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公共资源分配中的圈层结构及村治逻辑

国家资源下乡对于乡村建设有着重要的价值,但从现代国家政权建设角度来看,当前乡村公共资源分配中“精英俘获”现象的学术表达——圈层结构,却体现出资源分配的不正义,这也将加重国家自主性与地方自主性的偏离。通过对鄂西南W村实证研究发现,这一结构从分配方式来看,体现为村庄“权力精英”主导分配秩序。从分配原则来看,以再生性利益关系为主,原生性血缘关系为辅。从分配主体结构来看,形成了以村支书、“经济合伙人”等核心向普通能人、普通村民等表层递减的圈层结构。在制度、文化、技术三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塑造了圈层结构的长期稳定“合法”存续。基于工具理性的镇村功利性关系,是其制度基础;村民对发展性谋利的高包容性与逐渐萎缩的公共性,是其文化基础;技术治理中的“合法”俘获手段,是其技术基础。这一结构是当前治理资源、文化网络、治理技术制约下的“权宜之计”。阐明圈层结构现象的学理成因,有助于从制度变革、乡村公共文化建设、治理技术改进等角度,将转型中的乡村社会整合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之中。

乡村沟通网络对村庄治理绩效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湖北张玗村和邢家村的调查

选取具有一定村庄治理能力和后发展特征的湖北省张玗村、邢家村作为个案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在均衡与失衡交织、打工和精英支撑绩效的张玗村和邢家村,乡村沟通网络中的主体信任、非正式沟通、正式沟通、决策民主对村庄治理绩效具有促进作用,建议采取强化多元主体信任关系、畅通沟通渠道、推进决策民主化等针对性对策来提升村庄治理绩效。

精准扶贫中贫困村治理网络结构及中心式治理

我国精准扶贫正处于脱贫攻坚时期,精准扶贫的目标是到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实现贫困户“两不愁三保障”的贫困退出标准,从而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摘帽。结合贫困村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关系,即村干部、驻村干部、贫困户和非贫困户及其相互间关系,建构贫困村治理网络结构,行动者的行动受结构位置和行动者个体理性共同影响。在贫困村治理网络结构中,村干部和驻村干部作为治理主体是结构中间位置,贫困户和非贫困户分别处于结构中心位置和边缘位置,村干部、驻村干部、贫困户和非贫困户形成差异性的结构关系,表现为“行为性强联结关系”“结构性强联结关系”“结构性弱联结关系”和“行为性弱联结关系”。同时,由于围绕贫困户脱贫的压力型目标,使贫困村治理呈现出中心式治理的结构特征。贫困村中心式治理特征的优化,关键是发挥贫困户的主体性地位,提升非贫困户的参与性,强化村干部的治理角色,从而实现贫困村的治理有效。

网络技术结构性赋能与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基于江西省赣州市村务微信群的考察

网络技术作为社会变革的关键性变量,对乡村社会治理具有结构性赋能效应。江西省赣州市的村务微信群实践表明,网络技术强化了乡村治理中的村民“共同在场”,促进了村民主体意识的觉醒和村庄集体归属感的提升,实现了网络技术的“心理赋能”。群内建构的多元主体协商共治的乡村治理结构和村户代表制的主体结构场域,改变了乡村治理的结构模式和博弈方式,实现了网络技术的“结构赋能”。而乡镇干部代表国家力量的入场,为村民参与乡村治理提供了国家权力依靠,形成了国家与村民对乡村治理行为的“双重注视”,实现网络技术的“权力赋能”。网络技术的结构性赋能,形塑着乡村治理的结构模式,推动着乡村治理的数字化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