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商人的儒商精神

春秋战国时期,在“工商食官”制度解体和儒家学派兴起的时代背景下,先秦商人将儒家学说与经商之道相结合,形成了早期的“儒商精神”,包括子贡“赐不受命”的开拓精神、“亿则屡中”的经营谋略、“博施于民”的济世情怀,范蠡“与时逐利”的经营策略、“诚信立世”的经营原则、“富好行德”的仁义情怀,白圭“智与权变”的经营策略、“勇以决断”的经营战略、“仁以取予”的经营方略、“强有所守”的经营原则等,为中国传统儒商精神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现代儒商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谜团与真相:《陶朱公养鱼经》的作者及其版本流变

学界对于《陶朱公养鱼经》的作者有诸多争议,认为贾思勰、范蠡弟子或是西汉无名氏都有可能。但通过对《陶朱公养鱼经》的内容考察,以及新史料的发掘和对旧观点的批驳,认为作者大概率是范蠡。同时,通过对北魏至清代二十一种《陶朱公养鱼经》版本的分析,认为随着时代的演进,该书被不断地“增加”“删减”和“修改”,这体现了养鱼知识的累积。此外,在文献资料收集过程中,辑佚发现两条疑似原本《陶朱公养鱼经》的内容,即“八亦木数也”五字和《养鱼经》的育种之法,此两则材料的发现对于《陶朱公养鱼经》的研究具有积极作用。

“文本诠释”与“现实投射”:杜预、范宁《春秋序》中的历史与建构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将“《春秋》始于隐”指向周平王与鲁隐公时间上的相接,范宁《春秋穀梁传集解序》亦承其说,但二者仍存在很大的差异。杜预在强调时间相接的同时,亦将鲁隐公视为让国之贤君,从而将鲁隐公比之周公,对其有再兴东周的期待;但在《穀梁》的脉络下,范宁不能将鲁隐公视为贤君,而只能冀望于孔子的“将来法”。也就是说,在杜预、范宁笔下,周公、孔子产生了不同的位阶,“圣人制作”的主体也就随之改变,从而形成了“再造中兴”与“俟诸将来”两种不同的期待。究其实,则是西晋初“绍开中兴”与东晋末“礼崩乐坏”的历史现实在杜预、范宁文本中的投射,从而产生了二者对《春秋》与“圣人”的不同解读与诠释。但二者对《春秋》的解读并不仅仅是“知人论世”,更是要“知事用世”,期待《春秋》由经典文本进入历史世界,从而使现世走向《春秋》所昭示的“王道世界”。

基于社会感知角度下的“龚扇”竹编工艺品牌形象设计研究

传统手工艺作为中华民族智慧和审美情趣的结晶,对传统手工艺品牌视觉形象的研究也是振兴传统工艺的关键之一。本文以“龚扇”传统手工艺作为研究对象,找出其品牌视觉形象上的不足和缺陷,从社会感知角度提出改良方法,实现对“龚扇”工艺中地域文化价值的物化,提升品牌的影响力。

盐文化产业视角下“龚扇”的保护与开发利用

被誉为"中华第一扇"的自贡"龚扇"是我国珍贵的民间艺术品,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龚扇"是盐业经济和盐文化发展的产物。其多以盐史古迹、盐商会馆、"盐都"风土人情为主题,是盐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自贡"龚扇"工艺技术在世界竹编工艺技术中处于领先地位,在国内也是首屈一指,具有珍贵的艺术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但是,"龚扇"在其整个发展历史中始终以龚氏家族子承父业的方式嫡传,以家族作坊式制作为主,重技术轻产业,导致其传承与保护、开发与利用面临诸多困境。转变观念,加强保护,促进"龚扇"与其它盐文化的整合,整体打造盐文化产业,提高企业营运能力是实现"龚扇"保护与传承,促进盐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

“调式交替”理论之比较研究

注重概念、术语的准确性、规范性和系统性 ,对学科的建构与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调式交替”作为现代民族乐学理论中的一个基本概念 ,其内涵缺乏统一和规范。文章通过对此所作的比较研究 ,试图找回原本属于“我们自己的”原理和技法———“同宫犯调”。

海潮灾害与范公堤的修筑——兼论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思想形成的自然环境基础

范仲淹入仕之初,曾监泰州西溪盐仓。他"虽乘田委吏之卑",仍心忧社稷民生,屡次上书言政。特别是目睹潮水泛滥,殃及百姓,范仲淹建议并参与重修捍海堰。后人为纪念他的首倡之功而称此堰为"范公堤"。这一事件,是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思想形成的重要基础。后世范公堤得到多次增修,范仲淹忧国忧民精神的感召应是其中重要原因。

范公堤考略

范公堤是宋代范仲淹建议并主持修建的捍海大堤。在唐朝以前 ,此带为一道岸外砂堤 ;唐代李承在古砂堤基础上修筑了常丰堰 ;宋代范公堤修成 ,其后海堤又经多次修筑 ,形成了一道北起庙湾 ,南至吕四的巨大的抗潮屏障。

《温公家范》中的孝道观述论

司马光宣扬的孝道不仅要求子女在经济上要供养父母,照料年老体弱和生病的父母,而且还要在供养和照料的过程中让父母心情愉悦;子女必须以礼尊敬父母、顺从父母,但对父母不能盲从,发现父母有错误时要及时劝谏;父母去世后子女要以礼安葬,但不能过度哀伤毁害身体,也不能迷信吉日、风水不及时安葬父母。《温公家范》中宣扬的孝道观是对宋以前孝道观的继承和发扬,对稳定家庭秩序、解决家庭养老问题和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温公家范》中的传统家庭教育思想

司马光编撰写的《温公家范》重点论述了中国古代家庭伦理纲常和道德礼义教育,是体现中国传统家庭教育的典范。从中国古代家庭的传统治家之道、为人父母的教育之道、为人子女的孝敬之道等方面对《温公家范》中的家庭教育思想和道德伦理纲常进行了分析和研究。

试析《温公家范》成书的原因

传统家范是我国古代宗法专制社会所孕育出来的一种以治家和教子为基本内容的文化现象,它在宋朝时期达到了一个日益成熟的阶段,司马光《温公家范》是这时期典范之作,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针对宋代司马光的《温公家范》成书的原因,着重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家范》出现的社会原因,司马光家学的传承,思想的核心,写书宗旨等。

《汉宫秋》对“昭君和番”母题的突破和创新

《汉宫秋》对“昭君和番”母题的突破和创新体现在三个方面 :把个人悲剧深化为时代悲剧 ;塑造了具有悲壮美和崇高感的王昭君的悲剧形象 ;把抒情诗的手法运用到戏剧中 ,使《汉宫秋》

君子之交与君子之争——欧阳修《范公碑》争议及其启示

欧阳修在《范公碑》中彰显了范仲淹、吕夷简欢然相约、共力国事的君子风范,然而事实真相却在其生前身后,直至今日,成为纷纭其说的一桩公案。历史资料证实,范仲淹、吕夷简确曾为国事而释怨解仇,朱熹、周必大之间的相关争议也昭示后世,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事件不仅展示了特定历史人物的胸襟风采,也蕴含着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道德精神。这对于当下国民精神的锻造和提升,无疑有着警醒启迪的现实意义。

从《洪范传》看曾巩和王安石经学思想的异同

曾巩和王安石都尊经重道,注重把握经典的精神实质,提倡通经致用,二者的经学思想既有相同之点,也有不同之处。比较而言,曾巩是位纯正的儒家,他的经学思想是以教化为中心的,重在继承;王安石博采众长,他的经学思想是以变革为中心的,重在创新。

元代制笔业发展述略——从《元五家赠笔工范君用册》谈起

元代文人在与笔工的交往过程中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作品。《元五家赠笔工范君用册》便是其中之一。它是以鲜于枢为代表的元代文人为当时制笔名工范君用题辞并存留至今的珍贵文物。册文所记载的内容多涉及元代制笔业发展中的一些情况,不仅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而且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对此册的解读,能够丰富元代工艺美术史以及元代书画史等元史研究上某些尚未涉及的领域。

从冯惟敏及其剧作《僧尼共犯》看晚明曲家嘲佛之风

冯惟敏一生狷介耿直,以儒立身。其剧作《僧尼共犯》以调笑的笔法批判了让人断欲绝爱的佛教教义,从侧面反映出晚明丛林窳滥的社会现状,塑造了具有一定人性解放姿态的主人公形象。冯惟敏的嘲佛心理一方面源于其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另一方面则与晚明时代风潮有关。晚明曲家的嘲佛之风可以从政治因素、佛门乱象、佛学创新力和佛教教义四个方面探究原因。

平民诗人吴嘉纪的安丰书写——以范公堤与陋轩为例

盐城平民诗人吴嘉纪“一生不出东淘路,自有才名十五州”。他的安丰书写较为集中于范公堤与陋轩,前者是贯穿安丰的著名海堤,也是东台海滨平民生活变迁的历史见证;后者是吴嘉纪的安丰居所,更是诗人“穷饿自甘”却“心系天下”思想的重要见证。吴嘉纪“诚”心为诗,既能从安丰先贤平民思想家王艮身上汲取平民思想,又能继承杜甫“诗史”的创作传统,立足安丰,以平淡的话语书写现实,从一个侧面记录了明清易代之际东台海滨广泛的社会生活。

“番族图”的兴衰与演变——以画史中的“观众”为线索

中国古代艺术史中存在大量少数民族题材的图像。《宣和画谱》专门列出“番族”一门,来划分此类绘画。本文旨在通过“观众”的角度,来阐释“番族图”这一画科兴衰演变的原因。早期的番族图主要记录少数民族前来中原王朝朝贡交好的历史事件,表达以德怀远的政治理想,面向的观众主要是君主和官僚。五代至宋,伴随着少数民族的南迁,一种以真实再现少数民族生活为主题的番族图流行起来,并赢得了中原和蜀地观众的支持。靖康之难后,兴起了一系列以历史典故为题材的番族图。这一现象背后,有南宋宫廷的官方支持。如“文姬图”和“昭君图”的创制,即主要寄托“归汉”和“思汉”的民族情感,并宣扬南宋政权的正统性。而以唐太宗便桥会盟为题材的绘画,则又表达了对“万国来朝”之理想的追复。这类更具情感性、故事性的绘画,影响不限于宫廷和朝堂,而是扩散至民间乃至金廷。元代之后,在文人画兴起的浪潮下,番族图未能获得文人观众的支持,退出了画史的主流。番族图这一画科的兴衰演变,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画史和观众的互动关系。

樊晃、戎昱:杜甫接受史上的桥梁——浅论杜甫在大历至贞元前期的接受

学术界论及杜甫的接受与影响,很少人论及大历至贞元这一段接受情况。但其实这段时期杜诗仍在传播,其中樊晃与戎昱表现最为突出,樊晃对杜诗进行了收集,戎昱则仿效杜诗进行了创作,受到了杜诗忧国忧民之心的深刻影响,能关注现实。两人构成了杜甫及杜诗传播及接受史上的桥梁。

论董仲舒的散文艺术

董仲舒是汉代著名散文家之一,他的《春秋繁露》,运用"比物联类"的思维方式和论证方法,以《春秋》为依托,构筑了关于哲学、政治、道德、人性的庞大思想体系,并据之对当时社会进行全面观照。他的散文,运用多种技巧,准确地表达了他的思想观念,显示了他的精神风貌,在风格上代表了汉代散文众多风格中的一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