瑶医“神路”理论内涵探析

瑶医“神路”理论是瑶医药理论体系中重要的核心内容之一,其学术意义及临床运用十分丰富。其中既包含了瑶族瑶医自身的人文观、自然观、生命观和医学观,又与中医“天人合一”的整体观以及道医“气生万物”的气化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需结合瑶医、中医、道医三者的理论思想来诠释“神路”的具体内涵。文章通过对瑶医“神路”理论内容的实质与发展探赜索隐,追本溯源,展望其能用于促进瑶医药的理论和临床实践。

论韩愈的鬼神观念--从“多尚驳杂无实之说”谈起

张籍指出,韩愈为文“多尚驳杂无实之说”,对韩愈文集作文本分析可知此言非虚。韩愈古文确实表现出“驳杂无实”的特征,反映出其信仰世界中的鬼神观念,形成因素是古代鬼神观念的影响、自身儒墨并用的意识及其早年经历,在早期杂文中已初露端倪,因元和十四年(819)被贬潮州后接触了岭南敬鬼神的风俗得到强化,在潮州的祭神活动和因此创作的一些祭神文和碑志中更加突显,并不背离儒家“敬鬼神而远之”的传统,而是成为儒家实现政治统治的辅助手段。

圣俗互动:清代黔西南布依族生态危机解决范式的人类学研究

清代中央王朝对黔西南地区的经营开发和人口迁徙造成布依族聚居区人地关系紧张、生态系统失衡和生存环境恶化而导致生态危机,在此背景下布依族村寨逐渐形成由神话传说、祭山神仪式与神庙禁忌构成的神林信仰文化体系和实现人、神、林共生为基本理念的风水观念以及由地方乡绅制定代表官方意志的乡约制度共同致力于维护自然环境的生态保护机制。特别是将神话传说、神林信仰、风水观念等仪式宗教因素融入地方生态保护意识和乡约制度中,将生态危机转化为宗教信仰危机,从而使地方乡约制度的效力获得超越个人的存在状态,成为黔西南地区获得布依族人民普遍共识的生态危机解决范式,形成既具地方特性又富含时代色彩的生态意识和环保实践,对当前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论掠剩神信仰的起源

从中国的传统观念、财富理念、商品经济发展状况等方面,对掠剩神信仰产生的内在原因、外缘条件、时间作考论。

从海神信仰看中国古代的海洋观念

海神信仰实际是涉海民众海洋观念的外化表现,通过分侧面地多角度地考察中国古代主要海神信仰从人面鸟身的早期海神到四海海神、海龙王、妈祖、地方海神和专业海神的的历史传承与流变,并通过分析海神传说及相关民俗事项,可以透视出中国古代海洋观念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和特点,即源远流长的“四海”水体观念,“鱼盐商利”的海洋价值观念,敬畏与驾驭交织的海洋本体观念。总体上看,由海神信仰所折射出的中国古代的海洋观念在现实和虚幻两条轨道上前行,并且随着涉海生活的深入在历史时期内越来越趋向现实,人海关系中人的力量不断增加。所以,那种认为中国古人将大海视为恐怖之地并对之深怀恐惧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羌族释比经典》中创世神话的宗教学解读

羌族神话是宗教经典。在羌族创世神话中,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宗教思想。在神灵观上,神与人同形同性,高度人格化,是自然的改造者而不是创造者;在神性观上,神是感性与理性并立的存在,神的意志受到情欲和道德的双重支配;在神人关系上,一方面神人相亲,神创造并关爱着人,人也敬仰着神,二者和谐相处,另一方面又截然相分,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羌族对神灵、神性和神人关系的理解,造就了羌族宗教没有天堂地狱观、没有轮回转世思想、注重生活幸福的乐观现世精神,也形成了羌族宗教缺乏精神追求、带有强烈的世俗化功利化色彩、以及浓烈的萨满教性质的特征,深刻地影响了羌族的生活方式。

南昌西汉海昏侯墓新出土当卢初探

海昏侯墓出土的一对青铜当卢,形制精美、工艺复杂,图像内涵丰富、寓意深远,可作为研究古代四神观念变化发展的重要物证。西汉正是四神信仰隆盛并确立图像的关键时期,海昏侯四神当卢的出土对于汉代知识、信仰和社会的考察富有重大学术价值。笔者以海昏侯墓出土当卢为切入点,简要阐述了当卢的形制和功能,通过其中图像分析了西汉早期四神观念的特征。

《九歌·山鬼》解读

从文本的分析入手,从作品的意境、形象、心理刻画和寄托诸角度做了细致的解读。

在正统与反正统的胶合点上立意——《女仙外史》的历史观

神魔小说在涉及历史问题时存在正统与反正统的矛盾,历史的严肃真实与神魔的诙谐虚幻所形成的事实分离,却又在作家的匠心独运之下,在体现立意这一点上得到辩证统一,寻求到一种现实与虚幻的平衡。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神人观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所解决的核心问题是神人关系问题,即"神人观"。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神人观是一种神与人、神性与人性和谐并存,宗教为人的世俗生活服务的人本主义神人观。这种"神人观"彰显了以人为本的理念,提出了神人和谐的主张,突出了宗教服务世俗的思想,它改变的只是神与人的本属关系。人文主义神人观在不忽视神性、不背弃基督教精神的前提下,注重人性的因素,讲究世俗文化与生活,强调人的尊严与价值,以新的人学观重新解释并融洽了神人关系。

基督教的“上帝观”与西方诗学

基督教的上帝以语言创世、以异象启示和与人类订约的观念对西方诗学中的文学本质观。

血缘制度和天命观的二元性——论中国远古国家意识形态形成中的内部张力

中国远古时期夏商周三代权力交替过程中呈现出意识形态的变化,在"祖灵崇拜"、"血缘制度"和"天命观"三者的不同解释当中,存在着一种紧张的内部压力。周在取代商的过程中强化"天命观"的意义,这个意义对现实政治无疑产生了影响。周人藉此不仅奠定了此后中国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治性格,而且也由此形成了中国古代城市等级制度的思想基础。

荒诞不经与法律真实——论鬼神观念与古代司法中的事实认定

法律真实渗透着参与主体的主观因素,具有历史性。在中国古代,司法官员会因鬼神观念而影响自己对事实的认定并据此作出判决;同时为了主流价值观的发扬,他们又会利用民众的鬼神观念,让民众接受他们构造出的"事实",从而接受法官的判决。古代中国这种"法律真实"是社会规则作用下的结果,既有符合司法权运作普遍规律的成分,同时又有自己的特点。

解读《蝇王》一书的发展观演变轨迹

英国小说《蝇王》是现代主义流派的佳作之一。作者威廉.戈尔丁用跨越时空的方式再次重现人类社会的奋斗发展史,同时也构建勾画出了人类社会发展观的演变历程。文章分析解读了发展观在小说中的演变轨迹,并对作者颇费笔墨的荒岛原始场景提出了新解:孩子们在原始蒙昧中的争斗厮杀影射了当时极度追求物质发展、经济指标的社会发展观带来的诸多弊端:岛上孩童世界的堕落,岛外成人社会的倒退发展等等,作者想用浸透小说的悲观笔触激发起人们对人本发展观的向往和追求。

出土文献与《楚辞·九歌》研究

出土文献的大量发现与整理给《九歌》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使往常在注重考据的层面上更加倾向于思想性的探究,尤其对于《九歌》的作者、创作意图、人神关系及祀神观念方面出土文献均有较强的说服力,这使得《九歌》非屈原所做的错误观点得以澄清。而出土文献与《九歌》祀神体系方面具有的同构性,标明了《九歌》的主题性质是国家的祀典,由此形成的较为相近的楚地祀神观念对于了解楚文化及《九歌》的创作意图颇有启发,在《九歌》个别篇目的研读方面,出土文献也起到了一定的辩证作用。

论原始先民灵魂、鬼神观念产生发展的轨迹及其要素

原始先民灵魂观念、鬼神观念产生发展有其自身的原因及过程。以往的探讨对此涉及不多或虽有涉及却不全。通过近现代世界各地一些社会发展还较为缓慢的民族有关习俗的考察,我们对原始先民灵魂观念、鬼神观念产生发展的轨迹及其要素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

试论艾耶尔和普兰丁格的上帝概念——兼论宗教语言中的经验指称与情感赋义

宗教语言问题的实质是"上帝"概念如何被"人"所赋义的问题。以艾耶尔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者坚持"经验指称"的赋义方式,认为"上帝"概念不符合基于经验事实的"可证实性原则",故必须被拒斥;而普兰丁格则认为,"上帝"概念的赋义应当始于人的"信任"情感,只要相信者拥有这份信任情感,则"上帝"概念对他来说就是实在的、有意义的,这是一种"情感赋义"的谈论方式。二者的区别在于谈论宗教语言的出发点不同:"经验指称"的起点是人的经验,而"情感赋义"则始于人的情感。不同的出发点引导了人对"上帝"的不同理解过程。

“学术传教”与“以教引实”——从中西天道观看晚明基督教入华

自然意义的天道是恒常而不可变更的,社会意义的天道则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神性意义的天道则具有永恒性、主宰性。道德形上学意义的天道观虽有其变化的一面,但其核心始终是"仁义礼智,天道在人"的观念。从西方思想文化来看,与中国文化中的天道观相对应的是其神论。大体上说来,西方神论的历史演变是从古希腊的多元神论开始,经过理性思辨的上帝观的洗礼,并与希伯来惟信传统的上帝观相结合,终而形成了基督教的上帝观。中西天道观的相通之处使基督教得以在中国传播,并为部分晚明学人所接受,而二者之间的差异则决定了基督教东传的种种曲折与反复,决定了基督教传教士与晚明学人之间的差异。前者旨在"学术传教",而后者则重在"以教引实"。

董仲舒君主观念探源

董仲舒的君主观念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董仲舒的君主观念,是以儒家思想为蓝本,通过吸收墨家的天志思想、阴阳家的阴阳五行思想和道家的无为思想而形成的,明显地呈现出对先秦诸子思想综合吸收的特点。可以说,董仲舒的君主观念是以儒家面貌出现的诸子思想的综合体。他的君主观念的形成,对中国两千多年君主专制超稳定结构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从观念到叙事:古代小说中的“灶下灵异”考论

古代小说作品中多有关于"灶下灵异"的记载。一方面,这些叙述受到了自古以来灶神(鬼)崇拜与禁忌观念的深刻影响,折射出文化观念的演变轨迹;另一方面,汉魏以来有关故事内容不断被扩展与丰富,出现了灶鬼作祟、灶器夜谈、灶下通灵等各具特色的题材类型。通过对小说文本的分析,可见出"灶下灵异"叙述在流传中情节模式与美学风格方面的细致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