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中公序良俗原则之适用

公序良俗原则在行政诉讼中的适用边界具有模糊性。通过NVivo质性分析可得出,近年来在行政诉讼中适用公序良俗原则的案件数量增加,案件类型的范围显著扩张。对法院、原告与被告就该原则的判断标准或描述性方式及其裁判文书中位置梳理可得出,不同法官对公序良俗原则的判断标准不同,当事人对该原则也有不同的理解。公序良俗原则判断标准的不确定性成因,一是法院对该原则的论述理由不具有说服力,应适当考虑行政诉讼当事人的描述性方式,并对此予以适当回应;二是法官缺乏将原则具体化的思维工具,宜通过“比附”和“还原”方式厘清公序良俗原则的适用边界,进而搭建起适用公序良俗原则及其新规则的路径。

公序良俗在情人遗赠纠纷中的适用——基于私法与基本权利冲突理论的二元视角

遗赠是否违背公序良俗应以遗赠本身为审查对象,而不能以遗赠以外之事实为断。同时,情人遗赠行为是否违背公序良俗,尤应考察当事人一方遗赠的动机是否是将性奉献与经济上的对待给付联结起来,抑或是存在其他更值得尊重的动机。但在私法视角下,情人遗赠的效力,总是呈现出完全有效或完全无效的形态。而在基本权利冲突与权衡的视角下,各基本权利相互较量各自在具体个案中的分量,此种权衡和较量之结果体现在法律行为效力上,即既非完全有效亦非完全无效,而是在两者间存在多种可能性,因而更能适应个案中的具体情况,也更具灵活性。

遗赠、婚外同居与公序良俗

《民法典》继承制度延续了《继承法》,最终并未采纳特留份制度。自比较法角度看,《民法典》继承制度的重要特色在于注重扶养或需要,避免不加限制的“不劳而获”。在向婚外同居者遗赠情形中,生存配偶非基于扶养或需要而主张违反遗嘱意思的继承,不符合我国继承制度缓解“不劳而获”思想的特点,可不予支持。向婚外同居者遗赠的法律行为,若不涉及金钱和婚外同居的交换——如与婚外同居者订立遗赠扶养协议,则不应以违反公序良俗为由认定其无效。婚外同居者违反夫妻忠实义务可在夫妻关系的法律规定中寻求解决之道。

考虑退货的供应链订货策略偏好研究

为了研究允许顾客退货时,回购和补货两种订货策略下的供应链决策问题,构建由制造商、零售商和顾客组成的三级供应链;分析顾客退货行为增加库存风险的情况下,回购策略和补货策略对供应链各方利润的影响;以最大化自身利润为目标,研究供应链上下游成员在两种策略中的最佳选择,得出不同主体的订货策略偏好。通过数值算例验证理论推导的结果。研究表明,当退货率大于某个阈值时,供应链偏好补货策略,否则,偏好回购策略;给定退货率和回购价格,当收益共享系数超过某个阈值时,零售商偏好补货策略,否则,偏好回购策略;为使零售商和制造商偏好相同的订货策略,需要关注退货率并给出合适的收益共享系数。

《民法典》优良家风条款的法功能预期及司法实现

《民法典》优良家风条款以“家庭”为主体,明确了婚姻家庭“全方位人格”的公序良俗边界,补强了婚姻家庭法入典后的社会化表达。其可作为裁判依据和说理依据,借由司法审判的过程发挥倡导性规范的教化作用。援引优良家风条款审结的案件涵盖了正向解读和逆向解读,能够制衡婚姻家庭关系的财产法化倾向,较少出现司法裁判的异化。然而,优良家风条款的司法适用也存在泛化援引和说理不足等问题。司法机关需要明确不同情形下优良家风条款的援引规则,充分运用法律解释方法进行释法说理,并在此过程中平衡婚姻家庭秩序与个人权利保障,把握心证过程的扩张与谦抑,以此实现优良家风条款德法相融的法功能预期。

交易习惯的具体认定与细化适用——以《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第2条为中心

《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第2条就交易习惯的认定及举证责任问题作出规定,既保持了法律适用上的连续性、稳定性,同时又根据实际情况对有关内容作了调整,以更加符合审判实践的需要。就交易习惯的具体适用,需要厘清该条与《民法典》第10条关于法源意义上的习惯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就适用效力而言,既要依据《民法典》的具体规定来确定其是否优先适用的问题,又要按照体系化适用的方法把握好一般规定意义上的交易习惯与特别规定意义上的交易习惯的关系。对于交易习惯的举证责任与法源意义上的习惯有大同但存小异,在适用时也要对其是否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序良俗进行审查。

浅谈虐待动物入刑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近年来,虐待动物案件频发,手段较之以往呈现出了新的特征,对公序良俗的威胁呈扩大趋势。在此背景下,从刑法立法标准出发,论证了虐待动物入刑具有必要性,其包括虐待动物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现行的法律不能够合理且有效地抑制虐待动物行为、虐待动物入刑并不会限制公民自由、对于虐待动物的行为能够进行客观的认定和公平的处理、虐待动物入刑能够实现刑罚的目的五个方面。在此基础之上,从刑法社会学角度、虐待动物入刑与我国刑法体系相融并且符合国际基本立法趋势三个方面论述了虐待动物入刑的可行性。

论精神控制行为的侵权法规制

近年来,精神控制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从先行行为与交往安全义务理论的视角看,精神控制行为具有违法性,是类型性侵权行为,故在损害后果要件中应对纯粹性精神损害予以认可。从相当因果关系理论的视角看,精神控制行为与纯粹精神损害及生命健康等人身损害具有因果关系,故在行为人具有故意或过失的主观过错且不具有免责事由之际,行为人实施精神控制侵害他人权益构成侵权,需承担侵权责任。总之,精神世界并非法外空间,行为人实施精神控制,因故意或过失造成受害人损害,行为人应承担侵权责任。

民法典视域下夫妻忠诚协议效力探析

忠诚协议为夫妻间自主签订的协议,其具有契约性、人身性和财产性。夫妻之间自主签订的忠诚协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的争议很大,各地法院判决不一,存在“有效说”“无效说”和“部分有效说”等观点。从尊重当事人意愿的角度,原则上应当承认夫妻忠诚协议的效力,并从法律层面去规范其生效要件,即其主体是否具有行为能力、意思表示是否真实一致和意思内容是否具体明确。同时,协议内容也不能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RMFS”拣选系统的订单分批优化

在全球零售额和当天交货量不断增长的时代,实现订单的快速交付和优质分批是影响移动机器人履行系统(Robotic Mobile Fulfillment Systems,RMFS)拣选效率的关键因素.为构造高质量订单分配批次、提升RMFS系统拣选效率,提出融合大邻域搜索的改进差分进化算法(LNS_DE),引入大邻域搜索的破坏与修复思想及一批基于随机、基于最大代价贡献和基于集中批次的移除算子以及新的插入算子组件,以最小化订单总延迟时间为目标建立订单分批优化模型,并针对不同订单规模算例进行实验仿真.仿真结果表明,所提出的订单分批优化算法较差分进化算法(DE)相比求解质量更优,性能更稳定、收敛速度更快,尤其当订单数量增大时,LNS_DE算法解的平均值优化比例不断扩大,这为提高RMFS系统拣选效率,实现订单快速响应提供有效决策指导.

民法典时代破解彩礼纠纷的新思路

彩礼纠纷的解决关涉乡村治理的质效和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拓展。近年来,针对因彩礼引发的纠纷不断增多的现象,中央陆续出台文件,要求破除农村婚姻陋习。当前,全国四级法院对彩礼纠纷作出的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意见,均存在过于原则、规范冲突以及规范欠缺等不足,难以切实有效地发挥司法引领和教育功能,也无法从根本上破除婚姻陋习。将《民法典》中“适用习惯处理纠纷”和“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规定适用到彩礼纠纷案件中,可以深刻影响此类案件的审理思路和裁判结果,对彩礼纠纷的预防和解决起到重要推进作用,进而从根本上破除婚姻陋习,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

从“善秩”到“善治”:新时代“三治融合”视域下乡村治理优化路径

传统意义上单一的自治、德治和法治追求的都是善秩,在治理成本、稳定性、治理效能方面各有优劣。新时代乡村治理面临着传统乡村治理巨大变迁、现代乡村治理体系亟需完善、乡村治理结构有待整体优化等现实问题,乡村秩序亟待重构。从“善秩”到“善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构建多元主体合作共治、多元规则良性发展、多元载体融合共生的“三治融合”治理体系是乡村治理走向善治的新路径。

《民法典》优良家风条款规范效力实现路径研究

《民法典》优良家风条款的规范功能不应局限于道德劝喻的法律化,应重点关注家风条款入典的法功能预期,体系化构建《民法典》相关条款适用逻辑。当下司法实践存在经验性架构监护人责任与“失管失教”因果关系、形式化认定家庭暴力构成要件等裁判惯性,新增制度规范适用界限模糊、新型家庭纠纷制度供给不足等现实问题。就具体制度适用而言,应类型化探索优良家风条款规范性质转化机制,考察监护职责、扶助、赡养等法定义务履行程度,细化类案裁判路径;转介公序良俗原则,理性判断夫妻忠诚协议、离婚财产分割协议、生育协议等身份关系法律行为之效力;协调冠姓权、生育权、隔代探望权等新型家庭纠纷,树立优良家风法治理念;合理分配家庭暴力证明责任,明晰离婚冷静期等新增制度适用界限,以期实现新时代“优良家风”于法治国家的价值融入与司法适用。

性恶论与政治秩序——对荀子人性论的分析与重释

荀子的人性论以主张性恶著称。但这种性恶论是否真的如其所称的那样完全真实?其逻辑是否自洽?从荀子的诸多论述验之以人的知、情、欲三个部分,却明显透露出并非如此。对人性既然可以“化性起为”,就要有化的动力和根据。这些根据和动力也正是荀子承认的人普遍具有的道德辨知和同情的能力。这些能力在人性中可视作善端而存在。被荀子视为性恶的欲望,主要指过度和不加节制的欲望,而非一般的生欲。那么,荀子为什么还要极力主张一种性恶论呢?这与他对一般政治秩序的捍卫紧密相关。这种对“明分使群”的捍卫正是荀子对传统道德和政治哲学的一个特别有意义的贡献。但在特殊政治秩序方面,它和西方近代以来对人性估计不高的政治理论的主要趋势还是迥异的。

优良秩序的重构——王阳明政治哲学研究

在对优良秩序的理论建构中,孟子尽管视人的类本质为善的根源,却没能坚持纯粹先验的立场,结果难免使善沦为强权的意志。通过把善的根源追溯到纯粹主体,王阳明将善转化为真理在主体精神世界的自然呈现,从而让优良的公共生活变得可欲。朱熹将对善的讨论由事物升至理念层面,却为经验之恶提供了先验依据。借助“心即理”的本体论革命,王阳明让经验之恶重归偶然,这就使优良的公共生活成为可能。尽管王阳明还为优良秩序设立了“与物同体”的理论范型和“克己”“亲民”的实践遵循,但他对人的道德价值的不平等估价使其最终无法突破君主专制的藩篱。

试论埃里克·沃格林的“政治宗教”理论

《政治宗教》是沃格林学术生涯早期的代表作,通过“政治宗教”的理论视角考察了纳粹德国的历史根源、符号特征与世俗宗教本质。学术界围绕“政治宗教”的理论内涵与学术价值展开了大量的争论。然而,若要恰当地评估“政治宗教”则需要澄清该理论所遵循的理论基础及其所体现的特征与性质。首先,“政治宗教”的特征体现在其“符号—经验”的分析模式中;其次,该理论是沃格林探究纳粹德国政治危机的新视角,也是沃格林“精神政治学”的理论雏形。在明确“政治宗教”的特征与性质之后,进而可以恰当地阐明该研究对当今学界诊断社会政治危机与探索良善秩序的启迪意义。

公序良俗原则在婚外同居赠与合同中的适用

《民法典》在合同效力领域不再单独规定无效事由,违背公序良俗法律行为直接归于无效。通过对351件婚外同居赠与判决研究发现,通常因违背此原则合同被整体判定无效,而类案民事裁判理由书写部分存在界定模糊、说理不足等问题,并将公序良俗原则范化为社会一般道德评价,缺乏分类评价体系。基于此,应当在适用公序良俗原则裁判时把握其本质内涵,遵循消极适用原则,并在适用时针对案件事实性质严格区分,对法律行为合俗性进行单独考察。

论美国冒犯性商标的注册边界——以“Redskins”商标争议案为视角

确定冒犯性商标的注册边界是世界范围内商标法领域需要面对的普遍性问题。传统上,世界各地基于本土性价值理念确定“公序良俗”的具体内涵,并以其为基准,检视标志是否具有冒犯性和能否予以核准注册。以《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的表达自由权利为核心,美国联邦层面的司法实践突破了传统的冒犯性商标注册边界,也催生了以市场检视为核心的新观念,即放任冒犯性商标注册、依托市场和消费者的选择淘汰不被接受的冒犯性商标。然而,市场检视理论存在明显缺陷,表达自由本身也存在限制。与美国比较,我国的实践模式过多强调对“不良影响”的解释和“公序良俗”内涵的确定。设定传统冒犯性商标的注册边界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但有必要重新思考市场对于冒犯性商标的调节功能及其局限性,以及商标注册层面表达自由的本土化空间。

作为正义的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哲学境界

在西方政治哲学史上,民主与正义一直处于复杂的关系中。无论是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对“最佳政体”的困惑,还是霍布斯与卢梭对“主权者”之公共性的争议,抑或罗尔斯的“产权民主”之实效性问题,都已说明民主与正义的和解在原有的框架内已很难更进一步。建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则可能为这一历史难题提供新解。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正义内涵在于: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国家权力即人民权力。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正义结构中,人民作为“真正普遍的等级”是权利的阶级基础;“全过程”则实现了“人民的自我规定”,彰显了制度的实践效力;人民当家作主是良序社会的政治伦理标准,它坚守了“形式的原则就是物质的原则”。个体与共同体的统一、权利与善的统一、自由与平等的统一共同构成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正义价值。

意思瑕疵定位下显失公平制度的动态体系论适用

由于显失公平的主客观要件均存在一定的概括性与弹性,以动态体系论弹性评价显失公平要件的充足度有其合理性。显失公平的内在原理不是公序良俗,而是公平原则与意思自治原理;公平原则提供制度渊源上的依据并正当化其客观要件,意思自治原理支撑其主观要件。以“动态体系论”弹性评价显失公平要件的充足度,当侵扰对方意志自由的程度很高时,结果失衡的充足度可适当降低,这是因为显失公平的支撑原理以意思自治原理为主导,公平原则为补充。为降低主观要件的证明难度,可适当采取表面证据规则,在一方当事人处于危困状态等不利情势而结果显著失衡时,推定对方有对此加以利用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