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错金银器图案在针织成型服装中的应用

错金银是战国时期最高超的金银器技艺之一,错金银器上的图案极具特色,是战国时期审美和文化的重要载体。本文通过梳理错金银器的历史演变和工艺手法,分析战国时期错金银器图案的艺术特征及文化价值。对战国时期错金银器图案的题材元素、结构元素和色彩元素进行提取,结合当代审美时尚和针织工艺,从图案风格转化、图案构成创新、图案色彩运用、图案质感表达、图案布局应用等几个维度展开,进行针织成型服装的设计创新探索。研究将战国时期错金银器的审美价值和艺术特征与针织成型服装有机融合,是对非遗文化遗产时尚转译的有益探索。

宋金元时期陶瓷单把杯的类型与源流

宋金元时期的陶瓷单把,按照造型不同可以分为七种不同类型。从源流来看,宋金元时期的陶瓷单把杯是在唐代陶瓷单把杯基础上的继续发展,但二者之间在造型上无直接的演变关系。宋金元时期的陶瓷单把杯与金银、玉石单把杯在杯身造型和把部特征方面具有较多相似之处,它们之间存在互动、影响与交融的关系。

陕西淳化县枣树沟脑遗址出土金器成分与工艺分析

陕西省淳化县枣树沟脑遗址出土一批西周黄金制品,为研究其成份特征和制作工艺,利用超景深显微镜、金相显微镜对其中4件金器的表面和内部组织进行观察,结果显示其有热锻及退火处理等工艺特点;采用扫描电镜显微能谱仪、电子探针检测分析,发现其为金银合金且存在铂族元素富集的现象,进而推测其矿料来源可能与南秦岭黑色岩系中的金矿床具有一定联系。渭河流域的西周金器工艺和金矿料来源分析结果暗示,该地区先民可能已掌握了黄金开采和器物制作技术。

唐代金银器对中国传统金属工艺的承接

受“丝绸之路”影响,以东汉为界,金银器工艺开始脱离青铜器制作的窠臼,逐渐发展成一门独立的工艺.到唐代,受异域文化的影响,金银器技术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但仍体现着中国传统工艺的特点.从唐代金银器的工艺、器形和纹饰3个方面,论述了它对中国传统金属工艺的承接.

唐代金银器造型仿生设计范式研究

目的探讨唐代金银器造型仿生设计范式。方法唐代金银器造型中的动物仿生设计借鉴和传承了中国器物仿生设计方法,分析了唐代金银器造型中植物仿生设计范式的形成和应用,对唐代金银器造型仿生设计中范式在后世器物设计的影响进行了论证。结论唐代金银器造型中存在的仿生设计范式给唐代乃至后世的器物造型设计提供了借鉴和模仿的范本,成为了一种值得推广的、富有生命力的设计思路和方法。

湖北襄樊魏晋早期墓出土釦(扣)器之涂金工艺研究

古文献记载釦器分为金扣、银扣和铜扣漆器,但对于涂金工艺研究尚有不足。本文主要利用X射线荧光光谱(XRF)、X射线衍射光谱(XRD)、傅里叶红外光谱(FTIR)和金相显微镜等仪器对漆器壶的扣器进行分析,从而揭示其涂金工艺。实验结果表明:该墓出土的木胎扣器是一件涂金铜扣器,金属扣基体是用红铜铸后热锻而成,表面装饰的金层是利用金汞齐法涂抹上去的。

蒙古族金银器传统图案研究

介绍了蒙古族金银器和蒙古族传统图案的种类,分析了传统图案在蒙古族金银器中的具体应用,提出蒙古族金银器最吸引人的部分是古雅的图案,进而解读了传统吉祥图案的象征意义和表达方法。揭示出蒙古民族的思想情感、民俗文化、宗教信仰等,由此体现北方游牧民族的审美观和文化内涵。

20世纪以来吐蕃金银器的发现与研究

吐蕃金银器是吐蕃时期考古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在青藏高原考古工作中发现了一批重要的吐蕃金银器,成为我们重新认识传世吐蕃金银器的一个重要标尺,从而可以将过去流传于世的一批金银器的来源、真伪、研究价值等方面的情况进一步廓清,对于其种类与功能、制作工艺、社会历史背景、从中所反映出的吐蕃与中原及其周边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等问题产生出新的认识,并且展示出这一研究领域宏大的学术空间。

论三星堆文明与金沙文明的关系

三星堆文明的年代大致在商王朝时期,金沙文明的年代大致在西周时期。三星堆文明与金沙文明是前后承袭的发展关系。其时间上的分界点,大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商周之交。在金器方面,金沙文明承袭了三星堆文明的传统而又有所发展;在青铜器方面,金沙文明与三星堆文明之间既存在着前后承传关系,又有着鲜明的前后发展的段落差距;在玉器方面,金沙文明与三星堆文明有着相同的文化特征,但最为精致的玉器却保存在金沙祭祀区而不见于三星堆器物坑。以上现象,尤其是最为精致的玉器保存在金沙祭祀区的现象,体现出三星堆文明的核心即王室转移至金沙地区,成为金沙文明继承三星堆文明的重要实证。三星堆文明向金沙文明的转移,可能与商周更替这一宏观上的重大历史事件有关。三星堆大型器物坑与金沙祭祀区等重大考古发现,以充分的实物资料描绘了一幅古蜀文明在成都平原地区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历史发展画卷。

浅谈萨珊波斯王朝艺术对唐朝的影响

开放的政治环境和"丝绸之路"的畅通,造就了唐代对外交流的繁荣。在东西文化的相互碰撞中,异域文化影响并丰富了唐代本土文化的内容和样式。萨珊朝波斯王朝的艺术成为除了罗马、印度以外的具有重大影响的外来因素的艺术样式。对唐代的唐金银器和织锦艺术产生了重大影响,形成了唐代工艺美术新的装饰风格。

辽代金银器的特征及造型艺术

历史文物的发展演变有其自身特有的规律,不能简单等同于历史分期。在研究、比较大量实物的基础上,根据辽代金银器的造型、纹饰题材、装饰手法、制作工艺及艺术风格的演变,重新对其分期作了界定,并在此基础上对辽代金银器的特征、造型艺术等作了新的探讨。辽代金银器的器形、纹饰和工艺,在吸收唐文化、西方文化、宋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独特的风格,从第一期到第三期有演变发展过程。第一期的器形种类多,纹饰繁缛,工艺精湛;第二期的器形没有第一期的丰富,纹饰也变得简单,有新增工艺;第三期的器形比较单一,纹饰风格变化大,工艺得以完善。

辽代金银器在草原丝绸之路中的作用

辽代金银器是北方草原地区民族文物的一支奇葩。早在距今3500年前这一地区就已出现金器,经过历代各民族的发展、创新,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并融入了中原文化和西方文化因素而自成一体的发展序列。这种独特的文化传统被不同的民族一代又一代地继承下来。辽代时期,金银器已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成就,其中外来文化因素起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辽代早、中期受唐文化、西方文化影响极深,金银器中表现出浓郁的唐代与西方风格。到辽代中期时,金银器开始出现宋文化的因素,晚期却完全宋化或从宋地输入,从而表现出在草原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北方草原金银器产生的历史条件及早期丝绸之路的开通

在中国北方草原地区,考古学资料表明,从新石器时代后期开始就已经出现了金属冶炼技术。至夏代,居住在这一地区的先民不仅掌握了青铜的冶炼技术,还能铸造各种器物,金银器就是在青铜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上而产生的,并形成了最初的类型。到西周至春秋中期,随着青铜文明的高度发展,金银器的制作和装饰水平也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阶段,并在草原丝绸之路正式开通以前扮演着重要角色。

草原丝绸之路上的蒙元金银器发现与研究

蒙古族先后建立了蒙古国与元朝,在前代诸民族共同铸造的草原文化的滋润下,创造了具有区域性和民族性的蒙元文化,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的包括金银器在内的文物。根据考古资料看,这一时期的金银器在造型、纹样和工艺上延续了前代草原金银器的风格,又兼容中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因素,形成了比较明显的时代风格,在草原金银器发展序列中处于一个延续时期,促进了草原地区与中原地区、西方国家的文化交流。

唐代八棱杯设计中的文化融合与流变

目的探讨在粟特外来文化因素影响下,唐代八棱杯的产生、发展、变化,以及与大唐文化融合的流变过程,寻找八棱杯本土化演变的表现和规律。方法通过图像学方法,对八棱杯的表面装饰人物形象及所执乐器进行溯源解析;通过类型学和比对分析法,分析八棱杯的器物形制和装饰方法,找到其流变特点;通过胡人图像的具体表现,解释其所处时期背后的社会审美情趣和艺术取向。结论8世纪中叶之前是唐代金银器的飞速发展时期,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对本土器物进行了大胆创新,摒弃了重装饰轻实用的设计理念,创造出的中西合璧的产品更加符合唐人审美情趣和使用习惯,并发现人们对舶来品的喜好并不在于其价值的高低,而在于其所反映的思想观念的转变和对创造力的激发。

何家村窖藏出土唐代金银器属性探讨——以莲花图案为例

何家村窖藏的发掘已经有四十多年,其归属问题始终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之一,如果全部是日常生活用品,怎么会有如此多的整齐划一地使用了莲花纹饰的器物?又怎么会在同时期其他场合找到与之如此相近的舍利容器?本文试图通过与佛教造像上佛座的莲花纹饰、法门寺供养器上莲花纹饰以及法门寺特色舍利容器的比较,认为何家村金银器属于皇家专用,且属于皇家的佛教供养器物。

汉代漆器金银贴花工艺探微

黄金与白银是具有优美光泽且延展性能良好的贵金属。金银贴花工艺早在商代就开始出现,但是流行于汉代。汉代是我国漆器发展的黄金时期之一,金银贴花工艺是汉代漆器装饰工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笔者认为金银贴花漆器的流行除了金银为贵金属的原因之外,可能与汉代流行的黄白之术有关。汉代金银贴花工艺为唐代金银平脱工艺之滥觞。

苏州盘门清代墓葬发掘简报

苏州盘门清代墓葬,墓主潘祖年为大收藏家潘祖荫之弟,出土了一批金玉饰件,制作精美,弥足珍贵。

丝绸之路金属造型艺术考析——以新疆近年出土的金银器为中心

丝绸之路金属造型艺术在工艺材质、营造方式、色彩语境及题材样式等方面别具特色。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使得丝绸之路金银器形成了自然主义风格,新疆近年出土的金银器作为这种文脉的现实反映,营构了一个完整的造型体系,呈现出独特的审美意匠和历史价值。

大北城窖藏金银器的几点认识

上世纪八十年代,河北易县大北城出土了一批窖藏辽宋时期的金银器及玉器、琥珀、水晶等制品共四百余件。金银器主要包括酒器、饰品及百余枚金叶子和十八枚银锭,其中不乏梳篦、耳环、金五佛冠等珍贵或鲜见器物,可视作北宋以及融合辽宋风格的金银器标本。这批大北城窖藏金银器工艺精湛,绝非俗工。注碗、酒盏、银碟、长盘等金银酒器与辽代器物风格大体一致;钗、簪等首饰多为宋人风格,或出自宋人之手,也有若干辽代纹饰与工艺融汇其中;银锭铭文年代最晚者为北宋末年政和六年(1116年)。结合以往考古出土及文献资料,初步推断窖藏器物拥有者盖为非契丹族,至少眷属是汉人,并与宋廷有着密切的联系,又或是有出使宋廷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