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弦索辨讹》之“辨讹”对象

晚明沈宠绥所著的《弦索辨讹》以正曲唱字音为务,其“辨讹”对象具有鲜明的历时性及地域性,特指晚明吴中地区的南北曲。沈宠绥所论之北曲,滥觞于娄东,由南曲更定而来,与传统意义上的元人北曲已经产生分野。沈宠绥所正之“讹”,特指吴中一带的唱曲者在唱北曲时,因受到昆腔以及方言影响而产生的发音问题,主要在于土音和收音。土音问题包括方言带来的口腔习惯以及方言在曲唱中的残留现象,收音问题主要是由于唱曲时所用韵书混乱从而导致归韵不明。沈宠绥认为南北曲之正音合乎规范,要比合乎自然语音更重要。归根结底,他对曲体的认识仍以元人北曲为基准。

清末前诊舌色的含义及其概念的演变

目的:探讨清末以前诊舌色的含义及其概念的演变。方法:采用文献调研的方法,收集清末以前古医籍中诊舌色的内容。结果:清以前,诊舌色的内容包括舌质颜色和舌苔颜色。清代中晚期提出了舌质和舌苔的概念,从而使诊舌质颜色与舌苔颜色被区分开来。结论:舌质与舌苔的区分,促进了舌诊理论与舌诊技术的发展。

教师编制银行——城镇化背景下义务教育教师编制配置的新机制

城镇化背景下教育人口大规模流动成为新常态。教育人口大规模流动提高了教师流动需求。教师流动的诸多影响因素可以聚焦于"教师编制"问题。传统教师编制配置的行政模式存在缺陷。教师编制市场化运作符合政府职能转变大趋势。由"缺编地区、超编地区、存入编制、借贷编制、编制利息、编制本金"六个基本要素所构成的教师编制银行运行模式,是对教师编制资源优化配置的有益探索。同时,教师编制银行的运作也需要满足一定条件,教师编制配置的市场模式同行政模式并不矛盾。

从“公谦之辩”看魏晋义理易学的功能

以东晋"公谦之辩"及其易学背景为中心,纵观以王弼《周易注》为代表的义理易学在魏晋时期的实践活动,认为该易学流派没有实现其原初理论设计——摈弃象数派的占卜方法,通过理性分析"时位"作出决策。其实际作用,是通过解释《周易》的言辞,阐发社会政治与道德人伦的一般原理。

基于复杂性科学论中医药学特色与优势

鉴于整体观念、治未病与复方用药似乎并非是中医药学所独有,辨证施治也因为其作用非特异性而不被很多人所重视。基于复杂性科学的理念,在对中西医药学整体观念、治未病与复方进行比较分析后发现,他们却确有不同,是由于二者的不同认识方法所决定与形成的。辨证施治——状态分析与处理是一种"多因素非线性分析与处理"的认识方法,不同于西医药学的"单因素线性分析与处理",是中医药学的最大特色与优势。转变科学观念,充分认识辨证施治在认识方法上的科学性与重要性,正确处理中西医药学关系,以促进中西医药学的进一步发展、完善与结合。

论卞之琳诗歌的古典语言意识

卞之琳对诗歌语言有着永不满足、近乎苛刻的追求,执着于创造一种典雅圆融、凝练精致的现代白话诗语。在语言本体层面上,他在坚持使用现代白话口语的前提下,熔铸古典雅言诗语,从词汇、语法和语义层面改造新诗语言,努力创造一种适合现代新诗诗意表达和诗体要求、与散文白话相区别的新诗白话。卞之琳追求凝练的古典诗语意识,发挥古典诗歌"字思维"的优势,提高诗歌语言中名词和动词的比重,注重文言虚词的运用和表达效果,从而提升了白话诗语构筑意象的能力,拓展了新诗的表意空间。此外,还对诗歌用典作了现代传承和改造,在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之间架起了一道精神桥梁,探索了现代白话诗语的多种可能性。

少数民族统治者与“华夷之辨”观

中国传统的“华夷之辨”观是贵中华、贱夷狄的民族观、国家观,往往会给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带来沉重的思想压力。在封建社会的早期,少数民族统治者会千方百计地对这一观念加以淡化,起初最通常的办法是强调本民族与汉族同源,这也促使少数民族统治者推行汉化政策。后抓住华夷区分的标准重文化轻血缘的特点,以自己文化上的进步来争取“华”的位置,将“夷狄”的帽子扣在其它政权的头上。到封建社会的中后期,少数民族统治者的华夷观发生变化。元朝在修辽、宋、金三史时,对三朝平等看待,各与正统,显示了元在大一统的情况下,已不看重华夷之辨。清王朝在完成中国的统一后,竟将夷狄的称呼加到西方国家身上,以至于与西方国家难以确立近代平等的中外关系,严重地阻碍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思想及其实践

先秦时期形成的服事制和“五方之民”思想是中国古代王朝国家治理思想与实践的源头。尽管“华”与“夷”在中国历史上所指的两大群体存在换位和涵盖范围变化的情况,但追求“大一统”“因俗而治”“华夷之辨”和“用夏变夷”却是历代王朝国家治理思想和治理体系的显著特点。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形成与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乃至中华文明的持续灿烂的深层次原因或许就深藏其中,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家园”的主要内容。

论卞之琳的文学翻译思想及其译诗实践

卞之琳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他立足忠实,辨证地吸取传统的翻译理论,从文学翻译的角度提出了"信""似""译"的翻译思想。他指出翻译就是"译",不该是"创作";翻译不仅要忠于内容,而且要忠于形式;但是,绝对的、百分之百的忠实是不可能的,文学翻译的艺术性所在,不是做到和原作相等,而是做到在本国语言里相当于原作。他的诗歌翻译很好地实践了他的翻译思想,忠实再现了原作的风姿与神韵。

“智慧之美”:卞之琳诗歌的“智性化”特征

卞之琳诗歌中的"智慧之美",是其自觉追求诗歌"智性化"的体现。从20世纪20年代穆木天提出"诗要有大的哲学",到20世纪40年代袁可嘉等人提出"现实·玄学·象征"的结合,中国现代诗人一直尝试将诗歌艺术审美与个人哲思结合起来,卞之琳是这个探索过程中极为重要且影响巨大的一环。思辨的特色贯穿了卞之琳一生的诗歌创作并成为其独具价值的艺术风格。他的思辨以"相对"观念为中心,其诗中"距离"、"对照"和"变易"三大主题都围绕"相对"观念展开。诗人在艺术上借鉴了西方现代主义"非个人"化、"客观对应物"等手法,从最细微琐碎的事物里发现诗和哲理,将抽象的哲思变为具体意象,造成独特的艺术效果。他是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和艺术高峰,其在哲学与现实、智慧与情感的结合方面,以及在隽永与亲切间把握平衡的方面,取得了无人企及的高超成就。

《剑侠传》篇目来源考

王世贞编撰的文言小说集《剑侠传》,主要取材对象是《太平广记》、《夷坚志》等作品集,但在成书过程中,他较多地借助了《艳异编》、《新编分类夷坚志》等其它选本的编辑和校订工作。由于编辑态度的粗疏,《剑侠传》保留了大量的文句错讹。

《六朝事迹编类》与《舆地志》辑佚

《六朝事迹编类》,南宋初年张敦颐撰,名称六朝而所记重在建康,记六朝时代的建康史迹及其在隋唐北宋间的演变,具有重要史料价值。该书对于已经散失的中国历史上较早的大型地理志之一《舆地志》多有征引,或堪于较早文献所引相较,或为征引渊薮,也具有重要的文献辑佚价值。

礼制与人情的调适——以魏晋时期前母的服丧问题为中心

"礼不二嫡"观念是一夫一妻制的理论基础,但因战乱等因素出现的"前母"问题却对这一基础形成很大的威胁。而如何处理这个礼经从未规定但现实中屡见不鲜的难题,成了对魏晋时期礼学家的极大考验。从西晋到东晋,从"不应制服"到"交相为服",寻求适合时代发展的"变礼之中",成为礼学家的重要目标。表现在前母问题上,二嫡产生的嫡庶问题因为这种寻求变得不再重要,家族和睦、父慈子孝才是"变礼之中"。礼制本就有经有权,变乱之时,最须权变。但权变并非全无规则,随波逐流,而是在明确制礼本意之后,能根据时势,加以调整,使之既合于礼意,又能够化解实际难题。这样的权变,既对丧服制度形成挑战,也为它的逐渐完善提供了可能。

简论卞之琳的文学翻译思想

通过对我国著名翻译家卞之琳文学翻译思想的梳理和归纳,探讨其翻译思想的形成和特点,揭示其对我国外国文学翻译工作和中国译论的指导意义。

支移折变与宋代乡村社会生存秩序

"支移折变"是宋代两税征收重要构成部分,从一种实物意义上的"劳役"和"替代"逐渐演变为以"见钱"为主的"附加税"。其初始本意是为了降低管理和缴纳者双方的成本,但是在执行过程中额度(或成本)不断增加,逐渐向"害民"方向转化,对乡村社会造成了重大烦扰。"支移折变"运行过程中,对朝廷与地方关系,基层官府与乡村百姓之间关系,以及乡民内部关系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乡村内部社会秩序能否平稳运行,朝廷、州县、乡村各级财政能否正常运转关涉甚大。

“这”单独作主语问题补证

本文根据新检得的一些材料，进一步证明：北宋《景德传灯录》“只这（者）便是……”一类格式中的“只”确为表强调的副词，“这（者）”确实单独作主语，因此，“这（者）”单独作主语至迟始于北宋是确凿无疑的。

析舞阳骨笛的调高和音阶

经分析研究,笔者认为已知的七支舞阳骨笛,其所能奏出的音列全为包含不同音数的自然音阶。自然倍音列对于早期人类的乐律思维具有重要的影响,人类早期的音阶必然是在倍音列的感知和制约下建立起来的自然音阶;而且,迄今为止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当时已有“正声”音阶和清商音阶的存在。因此,无论用何种理由以“正声”和清商音阶去套析骨笛吹奏的音列,那都是一种难以确立的错误认识。

若干重要诗集创作与评价上的理论问题

以 2 0世纪 3 0年代出版的六本诗集 :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孙大雨的《自己的写照》、孙毓棠的《宝马》、戴望舒的《望舒草》、卞之琳的《鱼目集》以及何其芳的《预言》为“个案”研究的对象 ,围绕着诗歌的形式 ,技巧及评价等问题逐一分析 ,重点探讨了《大堰河》创作风格和艺术个性 ;《自己的写照》为“诗的格律”所作的切实努力 ;《宝马》“默默无闻缘底事”的原因 ;《望舒草》在情绪境界上的开拓 ;《鱼目集》由主情到主知的转变 ;以及《预言》集空灵幻美的诗风和追求“年轻的神”的诗歌理想等一系列的问题。作者试图在这些个案研究的基础上 ,发现其中贯穿的理论脉络 ,并理论联系实际 ,从而建立起“统一场论”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点校疑误

本文就点校本《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中存在的标点疑误、史实校勘、排印等方面的错误进行商榷、勘正。

SARS病毒抗体产生与中医证候特征相关性分析

目的 观察分析SARS病毒抗体的产生与否对中医辨证论治的影响。方法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检测恢复期患者血清抗SARS病毒IgG,观察病毒抗体的产生与否在中医辨证上的区别;中药系列方治疗3周后,分析病毒抗体的产生与否对中药治疗的影响以及疗后中医证型分布特征。结果 恢复期气阴两虚证患者抗体产生的比例较高,但未形成统计学差异(P=0.633);治疗后,未经过中药干预者结果同疗前,经过中药干预者辨证为正常和气阴两虚者抗体阳性比例较高,但无统计学差异(P=0.083);另外,未兼挟湿邪、热邪者多见抗体阳性(P=0.006;P=0.048),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结论 抗体的产生代表了正气的恢复过程,机体阴阳平衡、不兼挟余邪者,抗体阳性率较高,中药干预效果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