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建设与城市低碳治理——基于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政策实施的准自然实验

新型城镇化是消除快速城镇化弊端、科学推进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抓手。利用2007—2019年20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以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政策的实施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方法实证分析了新型城镇化建设对城市低碳治理的影响。研究发现:新型城镇化建设显著抑制了城市碳排放,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政策促使试点城市的碳排放强度平均下降了3.02%,并且随着政策的推进其效果逐渐增强。异质性分析发现,新型城镇化建设仅对东部城市、中部城市以及大城市的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机制分析发现,新型城镇化建设主要通过抑制城市蔓延、促进经济集聚、强化环境规制降低城市碳排放强度。因此,建议地方政府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多维目标考核,加大节约集约用地与环境监管力度,探索区域间差异化的新型城镇化推进路径,最终实现城镇的低碳发展。

政府干预视角下长三角城市群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及影响因素分析

科技创新资源优化配置是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长三角城市群作为我国经济社会运行和科技事业发展的先行区,明确其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差异及影响因素,对于打造创新型国家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以政府干预为研究视角,运用超效率DEA模型和DEA-Malmquist模型对2011—2020年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效率进行测算,并采用Tobit模型以政府干预为核心解释变量实证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长三角城市群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效率整体呈现递增趋势,上海、宁波、苏州、杭州、南京的效率值排在前5位,但是城市群内部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差异悬殊,区域空间格局极不平衡,其中政府干预、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化水平均对提高科技创新资源配置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因此,建议长三角各地政府围绕从科技创新资源投入至产出的各个环节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规范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方式,并加强城市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成渝城市群智慧化治理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因成因复杂、种类多样、影响广泛等特点给城市群治理建设带来挑战。为解决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缺少行之有效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与应急机制、公共卫生安全应急信息管理存在疏漏、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纵向链条过长、城市群社区智治水平有待提升、城市交通体系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不足等问题,构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应急管理联动指挥机制,实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管理智慧化,构建成渝一体化智慧城市政务系统,提高智慧城市群社区智治水平,实现基于新技术的智慧化交通治理等,从而不断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

城市群政策如何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基于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机制分析

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是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内容,城市群战略是其重要政策安排。基于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视角,构建城市群政策影响企业劳动生产率的理论分析框架,利用11个国家级城市群政策数据与2013-2022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匹配,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评估。结果发现,中国城市群政策显著提高了企业劳动生产率。具体而言:在发挥有效市场作用机制方面,城市群政策通过扩大市场规模和增强市场竞争,提高了企业劳动生产率;在发挥有为政府作用环境方面,城市群政策通过促进政府决策行动协同、产业分工空间布局、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和交通设施互联互通,进一步提升了企业劳动生产率水平。该结论为进一步完善城市群政策提供了启示。

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网络构建、优化与协同治理

[目的]科学构建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网络,为跨区域生态保护和协同治理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遵循“源地识别—阻力面构建—廊道提取”框架构建多时点生态网络,基于网络属性和人类活动进行网络评价。[结果](1)研究区生态源地面积由2000年的2.67×10^(4)km^(2)下降到2020年的2.29×10^(4)km^(2),主要分布在湖北省西北部山区、江西、湖南交界处的山脉及鄱阳湖流域等地区。生态廊道数量由69条下降为42条,总长度由1.53×10^(4)km下降到1.16×10^(4)km。研究区内生态阻力逐渐上升,网络重心由湖北省转移至湖南省,形态上由“三横两纵”的条带式分布转变为集中组团式分布。生态网络全局集程度、网络连通性均在减弱,总体上呈现结构收缩、功能减弱的变化趋势。网络周围5,15 km范围受人类活动影响最为明显。(2)在网络优化中,基于生态网络与交通网络交汇识别102个断裂点,基于源地间距离设置17个踏脚石。在生态网络5,15 km的范围设立“核心保护带”和“生态控制带”,总长1505 km。[结论]在协同治理中,省级层面上湖北、江西两省应当完善流域跨省生态补偿机制,湖南、江西两省应当强化协同机制实施中的司法保障;市级层面上针对管理重点实行差别化管控,通过规划潜在生态廊道推进市域层面协同治理。优化后的生态网络集程度由0.22提升至0.30,有效提升区域间生态连通性。

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群体育公共服务跨域治理研究——基于长三角的考察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群体育公共服务跨域治理格局,需要发挥体育社会组织的主体性作用。运用文献资料、实地调研、逻辑归纳等方法,依据嵌入式治理理论提炼出涵盖能力、制度、关系、资源等四维嵌入要素的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群体育公共服务跨域治理分析框架。研究认为,当前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群体育公共服务跨域治理存在跨域治理专业能力有待加强,制度规范支撑有限,与政府、市场主体的关系尚需理顺,治理资源获取及整合不足等现实困境。基于对长三角三省一市篮球协会的考察,提出如下实践路径:提升跨域治理专业能力,拓宽组织参与可为空间;完善跨域治理制度设计,保障组织参与有章可循;政府赋权与市场支持相结合,增强组织参与外部推力;加大资源支撑与整合力度,提高组织参与服务质量。

地方政府债务扩张能否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基于人口集聚的视角

城镇化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由之路,而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则是党中央面向新时代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本文利用2008—2018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基于人口集聚的视角考察了地方政府债务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债务扩张能够显著提高城市人口集聚水平,这主要是源自政府债务资金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水平提升的支持,进而带来企业集聚和人口流入。异质性分析发现,地方政府债务对城市人口集聚的促进作用在债务用途为基建投资而非借新还旧时以及行政级别较高、财政压力较大的城市中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意味着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不仅要强化地方政府债务治理,还要从制度层面改善区域间公共资源的均衡供给。

长株潭城市群生态绿心地区乡村建设用地减量策略研究

随着我国土地供需矛盾的日益突出,建设用地从“宽供给”逐渐走向“总量减量、盘活存量”发展的新阶段。基于长株潭城市群生态绿心地区乡村建设用地持续蔓延扩张,用地规模难以控制的问题,本文通过总结我国城乡建设用地政策演变与相关实践经验,以长株潭城市群生态绿心地区为例,深度剖析乡村建设用地减量发展面临的困境,并从规划编制体系、具体实施路径、政策创新三个方面提出减量化策略,即“完善规划编制,构建‘全链条’减量治理体系”、“精准识别减量区域,推进‘精细化’减量实施路径”、“创新减量政策,探索‘生态+减量’协同治理模式”,以期为我国跨区域城郊地区乡村空间治理提供参考。

长三角城市群大气污染协作治理主体网络结构变迁及优化——基于社会网络方法的分析

以2010—2022年长三角城市群的大气污染协作治理为研究视域,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分析长三角城市群大气污染协作治理主体网络的整体结构演变过程和多元治理主体的地位变化。结果表明:长三角城市群大气污染协作治理主体网络密度不断增大,多元主体之间的协作愈加紧密;各治理主体之间地位差距不断缩小,中央政府协作治理参与减少,社会组织与公民的参与和监督仍处于较低水平。

城市群公共卫生事件脆弱性评估体系建设研究

近年来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频发,城市群生产要素集聚性和空间流动性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与危机隐患相生并存,其内部公共卫生安全问题具有明显的系统性、多样性、衍生性和交叉性特征。相较于单体城市,城市群公共卫生事件影响范围更广,社会经济影响后果更严重。基于城市群公共卫生事件类型和特征,探讨城市群公共卫生事件脆弱性评估体系四要素,以“敏感性-应对能力-协同治理”三个维度为核心,拟定城市群公共卫生事件脆弱性评估体系模型框架,构建其内指标体系与研究技术路线,将进一步推进城市群公共卫生事件风险的预警、评估、统筹、决策协同一体化建设。

政府创新投入与城市人口规模对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基于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数据验证

以创新来驱动经济的增长,从而激发城市主体的竞争力和活力,这是我国实现经济高品质发展的核心目标。利用2010—2021年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的数据,选取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分析了城市创新能力和政府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把城市人口密度作为城市人口规模的代理变量,通过研究城市人口密度与创新之间的关系得出城市人口规模与创新之间的关系。在研究城市规模的过程中,加入了省会城市这个调节变量,分析省会城市和政府创新投入的交叉项及省会城市和人口密度的交叉项对城市创新能力的作用。结果表明:政府创新投入促进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城市创新能力与城市人口密度呈负相关关系。

数字政务合作网络形成过程中内生结构因素的传递效应——基于长三角城市群网络的ERGM分析

当前,我国长三角城市群已经形成了联系较为紧密的数字政务合作网络。对此,本文利用社会网络分析和指数随机图模型对收集到的62条长三角城市群数字政务府际合作信息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内生结构因素的传递效应可以解释长三角城市群数字政务合作网络的形成过程,即数字政务府际合作伙伴的选择具有传递性,已经建立的合作关系将有助于地方政府达成新的合作关系,降低府际合作达成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同时,在数字政府领域的府际合作中,城市的资源基础和条件相近对合作形成的影响不明显。因此,地方政府通过主动寻求府际合作、顺畅府际合作,将更有可能把握数字化的发展机遇,通过不断扩大数字政务合作关系,提升政府为民便民的数字化服务能力。

我国现代化城市群体育公共服务跨域协同治理的理论架构与实践优化

依据新区域主义理论,对现代化城市群体育公共服务跨域协同治理的基本理论架构、行动逻辑与现实困境进行分析,并提出实践优化路径。研究发现,当前我国城市群体育公共服务跨域协同治理呈现出治理主体结构不合理、治理手段类型单一、跨域治理联动过程缺失、跨域信息共享碎片化、跨域治理效能不足等问题,而多主体跨域协同治理是推进我国现代化城市群体育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必然之选。据此提出优化路径:搭建多主体协商决策机构;推进激励与约束制度建设;搭建城市群信息共享平台;建立跨域性绩效考评机制;探索监督问责的创新应用。

城市群体育公共服务跨域治理多主体协同关系与优化策略——基于长三角城市群的实证考察

城市群体育公共服务跨域治理多主体关系是影响跨域治理效率与质量的关键。采用实地调研、专家访谈、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借助Ucinet软件呈现并量化长三角体育公共服务跨域治理多主体间的关系。认为:跨域协同是协调长三角体育公共服务跨域治理多主体间关系的理性选择。在当前长三角体育公共服务跨域治理中,省级政府体育部门贡献最大,其他主体呈现非持续的被动参与状态,表现为一种以政府“行政任务驱动”的多主体间协同关系,存在违背“治理”理念、挤占社会力量参与空间,促生主体短期性“寻租”行为、助长地方保护主义等局限。提出组建跨行政区划的多主体跨域协同治理联盟,完善多主体跨域协同“激励相容”制度建设,搭建信息共享平台、疏通多元主体互联渠道,构建一体化运行机制、强化跨域治理联动性等优化策略。

政府投入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分析——基于长三角城市群面板数据

绿色创新是实现经济绿色发展的重要驱动,为了探究政府投入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利用长三角城市群2015—2021年面板数据,基于空间面板模型从政府投入角度分析对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从结论可知:上海市整体绿色创新水平最高,江苏省所属的城市整体水平次之;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创新具有明显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政府环保支出对本地绿色创新的影响呈“U”型分布,政府科教支出对本地绿色创新有促进作用,临地政府科教支出对本地绿色创新发展有抑制作用。因此,应适当加大政府环保支出和政府科教支出力度,增强环保关注度和绿色环保意识,促进地区间绿色创新协调发展。

沈抚同城化的生成机制和对策研究

近年来,一些产业关联、人文历史相似的相邻城市合作的程度大大提高,呈现出"同城化"的趋势,促进了区域一体化和城市与区域竞争力的提升。对于"同城化"这种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而产生的新现象,初步阐释了同城化的基本内涵,并以沈抚同城化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同城化是区位邻近、人文历史相似、产业结构互补的城市在社会经济联系达到一定程度后而呈现的空间一体化、经济一体化和制度一体化现象;沈抚同城化的生成源于两市间日益紧密的经济社会空间联系、政府企业化与城市间合作型管治方式;同城化的主要对策包括发展战略协调、行政壁垒消除和协调组织独立化等。

都市密集地区区域管治中行政区划的影响

行政区划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中体现为不同的作用 ,也是城市—区域管治的一个重要内容和研究视角 ,在都市密集地区更是如此。本研究从行政区划着手 ,分析了其内在的运作机制及外部效应对区域发展的种种影响 ,重点剖析了中国行政区经济壁垒、都市区域体制等的问题与原因 ,评估了行政区划调整的影响。基于未来中国社会经济总体走向 。

中国城市群制度一体化评估框架构建——基于多层级治理理论

经济全球化引发新一轮地域空间重组,城市群作为重要的地域空间组织单元其制度一体化的评估缺乏完善的评估理论框架与实证方法。现阶段,我国城市群制度建设多元化的情况下,建立一套完善的理论到实践的评估方法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研究发现,后福特制下,制度通过重塑治理模式实现国家空间的尺度重构。因此,本研究认为制度一体化的治理表征是形成多层级治理模式。进而,以多层级治理为理论框架,构建"三组关系"与"两个层次"的评估理论框架,即在宏观层次的城市群治理结构与微观层次个案型制度安排上检验层级政府间的科层关系、跨市区域合作关系与政府—市场—公民社会的三方关系。并构建评估实证框架,宏观层次上以社会网络分析、文本、桌面分析及半结构访谈识别城市群治理结构;微观层次以政策网络分析及焦点小组、深度访谈识别基于个案的制度安排。最终证明,简单构建评估指标忽视了制度特征与演化,可实证的理论评估与实践实证框架的建立有助于深度揭示城市群的制度一体化机制。

城市群规划中的管治研究——以绍兴城市群规划为例

在经济快速发展和城市化快速推进时期,城市群成为经济发展格局中最具活力和潜力的核心地区。但是,我国城市群发展面临着由于市场经济改革不到位引起的市场和政府的制度性缺陷,以及市场和政府本身的功能性缺陷,导致城市群内条块经济突出、区域发展失衡、地方矛盾加剧等问题。管治作为一种在政府和市场之间进行权利平衡再分配的制度性理念,成为解决城市群发展过程中市场失灵以及政府失灵的必然选择。本文首先总结了城市群管治的理论与模式,在进行国内外区域管治模式借鉴的基础上,以绍兴城市群为例,构建适宜我国发展现状的城市群管治框架。

天山北坡经济带固定资产投资特征及其对城镇集聚的影响

在研究天山北坡经济带2000-2009年固定资产投资和城镇集聚基本特征基础之上,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定量分析了固定资产投资对该地区城镇集聚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天山北坡经济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在各县市分布相对集中于区域中心城市,呈现明显的"序位-规模"分布,具有行政区经济的特点,政府主导度与投资集中度成反向关系;(2)天山北坡经济带的城镇集聚过程首先以经济集聚和土地的非农化过程为主,其次是城镇人口的集聚,最后是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3)以固定资产投资为代表的政府行政力是推动天山北坡经济带城镇集聚的重要力量之一,其对行政级别越高,工业化水平越高城镇的集聚作用更强;(4)不同时期天山北坡经济带固定资产投资对城镇集聚的作用效应并不相同,初期投资主要促进城镇人口和空间规模的扩大,对城镇经济集聚作用较小;末期投资对城镇经济集聚、人口与空间规模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对社会人均基础设施及生活水平有较小的负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