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医科背景下基于校院合作的妇产科护理学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构建研究

目的探讨新医科背景下基于校院合作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在妇产科护理学课程中的应用与效果。方法选择我校2019级110名护理本科生为对照组、2020级113名护理本科生为观察组。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模式,观察组采用新医科背景下基于校院合作的妇产科护理学混合式教学模式。课程结束后,比较两组的期末考试成绩、自我导向学习能力、评判性思维能力和教学满意度。结果观察组的期末考试成绩及优良率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的自我导向评定量表各维度得分及总分均高于对照组(P<0.01)。观察组的评判性思维能力各维度得分及总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的各项教学满意度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新医科背景下基于校院合作的妇产科护理学混合式教学模式能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自我导向学习能力和评判性思维能力,进而能提高护理本科生整体教学质量。

孔子“以直报怨”思想研究——兼论孔子是否反对“以德报怨”

据《论语·宪问》,孔子主张“以直报怨”,而对“以德报怨”则并未明确表示赞成或反对。通过考察《论语》中关于“直”、“怨”的各种论述,结合历代学者的相关观点,可以得出:“以直报怨”中的“直”,应该包含诚实、无私、符合通权达变原则的正直、等值、合乎礼的直率等丰富的含义;“以德报怨”的情况比较复杂,其中有的体现了人们不计前嫌、公而忘私的高尚品德,有的则反映了一些人的虚伪和充满私心的算计,因此,对于“以德报怨”,我们不能简单地予以肯定或否定;“以直报怨”既包含“以德报怨”中值得肯定或提倡的内容,又包含“以德报怨”中所没有的对怨恨对象采取相应报复措施的内容,因此是一种更为全面、合理的报怨方式。

宋明理学的性说

北宋王安石承继唐代韩愈彰显孟子、肯定孟子的性善说,与程颢、程颐开创的道学派学者具有共同的性论基础。与王安石、程颢强调伦理意义上的善恶只是已发阶段的概念不同,南宋朱熹依据张载的心统性情与程颐的性即理,建立性情二层构架。同时,《大学》“身有所忿懥”的身、心理解反映了道学家不同的思想特色。有关性本善与无善无恶、尊德性与道问学的争论,反映了理学家不同的思想重点。尤其是尊德性与道问学对立的思想史叙事不断地再生产,直至今天仍保持着生命力。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可为代表,这样的叙事非常稳妥,但也因此需要保持警惕。一方面这样的叙事容易忽略不同学者思想的丰富性,另一方面即使强调“朱陆和会”的学者也不可避免地局限在朱陆对立的理论前提。

朱子人性“恶”的思想逻辑与管理警示

耙梳《朱子语录》《四书集注》等传统古籍文本,不难发觉有必要厘清朱子人性“恶”思想的理论源流及其内在逻辑。对于由何而产生人性之“恶”,在朱子看来,一念之差时,人心极易朝着人欲放纵,而产生“恶”,此为“恶”之发动机制;而且,禀气使至善的天理落实到人身上时,为人欲所蒙蔽,不能充分地展现而产生“恶”,此为“恶”之影响因素,但禀气不必然导致恶的产生;另外,“欲”是“恶”牵引机制,但“欲”也并不绝对导致“恶”,“欲”不等于“人欲”,“人欲”是做坏的“欲”,这“人欲”便是“恶”。深入分析可知,朱子哲学的人性论对人性“恶”的形成机制有过细致剖析,结合现代管理学来看,它有助于从源头上对治理管理活动中的一些难题,进而促成管理效果的提升。

周敦颐的善恶观

周敦颐的思想以《周易》为根基,兼容道家和佛家。他的善恶观以诚为本、以善为根、以“中”为目标并以成圣为旨归,倡导“主静”和“立人极”的思想道德学说,并涉及生成论、本体论、动静观与工夫论4个方面,具有自我超越意识。就存在状态而言,无论是由五性感动而分之“善”“恶”,还是诚幾之“善”“恶”,皆遵循“无极而太极”的宇宙存在模式,并且隐含佛家的“不二”思想和“不住于相”的思想,以及《周易》的“尚中”思想和“迁善改过”思想。

王阳明“无善无恶心之体”思想重释

历来对于王阳明四句教首句“无善无恶心之体”中的“无善无恶”,学界多以至善无恶与无执著性解之。两种解释路向固然在阳明学中渊源有自,但也蕴含张力,不好统一。良知心体作为善的根据和来源,被强化为至善无恶之善,这与先前儒家所论尚无实质区别。但考诸阳明的说法,他以“无善无恶”说心之体,还表达了两层“无”的意义:其一是未发之中义,指良知心体未显发时不显露自身之为善的内容和标准;其二是自然知觉义,指良知心体遇事是非善恶自然知之、自然觉之的发用特性。阳明以“明莹无滞”,也即无执著性统称这两层含义,是其在佛道之学的影响下创造性诠释的结果。从今天的角度,可以看得比较清楚,良知心体未发之中、自然知觉二义,分别指的是隐默之知与当下呈现。

孟子性善论域内人性论争的再思考——兼论人性善恶与儒家德治及法家法治的关联

人性问题是中国哲学史中的核心议题。哲学史上的人性论主要归结为五种:性无善恶、性善、性恶、性善恶混、性三品,但各自均存在一些问题或困境。其中,孟子的性善论是一种更全面、更深入的人性观,它内含着性本善与性向善两个面向。孟子的性善论不仅能回应性善论自身面临的困境及问题,还兼顾、会通了其他人性论并弥补其不足,且为人的生存提供精神支撑与价值指引。儒家德治与法家法治作为两种不同的治国理念,其治理依据与结果完全不同。前者以人性善为依据,主张明德慎罚,表现出对人的地位和价值的尊重;后者以人性恶为依据,主张严刑峻法。

荀子思想中的友善价值观蕴含初探

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具有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是对传统友善价值观的传承与创造性发展。不同于孔孟从人性善进路来探讨传统友善价值观的蕴含,荀子另辟蹊径从人性恶的角度探讨了他对儒家传统友善价值观的理解。他的性恶论思想让我们看到了非友善行为的人性根源所在,即人的“生而好利”;他对“人生不能无群”的强调,深刻揭示了友善型人际关系之所以重要的根本原因;他对“礼者,人道之极也”的探讨,也为我们描绘了友善型人际关系如何得到规范和固化的途径。重温荀子思想的友善价值观蕴含,有效拓宽了我们理解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思想视野。

思政教育视角下高校大学生网络信息安全教育实效性研究

基于思政教育视角探讨高校大学生网络信息安全教育的实效性。结果显示,高校大学生网络信息安全教育均值高于理论中值,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主要体现在辨别善恶能力、价值判断能力、网络安全意识、网络法制意识、网上交友现象和网络游戏情况上,但在网上交友现象方面的教育还有待提升。高校大学生网络信息安全教育及其网络法制意识、价值判断能力及网络游戏情况维度在学生专业上存在显著性差异,高校大学生网络信息安全教育的辨别善恶能力、网上交友现象、网络法制意识、价值判断能力及网络游戏情况维度在学生年级上存在显著性差异。为此,高校应加强网络信息安全教育在思政教育中的地位,提高大学生的网络信息安全意识,加大对网络信息安全教育的投入力度,积极营造绿色网络环境。

莫高窟第161窟中心佛坛上塑像及相关问题考

莫高窟第161窟中心佛坛上南、北两侧现各存一身塑像,头部与两臂皆已毁坏,与常见作为胁侍的弟子、菩萨造像的着装明显不同,以前普遍认为是着吐蕃服装的供养人或胁侍菩萨。研究发现,这两身塑像并非吐蕃世俗人服装,而是童子着装,由此推断其为着童子装的善、恶童子,进而认为坛上的主尊应为两臂或多臂观音。此窟由观音统领万菩萨,具有万菩萨堂性质。该窟窟主应为张议潮,与第156窟同期营建,具有护国及窟主为其父母荐亡祈福的性质。

善恶之辩——比较与发展的视角

善恶之辩一直是常说常新的话题。“无善无恶”说、“白纸白板”说、“有善有恶”说、“善恶兼备”说等古今之论都有其独特的生成背景和价值旨归。从本质上讲,人性是善与恶的矛盾统一体。善是人性的主流,恶是人性的副本。趋利避害、去恶存善是人的本性。善与恶是哲学的、伦理的、道德的、历史的和社会的价值观范畴,善恶之分野是辩证的、可以有条件地相互转化。人类需要推己及人,推己及物,在追求大同至善的同时,做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万物和谐共生。

阳明学中的道家思想

阳明学推崇“良知”,为一集大成之学问形态,当中集结了历代前贤之文化智慧;其良知学系以孟子为本,同时加入了不少其他文化见解,包括佛学、道家等。在道家方面,阳明尝言:圣人用心如镜而求之当下!此似庄子,而与《论语》要计划未来之要求,相去较远。阳明又有“成色分两”之论,亦似郭象“小大逍遥”之意趣,阳明不在乎分两之大小,而在乎足色。在佛家方面,阳明尝言:“昭昭之天即广大之天。”此隐喻“部分即全体”,而与华严宗“六相圆融”之说相似,所谓椽之部分即于舍之全部。诸如此类,在阳明文献之中可说俯拾即是,可见除了儒家思想,阳明亦深受道家、佛家之影响,其中道家部分值得深入阐释。

传统文化的民间故乡:沂源故事的教科书寓意

各种故事在民间生发和流传,属于常见现象。有些甚至会成为人们学习和考究如何做事的教科书。事理讲述一旦暗含传统文化的内容,难免还会透视出传统文化并非只以文字记载的方式卧躺在历史典籍里,而是还会以民间为故乡,即生发且长成于民间。选用一例前往山东省沂源县寻访得来的、此前不曾见于任何文献的故事,展开分析,更能透视出传统儒家文化和道教文化以民间为故乡的原生态样貌。故事以见义勇为和人性善恶作为主要的叙事内容。久经流传,具有丰富的教科书寓意,一则教人知恩图报,二则宣扬善有善报和恶有恶报,背后则挺立着儒家和道教保存纷争的携手并进。凡此种种,在传统文化复兴的层面上,会对民众通过古籍体认传统产生自下而上的接迎效应。

“顺本体是善,逆本体是恶”:王阳明善恶观辨证

关于善恶,王阳明有着明确的界定:“顺本体是善,逆本体是恶。”其意在于,意念活动随顺心之本体,即是“善”;意念活动违逆心之本体,则为“恶”。由此,“善恶只是一物”与“善恶终不可混”两种看似矛盾的说法就能得以和会:“意之所在便是物”,善恶皆是就意念活动而言,故“善恶只是一物”;“有善有恶意之动”,意念活动于本体有顺逆的分判,故“善恶终不可混”。前者是要反对善恶实在主义,后者则批评了善恶相对主义。而王阳明关于善恶的界定,也涉及如何理解程颢的“善恶皆天理”:一方面,本心发动而有意念,意念发动而有善恶,善恶的分化实为本心流行的天然理则;另一方面,善恶是就心之本体的顺逆而言,而心之本体即是天理,故善恶皆是基于天理而得以界定。因此,“善恶皆天理”并不是说善恶皆根源于本体意义上的天理,而是说对善恶的界定不能离于天理。实则,如何超越对待之善恶以回归绝待之至善,方是王阳明善恶观的旨趣所在。

“思无邪”与“诗”之“体”“用”——再论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

春秋时代“诗”之兴盛与“礼坏乐崩”相伴相随。孔子对“诗”进行了哲学变革,“思无邪”与“仁”相互发明,是对道德生命的安顿,此为“诗”之“体”。“雅言”“礼后”“乐正”是孔子诗学的思想展开,此为“诗”之“用”。其中,“修辞立其诚”为“雅言”之确解;“礼后”指向“人而不仁如礼何”;“乐正”即“尽善尽美”、“乐”中涵“仁”。孔子诗学之“体”“用”,是从诗学理路对“仁”的体证与推阐,此即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

程颐人性论研究

程颐言“性”有着“本体”与“工夫”上的双重维度:在“本体”层面言“性”,其主要关注的是人之善恶本原的认识问题;在“工夫”层面言“性”,其关注的则是人之如何成圣的实践问题。从“本体”高度言“性”,将“理性命”与“心性情”问题并重,主张“尽心”是“尽性”的前提,强调“穷理”与“尽性”的统一,在“工夫”上重视“存养”,是程颐人性论的最大特色。而其人性论之所以能够成为北宋中晚期诸儒言“性”之巅峰,离不开其对先秦儒家人性论的系统化总结,更离不开其对汉唐北宋诸儒言“性”成果之消化与吸收。从实质上来说,程颐的人性论既是对孟子、韩愈、李翱、程颢等人言性观点之继承与超越,又是对荀、扬之批判,更是对《中庸》与《易传》言“性”思想之综合发展。

中国儒学人性论的统合与创新发展

孟子性善论与荀子性恶论是中国儒学两种主要的人性论,且传统中以性善论为主流,除此之外还有扬雄的善恶混、董仲舒的性三品等诸说莫衷一是。随着阳明学之弊的出现,以及阳明后学在惩忿窒欲中遇到欲恶难以根除的困难,加上传入的西方宗教性恶论的刺激,儒者对性恶论的重视随之渐显,儒学性善论亦面临挑战。在此影响下,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方以智正视恶,以“正”“余”论为基础,开创性地将《周易》的飞伏引入人性论,突出性善论与性恶论彼此包含的柔性,建构出一种有别于传统的相对的、动态的人性论,并由此统合中国儒学的主流人性论。此外,方以智还以“无善恶”与“有善恶”的交轮,来有效救治重视超越之“无善恶”的龙溪学流弊。通过善的统摄与反统,恶既受到善的统摄,龙溪学的“无善恶”亦受到善的反统,从而在正视恶时,更有利于防范性恶论的风险。总之,方以智的人性论既能有效应对儒学内部出现的恶欲难除与无善之弊,在重视恶的现实性时,亦能形成整体导向性善的合力,维护儒学主流的性善论。

古代早期日本人的伦理意识

在日本原始宗教信仰中,蕴含着日本人最初的伦理意识,它从本质上决定了日本人的道德准绳和社会关系的基本规范。崇生畏灵的此岸意识体现了日本人现世主义的伦理观;“清明心”的道德决定了日本人以“诚”为本的道德意识和具有审美主义和心情主义色彩的伦理意识;神圣化的性意识导致了日本人在性观念上的宽松态度;对罪的无责任意识塑造了日本人的“耻感”文化;集团的功利主义造就了日本人的忠诚意识;上下等级尊卑的意识贯穿日本整个历史,至今仍体现在日本人的接人待物中。探讨古代早期日本人的伦理意识,对于从历史的角度整体把握日本人的伦理观念有着重要意义。

阳明心学对荀子学说的融摄

由于程朱理学对荀子的批判,导致荀子在宋明两季的地位一落千丈,然而阳明心学却对荀子学说持有较为宽和的态度与同情之理解。就荀子最受诟病的性恶论而言,如何处理孟荀人性论之间的巨大张力,是阳明心学绕不开的问题。其处理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以胡直为代表,坚定不移地坚持孟子性善论,以性善论重新解读荀子的学说;二是以王阳明为代表,溢出孟子性善论的范畴,创立了独特的人性学说,以性之本体与性之发用的分析模式,安置孟子的性善论与荀子的性恶论。两种处理方法都体现出阳明心学对荀子学说的宽和与包容,但王阳明以性之发用的说法指称荀子的人性概念更加恰当、准确。

新历史主义小说的人性取向

新历史主义小说钟情于人性的哲学思考。新历史主义小说的人性表达有多种观点,既有人性本善论,也有人性本恶论,还有对人性的自由与撕裂矛盾的呈现。人性的深入挖掘,有助于对人物的独特性有更全面的了解,但是也存在着人物的社会及历史内涵被大幅度削弱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