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导下的参与式治理——权威与民主关系视角下的村治模式探索

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实行后,村治精英和村民都获得了法律赋予的治理村庄的政治资源,成为决定农村治理成败的重要因素。村治精英是村民选举产生的带头人,主导村庄发展的方向,村民是实施村庄治理的决定力量,在实现村庄治理目标中发挥主体作用。本文通过对村庄治理的动态研究,从精英权威和民主参与关系的视角,探索精英主导与村民参与有机结合的村治模式。

“寡头”还是“乡贤”:返乡精英村治参与反思

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不少返乡精英携带着资金、人力、技术、文化或市场优势,重新进入村庄场域参与村庄的治理。返乡精英参与乡村治理在改变甚至重建乡村经济和社会治理结构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乡村治理出现“寡头化”和“精英俘获”现象。个体理性、市场理性、乡村弱社会、政府支农项目资源输入和各级政府的政策激励成为形塑返乡精英参与乡村治理的驱动力,也因此带来乡村治理的双重效应:一方面,因返乡精英突出的个人才能使其成为“乡贤”,对提升乡村发展和治理水平有多方面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返乡精英“寡头化”也可能导致乡村资源分配不合理,加剧“精英俘获”现象。对于返乡精英参与乡村治理中究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还应结合当前城乡一体化、乡村振兴发展新形势和国家宏观政策制度,方能作出更加客观全面的评价。

北京石家营村村庄改造的蝴蝶榫模式及其启示

文章以北京市顺义区石家营村为案例,采用现场踏勘、座谈会、入户访谈等方法,在调研其村庄改造的背景历程、改造方案及其实施后评估的基础上,归纳提出"蝴蝶榫"村庄改造模式,并从村集体主导的视角剖析了模式实施的关键机制,最后探讨了该模式对村庄规划编制的相关启示。

项目制背景下乡镇政府的能动性分析——以Y镇艺术岛项目的运行过程为例

后税费时代,乡镇政府面临治理能力弱化、治理资金专项化、治理机制技术化和压力型体制强化的挑战,在政权体系中处于较为尴尬的地位。本文通过Y镇艺术岛项目运行过程的个案研究,结合结构/制度和过程/事件两种研究取向,分析乡镇政府在此制度结构下的能动性。现有的体制结构虽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乡镇政府的自主性行为,但也在实际运行过程中释放了乡镇政府能动性的制度空间;乡村社会的本土性资源,尤其是乡贤群体,赋予了乡镇政府能动性的依托;而对乡镇政府行为的监督和规范在引导其能动性的积极面向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乡镇政府的能动性并不全然是负面的,在制度化、规范化的体制下包容和引导乡镇政府的积极能动性,从而激发其发展乡村的潜力,是当今乡村治理与乡镇体制改革努力的方向。

论“乡贤”参与治理模式的三重维度

“乡贤”参与治理是新时代农村基层治理的重要方式和具体实践,“乡贤”社会力量的“介入”有助于提高基层群众和基层行政权力的“黏合度”,缓解基层治理“内卷化”问题,丰富基层治理结构层次。从本质上来说,“乡贤”参与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内含“三个维度”:要素维度、结构维度和时间维度。要素维度强调“乡贤”参与治理模式效用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基础条件和逻辑前提;结构维度强调“乡贤”参与治理模式与当地现实结构的“嵌入”;时间维度强调“乡贤”功能异化、效率损耗、异质性结构要素的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治理模式的动态调适性。“乡贤”参与治理模式具有要素、结构、时间三个内在向度,这三个维度是效用性的前提,它使得“乡贤”参与治理模式具有抽象具体、稳定流变的多元特征。

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下村民主体意识的培育——基于宁夏J县积分制乡村治理模式之考察

乡村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构建需要重点关注村民的主体地位,积极培育村民主体意识。宁夏J县根据所辖乡村社会现实,创制积分制乡村治理模式,主要围绕乡村振兴的“五个方面”,建设“两项载体”,成立“两支队伍”,实现“三个效果”,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下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乡村治理机制。通过“增权赋能”,培育村民权利意识,提高村民自我认同;通过建章立制,规范和引导村民行为,养成村民法治思维;通过共享乡村治理成果,保障村民主体性和乡村治理目标的统一,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中提升村民主体性。J县积分制乡村治理模式的实施增强了乡村治理中村民的主体意识,创设了村民主体意识培育从理念到实践的可行路径,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数字治理促进乡村治理效能提升:关键挑战、逻辑框架和政策优化

以数字治理驱动乡村治理提质增效是促进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加快乡村全面振兴的内在要求。随着国家持续完善政策支持体系、社会资本加速布局、数据要素市场加快发育、数字基础设施和主体素质不断改善,乡村数字治理提质增效迎来重要机遇。虽然我国乡村数字治理在大数据平台应用、用户端APP推广与农民数字参与、“数字化+网格化”治理融合、数字化积分制治理等方面取得明显进展,但仍面临数字技术供需不匹配,数字技术、组织与制度的融合度不高,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合力尚未形成,线上线下治理协同性不足,数字城乡融合发展水平低,数字治理与数字经济的协调性不强,数据要素治理机制不完善等关键挑战。以国家治理效能的一般分析范式为参照,本文提出数字治理“理念—结构—方式—结果—机制”的效能解析框架,界定乡村高效能数字治理集中体现为数字治理理念的人本取向、结构的多元主体协同、方式的科学精准、效果的多维性与可持续、机制的系统完善,并依据新公共治理理论阐释乡村数字治理效能形成的制度、政策、技术和主体作用逻辑。为着力提升乡村数字治理效能,本文提出坚持系统思维、辩证思维和创新思维,着重处理好数字技术供给与需求、工具理性与制度理性、精英引领带动与大众充分参与、线上治理与线下治理、数字乡村治理与智慧城市治理、数字治理与数字经济、数字治理与数据治理之间的关系。

乡村振兴背景下驻村帮扶对乡村连接性社会资本的影响

文章建立了驻村帮扶对乡村连接性社会资本的作用机理分析框架,并基于农村微观调研数据,在构建乡村连接性社会资本测量量表的基础上,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检验了驻村帮扶对乡村连接性社会资本的影响路径与成效。研究发现:①驻村帮扶在提升乡村组织建设水平、经济与产业发展水平、乡村治理水平和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均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显著提高了村民参与度和村民收入满意度。②村民参与行为显著正向影响了乡村连接性社会资本在结构维度和认知维度的增量,但村民的收入满意度感知并未对任何维度的乡村连接性社会资本带来显著影响。③实证检验发现,驻村帮扶政策的实施对乡村连接性社会资本的形成只呈现间接影响作用,即主要通过影响村民的参与行为,来影响乡村连接性社会资本的生成。未来,在开展驻村帮扶过程中要注重从提升乡村社会的组织化程度、构建信任合作互惠的新型乡村社会、推动建立开放型的乡村网络结构等方面发力,为乡村连接性社会资本的培育和增长提供保障。

主动参与还是被动选择:农户村域环境治理参与行为及效果差异分析

基于湖北省的调研数据,分析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行为及行为效果,并运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加以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是否为村干部、家庭总人口、家庭年收入、家庭耕地面积、行为认知、环境状况评价、气候变化感知以及政府激励是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关键因素。受教育年限、环境容忍度、行为认知、环境状况评价以及气候变化感知则对农户环境治理参与行为效果有显著影响。在此基础上,从农户参与环境治理的行为动机出发,并借助Oaxaca-Blinder反事实分解方法,探讨主动参与和被动参与两种行为的效果差异及产生差异的原因。结果显示,禀赋差异和禀赋回报率差异均致使主动参与者的行为效果均值(3.729)显著高于被动参与者的行为效果均值(3.027)。其中,受教育年限、行为认知和气候变化感知的差异是主动参与者和被动参与者行为效果存在差异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