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路径研究——以广东省惠州市为例

党的二十大擎画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为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实践路径提供目标和方向。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和根本保障。该文结合惠州市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现状,从中国式现代化视角审视和剖析当前惠州市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面临的问题,并遵循中国式现代化所提出的总体目标和要求,提出切实可行的路径,对于化解当前惠州市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困境,推进农村基层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诉源治理视角下我国企业合规制度的改革

诉源治理以“源头预防为先、非诉机制挺前、多元主体共治”为基本理念,旨在通过多种治理方式从源头解决社会矛盾纠纷,实现社会治理的高效性。在诉源治理已上升为治国方略的时代背景下,作为社会治理模式之一的企业合规制度改革应当遵循诉源治理的基本理念,正视自身所存在的企业合规内在动力尚未激发的源头问题、行政合规的预防功能尚未彰显的诉前问题、多元主体的治理格局尚未构建的主体问题,逐步实现从“被动整改”向“主动预防”的转变,从“事后合规”向“事前合规”的推进,从“一元治理”向“多元共治”的迈进。

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发展进路

法院调解一直是我国民事诉讼中极为重要的解纷方式。近年来,法院调解率的不断下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理念固化以及制度创新不足的窘境。一方面,调解未能实效性地疏解法官的案件压力;另一方面,调解协议的自动履行率偏低常致当事人合法权益得到及时保障的预期落空,如果调解无法真正内化为法官、当事人及律师的自觉选择,便难以催生出真正意义的现代调解。因此,在当前法院日益严峻的“案多人少”背景下,如何使调解真正助益案件分流且能够实效性地疏解法官的审案压力,并尽可能确保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及时兑现,在实现诉源治理目标的同时逐步克减执行案源,将是法院调解必须面对的挑战。而通过理念的更新及制度的优化,包括建构真正由法院主导的附设调解机构、确立强制调解制度并厘定调解前置的案件范围、协同保全制度促成调解以及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障等,将有望使我国法院调解制度重新焕发生机。

能动司法背景下城区人民法庭参与诉源治理的逻辑与进路——以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的“花乡做法”为中心

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的“花乡做法”表明,诉源治理是当前城区人民法庭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诉源治理基本上覆盖了纠纷发生前后全过程,纠纷发生前主要以风险预测为主,纠纷解决中则以工作指引、调解指导及裁判说理等方式为主,纠纷解决后则以司法建议为主。人民法庭的诉源治理策略贯彻着“政策—法律”“跨界—守界”双重逻辑,前者是人民法庭的一般逻辑,而后者则是城区人民法庭的特有逻辑。双重逻辑内部存在着结构性张力,城区人民法庭与其他治理主体的关系应从分工转向合作,通过诉源治理增强分工合作的主动性与灵活性,与其他非司法性力量协同解决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

基层人民法院诉源治理的理念革新与路径优化

经过几年的实践,基层人民法院诉源治理取得了积极进展和重要成果,但也呈现人民法院的职能与界限缺乏清晰性、角色和职能存在模糊性、人民法院事实上成为诉源治理的主导者、诉前治理异化等诸多困境,因此有必要革新基层人民法院诉源治理的基本理念。应该看到:诉源治理进程不是“一条线”,而是“一个圆”;诉源治理的根本目标不是解决法院“案多人少”问题,而是纠纷的终极化解;诉源治理旨在进一步加强纠纷解决的多元性。据此,基层人民法院诉源治理应重点通过审判实质化解纠纷,着力完善纠纷“诉前调解”机制,积极融入构建诉源综合治理大格局,充分发挥人民法庭化解乡土纠纷的前沿阵地作用,提速智慧法院建设。

行政复议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作用论析

行政复议坚持矛盾纠纷化解的问题导向,寻求权力运行监督的常态长效,充当政府改革创新的示范纽带,在法治政府建设中具有自身独特的优势。关于法治政府建设的规范表达,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主要围绕构筑科学统一的复议体制、秉承高效便民的复议宗旨和健全有错必纠的复议监督三个维度,改进或创设了一系列制度举措,增强了行政复议回应法治政府建设现实需求的能力。为了更好地保障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切实有效实施,需要从廓清其功能定位、延展监督质效和释放治理潜能等方面精准发力,持续完善富有中国特色的内生监督型法治政府建设模式。

诉源治理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制度的实践反思——以广东S市为例

以广东省S市农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制度实证调查为基础,深入探究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在具体运作中存在的缺陷。结合诉源治理将社会纠纷“源头预防、前端化解”的要求,提出厘清制度的性质定位,明确仲裁机构独立性,赋予仲裁“一裁终局”效力,尝试构建仲裁与调解相结合、仲裁与诉讼相衔接的良性互动机制等一系列解困建议,以重现公正、及时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提升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法治化水平,完善中国特色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新时代“枫桥经验”视域下诉源治理“三端共治”机制研究

新时代“枫桥经验”逐渐从党领导基层治理与群众工作的经验发展为全局性综合性的社会治理理论,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理论贡献。诉源治理“三端共治”机制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政治逻辑,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司法体现,是中国式现代化时代主题的法治回应。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必须主动适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着力打造“三端共治”机制模式,解决前端预防不足、中端化解失灵、末端控制欠缺的问题,提升“前端、中端、末端”全流程诉源治理能力,融入网格化、多元化、智能化解纷体系,让矛盾纠纷化在源头、解在诉前、消在萌芽。

人民法院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实证研究——以通辽市各级人民法院“和合无讼”诉源治理模式为切入点

构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是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提出的“在社会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有力实践。通辽市各级人民法院是内蒙古自治区“人案矛盾”突出的法院之一,总结了做好基层调解的先进经验,形成了符合当地乡规民约的调解方法和解决纠纷的方式。推进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建设,是提升辖区案件审理质效、展现地区法治建设和社会治理成效的必然选择。推进通辽市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建设,加强矛盾纠纷源头治理,将社会纠纷化解于萌芽状态,对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具有重要的意义,既是努力实现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决策部署的现实需要,又是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通辽市各级人民法院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和经验,以通辽市各级人民法院“和合无讼”诉源治理模式为切入点,对通辽市各级人民法院构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情况、经验、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查和深度剖析,以期为内蒙古其他地区进一步优化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提供一定的参考。

诉源治理视域中的基层社区治理——以电梯加装等相邻权纠纷为例

诉源治理是预防诉讼案件数量暴涨,减少行政、司法机关案件压力,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作为社会治理元单位的基层社区,理应是诉源治理的重要起点。有效应对类型多样的社区矛盾纠纷,应从社区治理的维度上对矛盾冲突予以整体把握,而非局限于司法裁判路径对个案进行处理。社区纠纷治理应在正视矛盾纠纷本质源于利益冲突的基础上,确立和谐社区的基本目标,建立以经济利益调整机制和社区自治机制为主要抓手的合作博弈路径,实现社区成员在经济关系和邻里关系两个层面的双重和谐,从而在源头上化解和预防矛盾的爆发。

数字诉源治理共同体:构建路径与未来面向

诉源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诉源治理共同体的构建是数字化背景之下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必然延伸。数字诉源治理共同体和社会治理共同体在思想基础、构建路径、治理主体上具有相似性,但是,诉源治理只是社会治理的一部分,二者在侧重点上存在差别。面对思想不统一、步调不一致、能动性不足、法律保障不足等问题,数字诉源治理共同体以科技为支撑,以统一思想为根本,在数字科技之下塑造出数字共同体、思想共同体、文化共同体、法治共同体等多样形态。增进数字科技与诉源治理共同体的耦合,从诉源的治理和预防两个方面深入推进诉源治理机制的构建,未来诉源治理机制的构建可以从治理层、预防层、公众参与等维度,推动数字诉源治理全方位发展。

知识产权国际平行诉讼禁诉令的适用:理念与方略

禁诉令在知识产权案件尤其是标准必要专利纠纷中频频出现,催生了全球禁诉令大战。禁诉令制度与涉外司法中管辖权的争夺是相伴相生的,客观上对于恰当解决国际平行诉讼冲突,维护司法主权,以及作为体现一定导向性的公共政策,都具有积极的意义。我国当前立法缺乏关于禁诉令的直接规定,法院在数起知识产权诉讼案件中能动地扩张解释和适用行为保全规定,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也面临着质疑。站在国家利益的高度来看,未来我国法院在涉及禁诉令的案件时,应从诉源治理的理念出发,树立慎用的态度,严格审查路径、限定适用范围,充分尊重国际礼让原则,充分发挥我国司法制度中重视调解的特色和优势,为禁诉令国际难题提供中国式的解决方案。

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困境与路径——以诉源治理为视角

诉源治理作为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继承与发展,与社会治理现代化之间具有耦合关系。诉源治理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基础路径及具体表征。检察机关基于政治和司法的双重属性,应当在社会治理现代化中承担重要职能。近年来,检察机关立足职能定位,延伸检察触角,致力于通过推进检察建议、深化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以及强化检调对接工作机制以满足社会治理现代化新需求。然而,实践中还存在检察建议制度约束力弱、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起诉率低、检调对接制度功能发挥差等问题。在诉源治理的宏观背景下,检察机关可以通过提高检察建议质量来优化检察建议的源头疏导功能;通过强化不起诉权的适用和充分保障辩护权来增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诉前分流功能;通过细化程序与加强合作来增强检调对接的诉中止纷功能,为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现代化作出更大贡献。

基层检察视域下诉源治理路径的探寻与完善

作为司法机关和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在诉源治理方面取得了较大成绩,也面临着诸多困境。为了取得诉源治理的更大成绩,从基层检察机关的视角来看,需要从诉源治理的时代要求出发,在司法办案过程中立足自身职能定位,以积极能动的姿态,贯彻诉源治理理念,从不同角度以创新发展的思维和务实的措施,探寻与完善检察建议、公开听证、案例指导、数字检察、公益诉讼等路径,提升诉源治理效能,最大限度减少和避免社会对抗,厚植党的执政基础,为推进国家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检察力量。

检察机关参与诉源治理的角色定位及实践路径

诉源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理念的实践创新成果之一,注重从源头预防化解矛盾纠纷。目前,诉源治理理念的内涵逻辑基本明晰,诉源治理制度的体系框架逐步确立。同样,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检察机关如何参与诉源治理,则成为提升司法机关诉源治理能力以及健全诉源治理体系的新命题。检察机关作为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部门,应当从自身法定职能及要求出发,以“法律监督者”和“法治保障者”的角色定位来整合相关社会治理资源,为诉源治理体系注入法治化和规范化的力量,努力以非诉讼矛盾纠纷的预防化解和诉讼内矛盾纠纷的预防化解两条途径来构建与完善诉源治理的实践路径,从而实现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的司法性职能和治理性职能之间的有效衔接,以推动诉源治理社会共治体系的形成。

“纠纷治理”与“纠纷解决”:差异、共生与照应

“纠纷治理”与“纠纷解决”是两种不同的纠纷应对体系和方法。两者各有其不同的理念、运作机制、行动基础和运作逻辑。“纠纷解决”在理念上将纠纷视为社会矛盾的反映,倾向于更多通过党的基层组织和群众组织开展纠纷治理。在认识上,“纠纷治理”看重纠纷之间的关联性,讲究方法的多样性和灵活性,不限于法律方式,不拘泥于法律对纠纷性质、处置程序和制度规定的约束;与此不同,“纠纷解决”则是由专职机构开展的,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方式处置纠纷的一种体系。这种体系在理念上,将具体的法律纠纷视为相对独立的纠纷事件,通过对纠纷性质的识别,将其纳入相应的程序,按照既定的方式予以解决。“纠纷解决”的过程和方式受制于法律的严格规定和约束。与现实法律关系不断演进以及对法律纠纷解决公正性要求相适应,“纠纷解决”逐渐演进为一套高度自洽,专业化、技术化、体系化,有理论予以支撑的系统。在我国,这两种体系都有自己存在的现实合理性,对于我国法治的推进都有各自存在的价值。基于自身体系的结构性特点,两种体系各有所长。因此,我国应当坚持两种体系的共生并存,避免一种体系同另一种体系的关系失调,并在运作中彼此相互照应、相得益彰,在社会实践中追求自身的完善与发展。

诉源治理背景下数字化纠纷解决的新模式:“网上枫桥经验”

诉源治理的核心价值追求是从逐步实现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和有效化解,到最终实现“法治、德治、自治”相融合的“天下无讼”的目标。基于技术支撑的智治系统、预警监测的网格体系、敏捷有效的政府回应和数字赋能纠纷解决的“网上枫桥经验”是数字时代基层社会矛盾源头预防、有效解决和实现诉源治理的关键。相较于传统的多元解纷机制,“网上枫桥经验”通过充分发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治理优势,塑造党建引领、多部门协同的“整体智治+流程优化+风险预警”新型数字化基层治理体系。对传统纠纷解决模式进行系统化重塑,突破在制度设计、程序技术、资源配套等方面存在的瓶颈和短板,实现矛盾不上交、就地及时解决,缓解司法资源的供需矛盾,达到诉源治理和构建“无讼”社会的目标。

诉源治理机制研究

以矛盾纠纷前端预防化解、综合治理为特点的诉源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防止我国成为“诉讼大国”的有效路径。现阶段实务界和理论界对于“诉源治理”及其机制建设研究所呈现出的概念扩大化、主体模糊化、流程碎片化等问题已成为推进诉源治理机制建设的重要障碍。强调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前端化解、关口把控”的治理理念在实践中的理解偏差所引致的追求“治理全面开花”“矛盾法院主导”“民声有求必解”,使得诉源治理必须充分考虑治理主体、治理内容及治理手段的涵盖范围与应用形式,以契合当下治理诉求与治理理念的脱节、治理主体与治理手段单一的不适症。

生成式人工智能助力审判工作现代化——Sora在诉源治理中的应用与挑战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尤其是视频生成模型Sora的出现,诉源治理工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Sora的视频生成能力可以极大地提升法律宣传、案件立案、证据展示等诉源治理环节的效率和效果,同时也可能引发证据造假、隐私侵犯等一系列问题。通过分析Sora对法院诉源治理工作管理带来的挑战,提出加强法院信息化建设、建立健全数据安全与外包服务管理规范以及适时调整管理机制以适应人工智能发展需要的应对策略。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争议的多元化解路径

伴随着我国农村产权体制改革的稳步推进,有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争议化解的路径问题亟待研究。实践中,成员资格认定案件的主管机关不够明确,集体经济组织决议的法律性质模糊,这均是缘于对村民自治权之运行边界的认识不足。另外,现行立法中的解纷路径规制相对简略,亟需以村民自治权运行边界为原则进行路径优化,落实面向价值平衡的司法裁判理念,并结合“诉源治理”理念构建一套多元化纠纷解决办法。与此同时,应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草案)》第56条进行增修与完善,以实现相关解纷路径体系化构建的真正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