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HP-模糊综合评价法的政府引导基金绩效评价研究

基于政府引导基金近年发展特点和相关政策要求,遵循政策导向性、重要性、层次性等原则,从项目决策、经济效益、管理水平、可持续性4个维度构建政府引导基金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AHP-模糊综合评价法确定指标权重,并对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基金进行绩效评价,结果表明该基金总体运营状况良好。最后针对评价中发现的问题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监狱经费刍议——以江苏省监狱经费来源及发放为中心的考察(1927-1937)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司法独立为时代所倡导,人们围绕监狱经费来源问题展开了争论,人们期望监狱经费由中央政府统一拨付,但因为财政困难,这一愿望最终难以实现。就江苏监狱而言,其经费主要来源于省财政划拨,在江苏省财政状况持续恶劣的环境下,减折、拖欠发放成为常态。尽管地方司法部门积极采取了社会募捐、法收项下截留及监狱自身收入补贴等应急措施,但监狱经费拖欠发放及打折发放并未有较大改观。地方负担司法经费筹集,极易导致地方司法系统对于地方行政权力的依附,司法的公正独立性受到严重消解。

政府引导基金退出机制新探索--基于S基金视角

政府引导基金作为引导、聚集社会资本扶持创新企业的政策性基金,已经成为股权投资市场的重要力量,但其在十多年的增量培育下,面临着严重的退出危机。S基金在退出需求激增和政策刺激的双重背景下急速发展,其良好的发展势头之下同时存在市场体量小、专业投资机构少、交易体系不完善等问题,针对以上问题,结合现有情况,文章从S基金交易主体建设、容错机制构建、生态体系完善三方面为完善政府引导基金退出新渠道提出对策建议。

瑞士大学学术卓越生成的生态逻辑——“教育-研究-创新”的“知识三角”视角

“双一流”建设为大学学术卓越发展提出了全新需求,亟待全面提升大学学术卓越能力。作为最具代表性的创新型国家,瑞士拥有世界最密集的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瑞士联邦政府依循“教育-研究-创新”的“知识三角”生态逻辑,通过“知识三角”组织主体协同、多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多渠道资助机制融合、多元平台聚合,有效推动大学学术卓越发展,进而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构建‘知识三角’生态系统”“多利益相关者协同治理”“多维协同创新”是瑞士联邦政府推动大学学术高质量发展的成功经验。

Local Government Implicit Guarantees in China＇ s Farmland Financial System

With the massive and intensive development of the operation mode of rural land in China,the financing problem of the new rural land managers has gradually attracted more attention.The reasonable design of farmland financial system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promote rural financial resource allocation optimization.This paper chooses two types of measures of local government implicit guarantees which are commonly used in promoting rural land mortgage loan.The measures are establishing guarantee mechanism to provide guaranties to borrowers and purchasing debt assets from financial institutions.The analysis framework is based on the financing ability theory of Holmstrom &Tirole.Research shows that when considering the collateral disposal cost,the two measures both could contribute to expand the coverage of farmland financial service.Meanwhile,local government implicit guarantees also exists some negative effects.The suggestions of the paper are reducing the collateral disposal costs of farmland loan /encouraging the market-oriented guarantee institutions to enter the rural credit market further standardizing the operation of policy guarantee mechanism and making the use range of risk fund and disposal fund clear.

政府资助社会组织的动因研究--基于信任的视角

随着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力度加大,政府资助已经成为多数社会组织最主要的资金来源。从政社关系理解政府支持社会组织发展是传统研究路径,鲜有研究通过数据从信任视角揭示政府资助社会组织的动因。文章采用一种混合研究设计,基于滚雪球式抽样获取有效样本384个,使用最小二乘法验证何种因素影响了社会组织获得政府资助,在此基础上,运用多案例比较方法进一步揭示各因素之间的作用机理。结果表明:政府在资助社会组织的过程中,更倾向于采用“关系信任”而非“专业信任”指标来衡量是否向社会组织提供资助,关系信任机制的形成助推了政社双方在互动过程中的双向认可,尤其是具备一种公开、显性、正式的组织关系信任的社会组织更可能获得政府资助。在这种非竞争性的政府资助分配机制下,一旦社会组织将过多资源用于关系建设,就可能减少对专业能力的投入,长此以往政府资助分配会偏离最佳阈值,更无法实现政府购买服务制度设计的初衷。

优化地方政府投资基金运作的路径与思考

政府投资基金是落实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手段、支持产业发展的有力方式、破解企业融资瓶颈的有效渠道。我国政府投资基金从初步探索、快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但在运营方面仍存在诸多不足,政策导向和盈利导向之间存在矛盾,市场化运作受决策程序、产业发展方向制约,资本逐利影响了产业政策落实,基金投资与市场主体争利问题突出等。本文分析了济宁市政府投资基金运作的困境压力,提出优化政府投资基金运作需要进一步明确支持方向、完善投后管理和赋能机制、强化基金投资运作过程管理等。济宁市政府投资基金优化运营,重点应加大基金注入,完善基金制度体系,围绕项目、突出平台、强化联动,提升基金投放质效。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驱动因素及实现路径——以集成电路产业为例的组态分析

关键核心技术作为国之重器占据重要战略位置,但关键核心技术的关键驱动要素机制与可实现路径尚未明晰。为揭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有效的驱动因素及组态路径模式,在厘清关键核心技术的概念特征基础上,基于技术-组织-环境理论框架,以集成电路产业为例,利用定性比较分析与必要条件分析法对我国28个省份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必要条件及可实现路径展开研究。结果发现:(1)数字化技术、R&D投入强度、市场化环境和政府支持度是决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关键因素;(2)存在3条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有效路径,分别是高数字技术下市场导向型、高组织集聚下产业导向型和高研发资助下政府导向型,且均以技术层为基础、组织及环境层为支持;(3)产业协同能弥补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创新要素匮乏的不足,同时政府资助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因此,进一步推动集成电路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要以丰富新一代信息技术资本存量与增加科技研发资本流量为两大着力点,在积极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供政府资金支持的同时引导社会资源投入,为关键核心技术打造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

监督型基金持股会影响审计意见吗?

公募基金作为资本市场的专业投资力量和普惠金融载体,能否发挥公司治理作用进而提高公司质量?本文以2004-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审计意见视角,考察了监督型基金的治理作用。研究发现,监督型基金持股可显著降低非标审计意见概率和审计意见偏离度,表现出积极的“治本”效应。机制分析显示,监督型基金持股通过提升公司绩效、信息透明度和公司治理水平、降低经营风险等机制影响审计意见。异质性分析显示,监督型基金持股对审计意见的影响在更需要外部监管的样本中更加显著。研究结果为监管部门思考如何培育和发展高质量的专业投资力量和普惠金融载体提供了政策借鉴。

不同回收和转移模式下再制造供应链生产决策研究

随着公众环保意识增强,许多制造企业出于社会形象和成本考虑选择将再制造业务转移给第三方企业。针对由原始设备制造商(OEM)和第三方再制造商(TPR)组成的再制造供应链,根据不同回收主体(OEM和TPR)和转移模式(外包和授权)构建4种再制造供应链决策模型,对比分析4种模式下最优生产决策、利润、环境影响、消费者剩余和政府基金政策影响。研究结果表明:OEM青睐制造商回收外包模式,TPR在不同研发效率下有不同偏好;在不同模式下,提升环境税或补贴均会不同程度提高产品可再制造性水平并激励再制造。但提高补贴不一定有利于环境,环境税过高不利于社会总福利,因此政府需要综合考虑各方利益设置适当的环境税和补贴。

基于TOE框架的企业创新质量提升路径研究——专利战略化申请视角的分析

创新质量的提升对中国企业来说是实现效益可持续增长和保持竞争力的重要手段。近年来,我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在专利数量与质量层面均呈现出显著的提升趋势。在此背景下,国内企业申请专利的动机不再仅限于技术知识保护的单一目标,还包含了开拓国际市场、建立声誉和增加谈判筹码等。因此,我国企业以多动机并存的方式进行专利布局,而多元化的专利战略化申请动机对企业创新活动与结果产生了异质性影响。以中国医疗制造型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基于技术—组织—环境(TOE)框架,探讨技术(发明专利战略化申请动机)、组织(企业技术知识基础广度与深度)和外部环境(政府经费支持与区域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多元影响路径。研究发现:①企业发明专利战略化申请动机、技术知识基础特性以及外部环境之间存在联动匹配的多重并发因果关系,引致企业高创新质量与非高创新质量的组态结果呈现出因果非对称性关系;②引致企业高创新质量的组态路径有技术与组织协同型(P1)及技术—组织—环境耦合型(P2、P3)共3条,以及发明专利战略化申请的阻挡动机与国际市场开拓动机是引致企业高创新质量的关键要素;③企业高创新质量背后涉及多种因素的协同作用,通过多种组合以“殊途同归”的方式提升企业的创新质量。研究结论为企业在不同外部环境与内部知识资源的条件下,根据不同发明专利战略化申请动机,更好地利用知识产权保护以实现创新质量提升提供了理论指导与管理启示。

2023年度日本政府地震调查研究的主要经费申请概算

根据日本地震防灾对策特别措施法,日本地震调查研究推进总部于2022年8月底,对日本政府各相关行政机构2023年度用于地震调查研究的主要经费申请概算,进行了汇总和调整并对外公布。2023年度,日本政府用于地震调查研究的相关经费总概算额为100亿日元,相比较2022年度的64亿日元,增长了56%,这些经费主要分配于文部科学省、经济产业省、国土交通省及总务省等下属部门,但经费并不包括日本公立行政法人等的运维补助费用。

数字政府建设成效测度与评价:理论、方法与应用

数字政府建设日益受到重视,但其建设成效有待评价和改进。文章围绕数字政府建设成效测度与评价问题展开研究,探讨如何构建理论模型、发展评估方法并加以应用。在综述已有文献基础上,提炼数字政府建设成效评价的理论框架,提出从人民高品质生活、企业高质量发展、政府高效能治理的“三高”视角进行评价,并讨论开展课题研究的思路与方法、重点难点和创新之处,以及本课题要实现的预期目标。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地方政府效率的影响研究

外资进入是影响中国地方政府效率的重要因素。基于2005-2019年24个省市区面板数据,使用DEA-Malmquist模型测算政府效率,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不同进入模式FDI对中国地方政府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独资型FDI显著促进了地方政府效率提升,而合资型FDI不显著;独资型FDI对地方政府效率具有正面空间溢出效应,而合资型FDI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不同的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环境下两类FDI对地方政府效率的影响不同;门槛回归显示,当知识产权保护跨越门槛值时,两类FDI均对地方政府效率影响由负转正。文章澄清了不同进入模式FDI对中国地方政府效率的影响机理,对如何通过招商引资政策来提升地方政府效率提供了思路借鉴。

政府投资基金绩效管理的评价体系构建

对政府投资基金绩效评价研究进行综述,分析当前政府投资基金绩效评价存在的问题,通过引入3E绩效评价理论,结合地方政府实践探索,按照经济性(economy)、效率(efficiency)、效果(effectiveness)目标诉求的绩效指标生成逻辑,进行分级提取,基于多维度、全周期的绩效评价构建体系,以期为各级政府投资基金绩效评价工作提供参考。

风险资本、政府引导基金与区域产业演化

当前国际形势下国家间技术封锁与产业“卡脖子”风险愈发严重,如何运用风险资本与政府引导基金实现区域产业破局已成为研究热点。现有研究探讨了风险资本以及政府引导基金的空间分布与区位选择,并揭示了其各自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然而较少有研究关注风险资本与政府引导基金的互动作用,尚未揭示其相互联结并影响区域产业发展的内在逻辑。基于案例研究,对桂林、重庆等城市产业发展经验以及风险投资企业的战略选择进行分析探讨,结果发现,风险投资能够为地方企业提供本地和非本地资源,而政府引导基金则在区域产业演化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调节作用。政府力量的缺乏可能导致本地资源供应不足,致使区域丧失具有潜力的新兴企业,不利于区域竞争力形成。与此同时,以风险投资与政府引导基金为代表的地方多元主体互动过程,有利于在支持新兴产业发展的同时形成政府主体与市场主体互利共赢局面。

国家出资公司集团治理法律规制范式的分类构建

国家出资公司几无例外地处于集团化营运中,且因市场经济、公共利益目标差异而产生治理结构分类设定的需求。但《公司法》并未直接设定针对公司集团的调整规则,也未回应国家出资公司的公共利益需求。鉴于此,结合旨在分离市场经济、公共利益目标作用场域的“分类改革”政策,在尊重《公司法》路径依赖的基础上,有必要对国有出资公司集团治理的法律规制范式作分类构建。公益类集团宜以“单个企业”范式肯定母公司高度控制权的合理性,对子公司权力进行正面列举以保障集团剩余控制权归属于母公司,并通过成本核算、收益补偿来修复子公司独立人格之损伤;商业一类宜遵守《公司法》下的“分离实体”范式,保障集团内成员公司独立意志,以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事后救济成员公司被侵害的独立人格;商业二类应以“分离实体”范式为主,分离核算承担公共使命之特殊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