薅草锣鼓歌郎表演的三重性源流考释

薅草锣鼓是以“更互力田”为目的的传统农事音乐活动,歌郎作为薅草锣鼓传播与传承的主体,在其“表演”过程中呈现出“神圣性”“娱乐性”“权威性”的三重性特点。《周礼》中职官系统的“司祝”“龠章”与“鼓人”对于“歌郎”这一“角色”的最终形成存在着直接的关系。这表明,在“礼崩乐坏”后国家用乐并没有消失,而是与俗乐进行了深度的融合,从而演化出具有更强包容性与开放性的中华礼乐文明。

贵州薅草锣鼓的地域性与跨地域性特征

贵州薅草锣鼓主要流传在贵州土家族和仡佬族聚居地区,由于受到土家族和仡佬族传统文化的影响,这两地的薅草锣鼓在音乐文化上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从文化属性上看,贵州的文化具有多元的性质,这主要是由贵州所处的特定的地理位置所决定的;在历史上,贵州所属的不同区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分属不同的文化圈,其中,对贵州影响最大的文化应属荆楚和巴蜀两大文化。贵州薅草锣鼓正是在这样的文化影响下形成了其地域性与跨地域性特征。

黍作文化的代表——基于秭归土家族薅草锣鼓的研究

薅草锣鼓作为黍作文化的代表,生动形象地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劳动人民的生产、生活、思想、感情,是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的深厚积淀,更是保存巴楚古音的优良载体。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的发达和劳动方式的转变,土家族薅草锣鼓必然走向社会性的自然消亡,抢救和保护薅草锣鼓传统艺术形式也就成为文化多样性的必然要求和传统文化发展的重点。

荆楚文化圈薅草锣鼓音乐文化层的成因分析

长江流域荆楚文化圈薅草锣鼓中存在湘西北挖土锣鼓歌、鄂湘交界混融地带薅草锣鼓和鄂西南薅草锣鼓三个音乐文化层。通过对该文化圈薅草锣鼓的历史传统、演唱程序、音声形态等方面的研究,发现其形成的主要原因是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对薅草锣鼓发展的推动作用和歌师傅的改造直接导致了薅草锣鼓的变革,从而促使它们逐步形成了不同的薅草锣鼓音乐文化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