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数字经济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的路径

本文采用2013~2022年我国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建立固定效应模型,从数据要素化、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治理4个维度出发,实证检验了我国数字经济对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在我国东部地区最为明显,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较为不明显。灰色关联度分析表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基础与我国新质生产力水平关联度最强。考察作用机制发现,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治理是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的有效路径。大力发展数字化产业,促进数字技术创新;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提升数字治理能力,缩小新质生产力地区差距,成为推动我国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重要政策启示。

中国竞技体操后备人才培养多元共治的影响因素研究

文章主要采用建构式案例研究方法,以扎根理论编码技术为辅助,对参与竞技体操后备人才培养治理的组织进行多案例分析,构建出竞技体操后备人才培养多元共治影响因素的理论框架。研究发现:竞技体操后备人才培养多元共治的影响因素包括价值认同、资源投入、合作机制、组织能力和制度环境。其中,价值认同是实现竞技体操后备人才培养多元共治的原动力;资源投入和合作机制均对多元共治绩效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组织能力和制度环境通过与其他因素产生交互作用而对竞技体操后备人才培养多元共治绩效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

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内涵与路径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进入了新发展阶段,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被进一步提上日程,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必须彰显中国特色。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本内涵表现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秉持新发展理念、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以立德树人为终极目标。推进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必须确保党在高等教育治理中的核心领导地位,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等教育治理新发展,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高等教育治理体系改革导向,优化高等教育治理的权责配置,以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创新高等教育治理方式。

推动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贯通协同:依据、效力与进路

推动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贯通协同根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权力监督思想,审视于西方权力制约与监督思想的批判扬弃,实践于中国共产党人对百年监督历程的探索。推动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贯通协同对于党走好长期执政条件下解决自身问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之路具有重大的价值意蕴。新时代,各类监督方式、监督环节、监督领域的关联性和交融性显著增强,但监督领域贯通不深、协同不畅的问题依然存在。通过做好顶层设计、畅通监督梗阻、规范工作流程、压实各级责任,进一步推动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贯通协同,释放出更为强大的监督效能。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以金融高质量发展助力中国式现代化

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金融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环节,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是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推动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服务实体经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统筹发展与安全、赢得大国博弈主动权的迫切需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必须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以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持续增强金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不断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

公共安全治理视域下政府运行保障的形态演变与发展方向

推进公共安全治理现代化是风险社会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任务,政府运行保障能力的提升是促进公共安全治理效能实现的必然要求。公共安全治理视域下政府运行保障将保障系统优化视为研究焦点,强调复杂风险形势中机关事务部门在统筹管理、增效服务、保障资源方面与其他主体的交互过程。为了从整体上描摹公共安全治理视域下政府运行保障的全貌,文章构建了制度体系—运行机制—技术手段的分析框架,从过去—现在—未来的历史视角对其形态演变进行分析。这种形态的变化既体现出机关事务管理在历史发展中的自我适应与调节,也标志着公共安全治理模式的升级与转向。在公共安全治理视域下,未来的政府运行保障将在进一步夯实制度基础、明确职能定位、拓宽互动网络、深化驱动机制、推动技术落地以及加强技术赋能中形成更加成熟的制度体系、更加高效的运行机制以及更加有力的技术牵引。

金融支持、政府补助对产教融合型上市公司创新投入的影响

基于2019—2022年我国279家A股上市的产教融合型企业的面板数据,构建计量模型,实证探究金融支持对产教融合型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效应,政府补助在其中的调节作用以及金融支持影响产教融合型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1)金融支持对产教融合型企业创新投入会产生显著的促进效应。(2)政府部门向企业提供的补助越多,产教融合型企业的创新投入也越多,且政府补助可以强化金融支持对产教融合型企业创新投入的正向效应。(3)金融支持能够通过减轻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从而提升产教融合型企业的创新投入。融资约束在金融支持影响产教融合型企业创新投入中发挥全部中介作用。基于此,可以从改善金融环境、加大政府补助力度、重视金融和财政的协同作用等方面着手,持续推动产教融合型企业增加创新投入,全面提升产教融合型企业创新能力。

革命老区政府聚焦高质量发展的话语透视:注意力分配及其变化——基于《政府工作报告》的文本分析

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战略任务。老区政府聚焦高质量发展领域的注意力体现了政府的重视程度,其变迁过程反映了政府关注的内在规律,对提升政府治理效能有重要意义。采用文本分析法,以赣闽粤、陕甘宁、左右江、大别山和川陕五大革命老区《政府工作报告》(2013—2023)为分析文本,探讨老区政府统筹高质量发展进程中的注意力配置。结果表明,革命老区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齐头并进,“五位一体”协调发展并呈现明显的区域特色。在注意力变迁方面,各维度注意力变迁总体平稳、局部曲折,呈现升降分明、稳定变化趋势,而聚焦生态文明维度的注意力分配比重增多,阶段波动。建议老区政府建立注意力分配机制,规避政策出台的时滞性;区别“柔性”与“刚性”注意力,强化政策协同;持续加强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注意力分配,增进布局协调性。

明清之际文化转型中的经世实学——兼谈《虚实之辨:颜元的问题意识及其哲学展开》一书的新探索

17世纪中叶,亦即通常所说的明清之际,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出现了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方以智、李颙、傅山、颜元等一大批极富批判个性的思想家。他们对中国古代后期封建宗法社会君权政治及其思想意识形态进行了总体性的批判与重构,开启了封建文化内部的自我批判与时代转型。颜元实学思想是这一时期思想文化史上的一枝奇葩。

王树楠新疆文化交游及其学术意义初考

1906年王树楠由河北入新疆,1911年再从新疆返京畿,他曾以新疆布政使的身份,聚集起一批调任流放的官员共同推进新疆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大业,为20世纪初的新疆文坛带来了振兴国粹的文化气象,并通过主持编纂《新疆图志》等促进了中华文脉在新疆地区的传承与发展。寓居迪化时期,王树楠与不同身份赴新疆人员有过交往唱和、书信题跋与文物交流活动。在返回京城之后,他与新疆旧友保持了稳定长久的文化联系,其对近代新疆文化事业的重要功绩已为时人所重视。不仅如此,王树楠还与不同国家各类身份赴新疆人员多有诗文交往与文物交流活动,这也为西域学的海外传播提供了条件。

中国乡村治理现代化转型的战略思考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也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基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性,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入审视乡村治理现代化面临的新挑战、新机制和新方向。当前,乡村治理现代化转型面临政府治理和农民主体“双悬浮”造成治理失效、小农经济与小集体经济并存阻碍集体经济规制,由此面临“产业结构-组织形态”锁定和低利润市场空间过度竞争以及科技要素难以嵌入乡村社会经济结构等新挑战,亟须以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转型适配为导向,运用生态新质生产力在比较优势集合、业态容积率与产权非互斥方面的新经济特性,通过多产融合、绿色增长和多元有效治理等新机制,有效规避乡村治理城市化、“反生态化”和重资产投资沉没成本过高三大“成本陷阱”,并科学地化解基层财政风险与村镇集体债务风险叠加、负债压力下乡村基层治理劣化以及乡村生态文明转型特殊风险等非典型治理风险。同时,要在转型中及时创设集体经济监管机构以保障国家安全,以“就地现代化”模式因地制宜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以“人-自然-社会”多元治理结构重构为转型调整方向,最终实现从可持续发展到永续发展的治理现代化境界跃升。

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风险承担与创新投入

本文基于社会资本理论,以2007~2022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探讨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影响创新投入的内在机理,解释了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和管理者风险承担意愿的中介作用,以及公司治理的调节效应,以拓展战略性慈善行为推动企业创新的相关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促进创新投入;管理者风险承担意愿和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均发挥中介作用;CEO二元性、董事会规模、管理层持股比和股权制衡度均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创新投入的关系起促进作用。本文将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从伦理层面拓展到战略层面,为企业数字化战略、社会责任战略和创新战略的协同作用提供了重要启示。

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式创新的演进逻辑

中国式创新凸显了不同情境下以改革促创新、以创新谋发展的中国探索实践,为后发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借鉴启迪。在复杂国际国内环境作用下的技术阶段性演进以及以市场为导向的成果转化应用,是纵向观察中国式创新的最佳切入点。从经济追赶时期的“以市场换技术”到大变局下的技术与市场并重,是技术与市场内涵及范畴的深刻变化,二者的关系嬗变加速了中国式创新的逻辑转向。面对更为复杂的外部环境和更为迫切的内部需求,在发挥国内大循环主导作用的同时,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良性互动,将为新时代新征程下推进中国式创新提供重要方向指引。

基于留守农民培育高素质产业农民:价值意蕴、现实困境与破解策略

留守农民是留守在农村具有劳动行为能力的群体,主要包括农村留守妇女、从事规模生产经营的青壮年、低龄老人和部分中龄老人。留守农民具有浓厚的乡土情怀、丰富的务农经验和强烈的致富期望,是高素质产业农民的重要来源,是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和乡村振兴的内生性主体。然而,高素质产业农民培育在需求分析、对象遴选、师资队伍、现场观摩、跟踪服务、效果评估等方面存在不足。因此,基于留守农民培育高素质产业农民应加强训前的需求调研分析、制定精准的学员遴选机制、确立健全的师资保障机制、实施差异化的教育培训、开展个性化的跟踪服务、设置科学的效果考评制度。

教师参与高职院校治理的现实困境与制度优化

高职院校教师参与治理是教师按照制度规定与学校其他主体共同参与管理、决策、监督等治理活动的过程。推动教师有序参与高职院校治理是构建现代学校制度体系的保障,也是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通过对34所“双高”院校章程的文本分析,发现目前高职院校教师参与治理缺乏完善的制度设计,以“精英参与”为主要渠道,忽视全员的有序参与;以“传统参与”为主要内容,类型属性亟待彰显;以“象征参与”为主要行为,实质参与效力受限;以“授权参与”为主要保障,缺乏制度规范。据此,从制度层面推动教师有序参与高职院校治理要优化参与渠道,实现全员有序参与;丰富参与内容,推动教师参与类型化;完善参与保障,提升教师参与规范性;提升参与能力,支撑教师主动参与。

不同城市落户门槛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影响差异--基于CMDS2011和2017的分析

本文基于2011年和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数据,结合城市层面落户门槛指标,利用多层回归模型,分别从超大、特大城市(以下简称“超、特大城市”)和其他城市角度探究了城市落户门槛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影响。通过分析,本文主要有以下三点发现。第一,整体来看,城市落户门槛会降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但在不同类型的城市间呈现差异化。第二,进一步的机制分析发现,政府流动人口包容度会中介超、特大城市落户门槛对其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提升性影响,但其并不能中介其他城市落户门槛对其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降低性影响。这意味着政府流动人口包容度是超、特大城市落户门槛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影响的主要机制。第三,异质性分析发现,在超、特大城市中,城市落户门槛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正向影响在非农户口以及高收入人群中更加强烈;而在其他城市中,城市落户门槛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负向影响在非农户口、高学历、精英职业和高收入人群中更弱。这说明,在不同类型的城市中,非农户口以及高社会经济地位人群的自主性都更强。

江西省广昌县构建“五位一体”破解水利管护难题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继续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放在农村”。农村水利基础设施是农民抗御自然灾害、改善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农村生态环境条件的重要基础设施。2020年,江西省广昌县县委、县政府以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为依托,统筹推进农村基础设施“五位一体”管护改革,将农田水利工程、农村饮水工程、新农村基础设施、乡村道路、农村公墓等五项农村基础设施交由第三方公司统一管护,服务覆盖全县所有行政村,惠及近20万农村居民,有效解决了“无人管、缺钱管、管不好、难持续”的难题,相关做法经验具有一定的启示性。

大国博弈背景下人工智能对全球产业链安全的影响与治理

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深度重塑全球产业链的结构、运行方式和安全状况。大国博弈促使人工智能的三大支柱“算力、数据、算法”呈现出新特征,进而重塑了人工智能对全球产业链安全的影响机制。本文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剖析了大国博弈导致的算力垄断、数据控制和算法竞争对全球产业链安全造成的供需失衡、技术依赖、市场封锁、数据割裂、利益分配不均等阻碍其可持续发展的负面影响。基于此,本文分别从算力、数据和算法三个维度提出了中国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以维护全球产业链安全的治理策略。本文为理解全球产业链安全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以期为维护人工智能时代全球产业链安全提供有益启示。

规模之累与尺度重构: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何以可能

基层社会治理作为国家与社会双向互动、有机联结的“接点”界面,其能力与水平能够直观地映射出大国治理稳定性与有效性的具体样态。型塑简约高效的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兼顾大国治理秩序与活力,通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为此,基于街镇治理单元“共同在场”的地域联结,型构一个秩序稳定、情感相依、价值共创的党领共治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具有重要价值。国家和社会通过“动力流—过程流—结果流”等多层次机制谱系的构建层层推进、循环往复助推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高效运转,创造性地推动基层社会高效能治理和高质量发展,共同绘制基层美好生活新画卷。

“震慑”还是“依靠”:地理距离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

“双碳”背景下,企业环境信息强制披露拉开序幕。根据地理经济学理论,企业与生态环境监管部门之间地理距离越近,可能对企业形成“震慑”(监督成本的“距离衰减效应”),也可能让企业有所“依靠”(寻租成本的“距离衰减效应”)。基于2015—2020年重点排污上市公司数据,该研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企业与生态环境监管部门之间的地理距离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方向及影响路径。研究表明:①企业与生态环境监管部门之间的地理距离越近,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质量越高,支持了监督成本的“距离衰减效应”假说。②地理距离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是通过省级层面监察监测力度和地市级层面执法力度实现的。③地方人民政府环境治理力度的增强、地区数字化水平的提升和媒体关注的提高均可以抑制监督成本的“距离衰减效应”。为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全区域均衡发展,应增强地方人民政府环境治理力度、提升地区数字化水平和提高媒体关注。该研究从地理经济学的视角,拓展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因素,丰富了地理经济学“距离衰减效应”的理论实践,为促进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均衡发展提供了解决方案和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