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源治理视角下我国企业合规制度的改革

诉源治理以“源头预防为先、非诉机制挺前、多元主体共治”为基本理念,旨在通过多种治理方式从源头解决社会矛盾纠纷,实现社会治理的高效性。在诉源治理已上升为治国方略的时代背景下,作为社会治理模式之一的企业合规制度改革应当遵循诉源治理的基本理念,正视自身所存在的企业合规内在动力尚未激发的源头问题、行政合规的预防功能尚未彰显的诉前问题、多元主体的治理格局尚未构建的主体问题,逐步实现从“被动整改”向“主动预防”的转变,从“事后合规”向“事前合规”的推进,从“一元治理”向“多元共治”的迈进。

能动司法背景下城区人民法庭参与诉源治理的逻辑与进路——以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的“花乡做法”为中心

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的“花乡做法”表明,诉源治理是当前城区人民法庭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诉源治理基本上覆盖了纠纷发生前后全过程,纠纷发生前主要以风险预测为主,纠纷解决中则以工作指引、调解指导及裁判说理等方式为主,纠纷解决后则以司法建议为主。人民法庭的诉源治理策略贯彻着“政策—法律”“跨界—守界”双重逻辑,前者是人民法庭的一般逻辑,而后者则是城区人民法庭的特有逻辑。双重逻辑内部存在着结构性张力,城区人民法庭与其他治理主体的关系应从分工转向合作,通过诉源治理增强分工合作的主动性与灵活性,与其他非司法性力量协同解决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

诉源治理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制度的实践反思——以广东S市为例

以广东省S市农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制度实证调查为基础,深入探究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在具体运作中存在的缺陷。结合诉源治理将社会纠纷“源头预防、前端化解”的要求,提出厘清制度的性质定位,明确仲裁机构独立性,赋予仲裁“一裁终局”效力,尝试构建仲裁与调解相结合、仲裁与诉讼相衔接的良性互动机制等一系列解困建议,以重现公正、及时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提升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法治化水平,完善中国特色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人民法院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实证研究——以通辽市各级人民法院“和合无讼”诉源治理模式为切入点

构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是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提出的“在社会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有力实践。通辽市各级人民法院是内蒙古自治区“人案矛盾”突出的法院之一,总结了做好基层调解的先进经验,形成了符合当地乡规民约的调解方法和解决纠纷的方式。推进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建设,是提升辖区案件审理质效、展现地区法治建设和社会治理成效的必然选择。推进通辽市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建设,加强矛盾纠纷源头治理,将社会纠纷化解于萌芽状态,对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具有重要的意义,既是努力实现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决策部署的现实需要,又是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通辽市各级人民法院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和经验,以通辽市各级人民法院“和合无讼”诉源治理模式为切入点,对通辽市各级人民法院构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情况、经验、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查和深度剖析,以期为内蒙古其他地区进一步优化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提供一定的参考。

“纠纷治理”与“纠纷解决”:差异、共生与照应

“纠纷治理”与“纠纷解决”是两种不同的纠纷应对体系和方法。两者各有其不同的理念、运作机制、行动基础和运作逻辑。“纠纷解决”在理念上将纠纷视为社会矛盾的反映,倾向于更多通过党的基层组织和群众组织开展纠纷治理。在认识上,“纠纷治理”看重纠纷之间的关联性,讲究方法的多样性和灵活性,不限于法律方式,不拘泥于法律对纠纷性质、处置程序和制度规定的约束;与此不同,“纠纷解决”则是由专职机构开展的,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方式处置纠纷的一种体系。这种体系在理念上,将具体的法律纠纷视为相对独立的纠纷事件,通过对纠纷性质的识别,将其纳入相应的程序,按照既定的方式予以解决。“纠纷解决”的过程和方式受制于法律的严格规定和约束。与现实法律关系不断演进以及对法律纠纷解决公正性要求相适应,“纠纷解决”逐渐演进为一套高度自洽,专业化、技术化、体系化,有理论予以支撑的系统。在我国,这两种体系都有自己存在的现实合理性,对于我国法治的推进都有各自存在的价值。基于自身体系的结构性特点,两种体系各有所长。因此,我国应当坚持两种体系的共生并存,避免一种体系同另一种体系的关系失调,并在运作中彼此相互照应、相得益彰,在社会实践中追求自身的完善与发展。

诉源治理背景下数字化纠纷解决的新模式:“网上枫桥经验”

诉源治理的核心价值追求是从逐步实现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和有效化解,到最终实现“法治、德治、自治”相融合的“天下无讼”的目标。基于技术支撑的智治系统、预警监测的网格体系、敏捷有效的政府回应和数字赋能纠纷解决的“网上枫桥经验”是数字时代基层社会矛盾源头预防、有效解决和实现诉源治理的关键。相较于传统的多元解纷机制,“网上枫桥经验”通过充分发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治理优势,塑造党建引领、多部门协同的“整体智治+流程优化+风险预警”新型数字化基层治理体系。对传统纠纷解决模式进行系统化重塑,突破在制度设计、程序技术、资源配套等方面存在的瓶颈和短板,实现矛盾不上交、就地及时解决,缓解司法资源的供需矛盾,达到诉源治理和构建“无讼”社会的目标。

论企业合规中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的协作——以自贸试验区为例

自贸试验区建设的核心任务是制度创新,其中企业合规建设需要充分发挥多方主体的作用,尤其是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的协作。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协作推进企业合规改革,既是诉源治理的关键环节,也是检察监督的应有之义,在日常企业合规、涉案企业合规两大场域均有所体现。目前来看,自贸试验区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的协作初见成效,但仍面临法律依据不明、合规指导不足、合规互认不佳等问题。未来可以通过联合发布规范性文件明确机关职责定位,提供精准法律服务,畅通行刑衔接路径,强化合规激励作用,以助力自贸试验区创新发展。

诉源治理机制研究

以矛盾纠纷前端预防化解、综合治理为特点的诉源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防止我国成为“诉讼大国”的有效路径。现阶段实务界和理论界对于“诉源治理”及其机制建设研究所呈现出的概念扩大化、主体模糊化、流程碎片化等问题已成为推进诉源治理机制建设的重要障碍。强调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前端化解、关口把控”的治理理念在实践中的理解偏差所引致的追求“治理全面开花”“矛盾法院主导”“民声有求必解”,使得诉源治理必须充分考虑治理主体、治理内容及治理手段的涵盖范围与应用形式,以契合当下治理诉求与治理理念的脱节、治理主体与治理手段单一的不适症。

乡村振兴背景下诉源治理的法理逻辑及实践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使得诉源治理从法院减轻诉累的底层依托转型为社会治理的有效手段,并在赋能乡村治理领域作用凸显。基于“无讼”法治文化的价值指引、“枫桥经验”治理经验的有益参考以及法经济学成本效益的权衡,乡村振兴与诉源治理具有进一步融合适用的可行性与必要性。遗憾的是,诉源治理在乡村社会中的实践仍面临诸多不敷适用之处,尤其表现在基层法院参与诉源治理职能失范、非诉解纷主体衔接不畅、乡村诉源治理信息建设滞后等,函待思考。基于此,当前应通过推进诉调对接、调整非诉职能并强化基层法院参与诉源治理职能建设;其次,细化非诉解纷衔接机制;最后,利用算法、大数据等新兴科技赋能乡村诉源治理。

人民法庭参与乡村诉源治理的定位、困境与出路

诉源治理的重点在基层,人民法庭贴近人民群众,参与诉源治理具有天然优势,是乡村诉源治理的重要主体,其与政府等主体在地方党委的领导下,共同参与诉源治理。在人民法庭参与诉源治理的过程中,存在着“案多人少”的矛盾突出、乡村纠纷化解难度大、复合型的乡村法官短缺以及诉源治理合力不足等问题。有必要通过将治理理念融入司法裁判、协调人民法庭和其他主体的关系、加强智慧科技手段的使用以及加大立法供给等方式来提升诉源治理的成效。

诉源治理在基层司法中的路径构建——以新时代“马背法庭”为视角

诉源治理是当前基层司法工作中指导司法机关进行纠纷处理的新兴治理模式。当前学界与实务界关于诉源治理研究主要集中于法院主体地位、行政争议中的审判权以及特殊侵权领域中的纠纷解决,却极少探讨诉源治理在基层司法中的实践路径研究。文章通过分析作为时代经验的“马背法庭”并总结其新时代之实践特点与推动诉源治理之价值,同时根据诉源治理纠纷解决的三段论应当注重构建诉源治理在纠纷预防阶段中对还未发生纠纷与已经发生纠纷当事人的心理干预工作,同时对旁听群众以以案释法的方式达到宣传教育目的;非诉解纷阶段中结合协同治理与群众参与模式,防止与减少同类案件的频发与进入诉讼阶段以及在法院终局审判阶段中注重司法的裁断性从而达到节约司法资源与维护法律权威性之目的。

生成式人工智能助力审判工作现代化——Sora在诉源治理中的应用与挑战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尤其是视频生成模型Sora的出现,诉源治理工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Sora的视频生成能力可以极大地提升法律宣传、案件立案、证据展示等诉源治理环节的效率和效果,同时也可能引发证据造假、隐私侵犯等一系列问题。通过分析Sora对法院诉源治理工作管理带来的挑战,提出加强法院信息化建设、建立健全数据安全与外包服务管理规范以及适时调整管理机制以适应人工智能发展需要的应对策略。

马锡五审判方式“红色法治基因”对新时代人民法院推进诉源治理工作的启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马锡五审判方式蕴含着丰富的“红色法治基因”,这对于新时代人民法院深入推进诉源治理工作具有重要启示作用。如何将人民法治的“红色基因”更好地融入到司法活动中,是基层法院亟需考虑的问题。马锡五审判方式所蕴含的坚持党的领导、便民为民原则和调判结合原则,能够为新时代人民法院深入推进诉源治理工作赋能。

创建“枫桥式人民法庭”的路径探析

新时代“枫桥经验”被赋予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即“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作为司法审判系统的末梢,人民法庭处在司法服务群众的最前沿,在践行“枫桥经验”中尚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诉源治理工作开展不够深入、非诉讼纠纷化解资源分散、统一协作机制运行不畅、缺乏长效制度机制及经费保障、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边界存在模糊地带等。究其根源,主要是部分人民法庭运用“枫桥经验”开展工作的观念意识、路径方法没有与时俱进所致。为更好地发挥人民法庭厚植党的执政根基、能动司法为民服务的作用,应转变司法服务理念,坚持源头预防为先、非诉机制挺前,不断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机制。

人民法院在行政争议多元化解体系中的角色定位

行政争议多元化解体系的构建,是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促进行政争议诉源治理的重要改革举措。作为行政争议源头预防参与者的人民法院,可从规则、决策和执法层面助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能力的提升,并从内部风险防范机制完善和行政审判与普法宣传统筹结合上拓展行政审判的司法治理功能。作为行政争议前端化解引导者的人民法院,可从诉前分流的程序引导和前端化解的指导协调入手,促进非诉解纠力量作用的更好发挥。作为行政争议诉非衔接规范者的人民法院,可从诉前调解的程序规范和诉讼案件的裁判引领上同向发力,形成多元主体共治的行政争议化解格局。人民法院在行政争议多元化解体系中的正确定位,能够进一步拓展行政审判制度的发展空间,为全面建设法治政府贡献更多司法力量。

乡村振兴视域下诉源治理的新路径--数字赋能公共法律服务

诉源治理从法院减轻诉累方式上升为社会治理手段后,对提升乡村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法治化水平意义非凡。基于法院、检察院、司法行政部门等治理主体均积极投身乡村诉源治理,并通过各自智慧建设推进治理创新的现状,以数字赋能公共法律服务能有效应对乡村诉源治理主体定位不明的困局,并满足降低乡村解纷成本、提高诉源治理成果共享度的现实需求。为进一步提升乡村诉源治理效能,还需从宏观、微观等多维度构建新时代数字化的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

作为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配套机制的行政应诉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首批15个行政应诉典型案例,为观察法定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实效提供了重要样本。行政应诉通过承载空间和信息基础的供给,在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过程中扮演了沟通平台角色。行政应诉庭审旁听普法功能和理性对话互信功能的释放,能够发挥预防行政争议产生的溢出效应。人民法院在坚守依法审判底线思维和以人民为中心行政审判观的基础上,可以通过促成行政自我拓展应诉案件范围和行政应诉自我纠错结案进行正向激励,并针对行政机关拒不履行出庭应诉和聚焦实质化解发声义务进行反向问责,进一步激活中国特色行政应诉制度的治理效能。

我国不动产法定公证制度的重新审视与规则构建

长期以来,不动产法定公证制度在我国一直处于缺位状态。在地方性法规中,关于不动产强制性公证的规定数量同样在逐渐减少。与此同时,司法实践呈现出对公证前置取态不一的态势。立法上的衔接障碍、对干预契约自由的质疑、交易成本的增加等是我国不动产法定公证制度缺位的主要原因。然而,对国家利益的保护、对政府“放管服”改革的因应、公证公信力与登记公示效力的内在契合等是不动产法定公证制度所具有的独特价值,亦是目前推动构建该制度的重要动力。在新时代,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是不动产法定公证制度构建的基本遵循。在制度的规则设计上,适用范围宜以实践中长期存在的不动产强制性公证规定为基础来进行划定,具体可以包括涉及外国和我国港澳台地区的房产所有权变更、房屋的赠与以及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转让与抵押。此外,实行自愿公证与法定公证收费的二元化、建立公证与登记的衔接机制、在公证中探索发展不动产登记代理业务同样是题中应有之义。

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问题研究

涉案企业合规改革是检察机关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举措,也是新时代检察机关开展诉源治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构建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是这项改革至关重要的核心内容。在两年多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已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检察主导、各方参与、客观中立、强化监督”的第三方机制,为未来相关立法改革提供了借鉴。总结我国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建设成效,分析实践推进中存在的困难与不足,有助于进一步探索企业合规第三方评估机制的完善路径。

诉源治理导向下的纠纷解决:理念澄清与范式革新

相较于既往的纠纷解决理念,诉源治理在高效便民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权利保障以及寻求和谐的理念指向。诉源治理立足“枫桥经验”以及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资源禀赋,成为当下纠纷解决的鲜明导向。但实践中存在背离其初设理念的偏差,表现在调解前置的范围界定、分流程序的具体设置、数字化技术的介入程度等方面,均呈现出了明显的实践差序。因此,需要从其基本范式层面进行一定的革新,以此实现对诉源治理初设理念的守正。而“双层联动”的纠纷解决范式将诉源治理的理念内化其中,不仅能够回应当下纠纷解决的全新需求,也能够在强化制度供给、数字化赋能以及三治融合的基础上,形塑规范化、系统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及其程序,进而促使纠纷解决迈向现代化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