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高水平法治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新质生产力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数据与算法、算力作为质优的创新型要素,优化其配置成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一环。在优化要素配置过程中,数据流通、算法开发与算力协同都离不开法治的支撑,同时,整体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也需要法治的保障。从实践出发,良法善治在消除和打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痛点方面能发挥积极作用,以促进新型生产关系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为此,需在法治框架下健全数据基础制度,推动数据要素有序开放流通,完善人工智能算法治理体系和算力协同机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质优生态。

第三国“非交战状态”的法律性质——从俄乌冲突说起

在俄乌冲突中,除了俄乌两国之外,还有大量的第三国以某种方式卷入其中,这些方式包括向交战国提供各类军事援助。部分第三国声称自己处于“非交战状态”。传统立法中不存在“非交战状态”,这一概念产生于一战后的国家实践,与有关战争的国际法规则的变化密切相关。梳理有关国家实践后可以发现,“非交战状态”并不为实在国际法所接受,而只是一种委婉的说法,涵盖了各种违反中立法的行为。声称处于“非交战状态”的国家实际上是违反中立义务的中立国。中立法在现代国际法体系中处于边缘地位为“非交战状态”之说的流行提供了契机。有必要在当今的国际法体系中思考如何重新编纂中立法,以适应时代的发展。

伊拉克战争对国际法治的冲击和影响

美英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对国际社会提出了一系列值得认真思考的国际法问题。本文着重探讨这场战争对国际法基础的冲击以及违反联合国宪章规定非法使用武力问题 ,探讨在国际武装冲突中实施国际人道法面临的困境。在此基础上 ,作者提出了加强国际法治的若干建议。

多元化的公共图书馆办馆主体更符合中国国情——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的体会

长期的单一办馆主体理念,制约了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造成了公共文化阅读城乡不平等现象的实际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第四条明确了公共图书馆办馆主体的多元化。公共图书馆办馆主体多元化体制更符合中国国情,适应基层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需要,有利于实现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平等化目标的实现,能从根本上保证所有社会成员公共阅读的需求。正确理解公共图书馆建设主体多元化理念,落实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图书馆建设的多种保障性制度和政策设计,有助于促进公共图书馆事业跨越式发展。

论武警法学的建构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是我国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武警理论研究、武警立法发展和武警执法实践都要求制定一部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法。武警法是适用于武警部队的专门法,具有特殊性、专业性、独立性、分散性、交叉性的特点。武警法学具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理论价值和科学体系,应该建构独立的武警法律学科,这是必然的发展趋势。

“网络武装冲突”的国际法阐释

网络自诞生以来便没有逃离主权国家相互博弈的束缚,诸多国家层面的网络攻击已经就此给出实证。与"网络战争"一词相比,"网络武装冲突"概念是对国家层面的网络对抗更精确严谨的描述。在深化"网络武装冲突"概念的内涵时,还需要考虑三个理论平衡,即在网络与主权之间、传统武装冲突理论与现实网络实践之间、军事需要与人道保护之间寻求平衡。在现实操作中亦有三方面需要关注:在主体方面应关注匿名性问题,将主体界定问题转化为证明责任问题;在行为方面,更谨慎的界定网络攻击构成"使用武力"的条件,将"结果"取向作为主要标准;在客体方面,则需要构建制度化的"网络空间利益"客体理论。

政府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体育公共服务治理研究

运用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法,对政府治理现代化背景下体育公共服务治理问题进行研究。认为,政府治理现代化的表现多种多样,可归纳为民主化、分权化、法治化和科学化。过去的体育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单一、体育公共产品质量与数量不尽如人意、供非所需与供给不足、供给不均衡等问题长期存在,在政府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体育公共服务治理也必须向现代化推进。体育公共服务治理应坚持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坚持主体应多元化和结构应网络化,坚持法治化和科学化,坚持以制度执行力为保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体育权利。

论中国古代的反政府武装及其相关问题

我们通常所说的“农民起义”的领导人并不都是农民,但是只要具有政治目的,实际上就是来自社会下层的反政府武装,而皇亲国戚的叛乱和藩镇军阀的割据则是来自社会上层的反政府武装。至于那些没有政治目的土匪、强盗、邪教、帮派、会党等黑社会势力则是反社会武装。反政府武装和反社会武装都会给社会带来动乱,然而民众却往往对他们寄予同情,那是因为民众对政府不满而又不能用合法的方法去更换它。反政府武装的结局与原则只有一个——成则为王,败则为寇。反政府武装和政府的斗争不是阶级斗争,但是却推动了改朝换代,也是造成古代社会动乱不已的原因。研究反政府武装的目的是为了设计出理性明智的政治制度,建设和谐安定的社会。

《人民武装警察法》若干问题评析

2009年4月,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初次审议并向社会公布了《人民武装警察法(草案)》。同年8月27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了该法。《人民武装警察法》的颁布施行,对于武警部队法制建设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但是,不可否认,《人民武装警察法》并非尽善尽美,仍然存在着进一步需要完善之处。就其中的立法依据、调整范围、与其他法律规范的衔接、授权立法以及法律责任的设定等问题加以评析。

试论制定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武警部队是党领导下担任保卫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稳定任务的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打击犯罪、保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维护社会稳定是武警部队的根本职责。为适应国家和军队法制建设发展的需要,结合武警部队的领导体制和职能任务,制定一部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通过国内相关法律的指引,借鉴国外相关的立法经验,运用不断完善的立法技术,加强立法规范,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法的制定具有极大的可行性。

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建设研究

基于我国城乡分治、二元经济的国情,我国农村医疗保障体系的建设要与农村的经济水平相适应,只有通过政府职能的转换和市场机制的运作,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培育和扩大农村市场,才能培育起多元化的农村医疗保障体系;只有通过市场优化配置农村医疗资源,才能缓解因病致贫现象。

宋代茶寇与茶商武装

宋代茶叶产量和贸易空前发展,茶叶经济在国家财政乃至政治军事上具有重要地位,官府通过榷茶和卖引等茶法以及打击走私来实施专卖,保证了政府的茶利来源。但官府对茶农和茶商的深重剥削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私贩情况屡禁不止,茶寇作乱频发,各地大小规模的茶商自卫武力兴起。茶商武力成为南宋社会一股可观的力量,也在抗金报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军事法概念新论

治军之法不独有军事法,宪法和一般法律也是依法治军的重要依据,但军事法无疑是治军更为直接的法律依据。弄清军事法的概念这一基础性问题,对军事法的学科发展和依法治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目前,我国学者对军事法的概念尚未形成一致的认识,而正确认识军事法的实质和正确区分"军事"与"国防"这两个概念,对理解军事法是调整武装力量内部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这一认识,是最为关键的。

护法时期南方中间势力的政治角逐——以程璧光与军政府为中心

中间势力对政局作用的重要,往往突显于对峙双方势均力敌时。护法军政府内部的最高权力之争,左右着各派的关系离合和势力消长。对此,学界已注意到桂系和滇系实力派与孙中山的两极冲突,而在其背后,貌似调和的中间势力的暗中角逐,也对未来政局的走向不无影响。程璧光等人对军政府总裁的隐相谋取,就提供了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它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南方中间势力在民初政治失重、制度转型时期的复杂心态和政治诉求,以及护法各派的力量态势和各方对政局发展方向的合力作用。

依法治军战略融入军队院校思政课教学探析

将依法治军战略有机融入军队院校思政课教学,是及时推进党的二十大精神进课堂的重要举措,有助于增强军校学员对习近平强军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高度认同,进一步铸牢听党指挥、看齐追随的思想根基。在教学过程中,要深刻领会依法治军战略的思想意蕴,准确把握其科学价值,紧扣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教育教学目标,厘清融入的重点难点,构建立体融入模式,确保党的创新理论“三进入”工作能够扎实有效地推进。

行政检察监督构建的三阶视域:本体、关键及体系

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改革目标,探索对行政行为的检察监督已具备坚实的现实基础。要达成行政检察监督的现实构建,应择取串联本体、关键及体系于一线的三阶视域为分析进路。一阶起于对权力本体的考察:检察监督权的行使是人大制度框架下实现法律监督之宪制目标的特殊安排,但历史与规范并未给予当前行政检察监督足够的支撑。二阶承于对关键问题的梳理:须在监督职权的法律依据、职权程序与明确派驻机构的法定职权等方面重点把握。三阶合于对法权体系的安排:需系统修改检察院组织法并制定附属规范,延伸"两法衔接"与派驻检察室两项平台,推动行政检察监督的以案释法实践。

刑法修正案(七)中军用标志犯罪立法完善研究

《刑法修正案(七)》对原刑法规定的侵犯军用标志的犯罪进行了修正,但其规定还存在一些立法疏漏和缺陷,有必要予以改进。《刑法修正案(七)》中的罪名应立法化,由立法机关确定;增设非法生产、伪造、变造、盗窃、抢劫、抢夺、破坏、侮辱武装部队专用标志的行为和伪造、变造、盗窃、非法提供、使用、非法出租、出借、赠送武装部队制式服装的行为;犯罪对象应包括制式服装的标志服饰、军服专用材料和军服仿制品;刑罚种类应增加剥夺政治权利;增加非法生产、买卖武装部队制式服装罪的情节加重犯的法定刑。

社区矫正实施主体机制的二元建构——以社区矫正法治化建设为基点

《社区矫正法》《社区矫正法实施办法》规定了社区矫正中政府和社会力量的二元实施主体,这是社区矫正工作的制度基础之一。目前,社区矫正工作存在政府权力过大、赋权落地效果不佳等问题,一些地方政府只是将社会力量作为“工具性组织角色”而“选择性赋权”,致使政府与社会力量的协作融合出现了“有形无神”“形神分离”的现象。因此,需要建构政府与社会力量在教育帮扶工作中均衡、对等和融合的共商协作机制,将社区矫正工作重心由监督管理的“技术控制”转向具有人文特质的矫正教育,并将社会力量的赋权实质化,使教育帮扶真正在平衡、平等和运行有效的共商协作机制下运行。

也门多重武装力量的崛起及其治理困境

中东变局以来,也门政府的安全供给能力随政权更迭而下降。由于也门国内脆弱的安全结构以及外部力量的干预,多重武装力量崛起成为也门突出的安全现象。这不仅损害了也门的主权完整,也加剧了也门安全局势的恶化,进而加深了地区局势的动荡和地缘政治关系的复杂化。当前,围绕也门乱局形成了全球、地区和国内三个层次的治理实践。但囿于各层次的治理缺陷以及各层次间缺乏协调,对也门多重武装力量问题的治理陷入了困境。构建多层次综合治理框架,形成全球、地区和政府三个层次之间的有效协同机制,强化政府安全供给能力,有助于破解也门多重武装力量的治理困境,推动也门安全问题的最终解决。

左支右绌：缅甸中立外交的坚守与调适

缅甸的殖民历史使国家安全成为缅甸独立后外交政策中最重要的因素,也使得军方长期掌握缅甸外交政策的决定权。对军方而言,外交的核心目的在于保证缅甸主权独立完整,因而军方赞同并坚守吴努确立的中立、不结盟的外交原则。缅甸的地缘位置决定了其内忧外患的战略环境,限制了其外交政策的腾挪空间。由于不同时期国内外环境的变化,缅甸中立外交原则的具体实践有所调适和妥协。1988—1992年短暂弃用中立政策、"一边倒"向中国后,缅甸一直在努力摆脱对中国的过度依赖,力争实现外交多元化。但是,缅甸长期经济发展落后,国家治理能力低下,当面临严重的外部冲击或内部危机时,往往只能依靠中国提供政治保护和经济支持,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对其外交的中立主义和多元化产生不利影响。民盟政府执政后缅甸的中立和多元化外交依然面临着各种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