具理性、以为他主体超越为我主体、以全球共同繁荣超越民族国家、以神圣责任超越后天约定的四重姿态。为此,构建比较教育学术共生体,奠定比较教育研究伦理基础;形塑比较教育承认对话性,造就比较教育研究对话模式;提升比较教育反思实践力,落实比较教育研究他者理想是实现比较教育研究伦理品格的应然路径。

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趋势与特点

每一次技术突破在提升生产效率的同时都会带来新的安全和伦理风险,人工智能技术作为一项通用目的技术也不例外。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特别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人工智能治理问题已成为全球各方面临的现实挑战,因此亟需深入思考如何平衡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利益与潜在的风险。本文通过梳理人工智能治理的全球趋势以及主要国家和地区监管方案,为我国推进人工智能治理进程提出相关建议。

共同体凝聚与社会团结:人类文明新形态论域下的北京冬奥精神

采用“过程-事件”分析策略,对北京冬奥精神的内在意蕴与时代价值进行探讨,以期通过社会学视角下北京冬奥精神的分析为人类文明演进提供中国方案。北京冬奥精神丰富的内在意蕴不仅体现在对中国文化观念中“家国一体”“位育”“和而不同”的融合中,而且体现在对促进社会团结的互动机制、“事件团结”机制以及凝聚机制的时代性建构与思考中。在新时代提出的北京冬奥精神,通过具身实践回应了社会团结何以可能的时代议题,也在个体感受与集体记忆、社会记忆与文化遗产、中国语境与全球话语等层面推动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

商业伦理的中西方比较研究

商业伦理是文化的产物，中西文化的差异导致了中西方商业伦理的差异与冲突。但是，中西方商业伦理的某些思想和准则还是有许多相同的地方。取中方的“财自道生、利缘义取”原则作为商业交易前提，将中西两方都认可的“诚实守信、公平交易”原则作为商业交易的基础，把“以和为贵”和“互惠”原则作为商业交易的目的，以此构建“全球商业伦理”。

试论传统中医文化的普世价值

传统中医文化内容丰富,其所包含的尊重生命、救死扶伤、仁爱救人的人道主义精神;追求平等、公平、公正、幸福、和谐的理念;倡导天人合一的生态医学价值观等,可以为普世价值的构建提供文化资源,为全球伦理建设提供重要的思想平台。

“全球伦理”的基础——儒家文化传统问题与“金规则”

本文在第一部分中将说明“金规则”的基本内涵以及它不能作为人类伦理道德原理的初步理由。第二部分将会指出并分析“金规则”在传统儒学中的基本位置以及它曾经面临的问题。第三部分说明作为道德意识开端的爱与同情现象 ,并且描述同情、爱与“金规则”之间的可能奠基关系。第四部分则意图论证人为美德或社会公德必须建立在更为原本的自然美德和个体道德的基础上。而在最后的第五部分 ,本文最终希望能确定与两种美德相关的两种教育方式 ,并指出通过教化来弘扬自然美德的可能性。

助人不乐现象归因分析与社会德育管理导向问津

中国自古就有助人为乐的高尚民风,遗憾的是,而今时有助人不乐的现象发生。究其原因,有伦理规范不整、道德教育缺失、管理监控相对滞后等诸多方面。鉴于此,明确现实社会的道德内核、加强普世伦理的宣传教育、完善道德奉献与道德回报保障机制,理应成为社会德育管理的客观选择。

从全球伦理运动看世界宗教对话趋势

人类未来是世界文明多元化,还是文明的冲突?对这个世界文明视域的问题,世界宗教界发起的全球伦理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强烈反响。从全球伦理运动看世界宗教对话的趋势,主要看有没有共同价值存在,以及能否承认某些共同价值存在,这是世界宗教对话得以展开的前提。

“全球伦理”与“文明冲突”

1993年 9月在美国芝加哥世界宗教大会上发表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 ,希望能在不同文化传统中找到某些维护世界和平的伦理原则 ,找到“一种最低限度的基本共识”。这是一个值得认真讨论的非常重大的课题。对此本文提出四点看法 :寻求伦理观念上的“最低限度的共识”很有意义 ,因为人类在伦理问题上必定有其共同的方面 ,必定存在可以为不同文化传统的民族与国家共同接受的伦理准则 ;寻求“全球伦理”需从各个民族文化传统中吸取资源 ,在尊重各民族文化传统的伦理价值的基础上 ,发掘和利用有利于构建全球伦理的思想和观点 ;寻求“全球伦理”必须关注当今人类存在的重大问题 ,如“和平与发展”问题、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经济问题、环境问题等 ;“和而不同”应是寻求“全球伦理”的原则 ,此原则不仅对消除不同国家与民族间的矛盾、冲突、战争有正面的积极意义 ,而且亦是推动各国家、各民族文化健康发展的动力之一。

从信仰的维度理解金规则

对整个全球伦理思想运动的评价离不开对金规则的评价。作者简要总结了迄今为止中国学术界对金规则的研究状况,试图从信仰的维度理解金规则。作者指出金规则由来已久,在各种宗教和伦理传统中具有普遍性,但在现实生活中,金规则在具体情景中发生“疲软”,其原因在于金规则的倡导者不能把金规则的适用范围最大化和适用范围内的人们不能将金规则信仰化或信念化。在指出了信仰或信念的目的性、理想性、优位性之后,作者力图洗去全球伦理的乌托邦色彩,还其道德信仰的本来面目。

全球伦理的儒家诠释

1 993年世界宗教大会发表的普世伦理宣言中明确指出 ,孔子思想是普世伦理基本原则的源头活水之一 ,但儒家的缺席实为一大遗憾。同年 ,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的构想 ,把儒家文化与伊斯兰文明相提并论 ,作为当代西方民主世界的对立面。在文化宗教领域内沉默而在经济政治领域中曝光 ,使儒家的优点黯然不彰而缺失则暴露无遗 ,这对新儒家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孔汉思深信宗教之间的相安无事是人类社群得以和平共存的先决条件 ,其普世伦理便是通过宗教对话而消解矛盾冲突的权法 ,但其淡化和削弱的诠释策略必然导致抽象的普世主义。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从西方 ,特别是美国的战略立场设思 ,有着浓郁的冷战情结 ,视儒家为权威主义和中国威胁论的理据。我们认为儒家具备关切政治 ,参与社会和重视文化三种属性。世界宗教集会领导小组曾提出持续性、进步、差异和了解四大议题作为构建全球伦理的基础。面对文明冲突的危险 ,我们务必强调对话的重要 ,通过文明对话来考虑生态环保、社群整合、文化多元及相互参照的可能 ,这比以抽象的普世主义为前提的伦理宣言更切合实际 。

跨文化视野下国际传媒文化面临的新困境——全球新闻专业主义道德伦理之反思

随着全球传媒的快速发展,全球新闻专业主义概念频频出现于学术论坛,进入21世纪,愈来愈多的东西方学者参与这一概念的讨论,什么是全球新闻专业主义道德伦理成为研究的焦点之一。今天,全球新闻专业主义道德伦理研究主要不是,也不可能是关于是什么的问题,而是如何使之可能的问题。在当前世界多层次多方位深刻全球化的历史性语境中,当然有必要设置一些全球新闻专业主义道德伦理的具体规范,诸如新闻传媒及其专业人员的社会责任与问责、真理与客观性、隐私与公共性等,世界许多重要国家对此非常重视。但是,最为根本的问题是思考全球新闻专业主义如何可能这一元问题,在先设定生命、自由、财产等最为基本的个体自然权利的基础上,进行某种制度安排,以便从策略上保障全球新闻专业主义的逐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