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层次分析(AHP)和风险坐标图(R-Map)的民办高等学校办学风险评价

文章按照风险界定、风险识别、风险评价的思路对现阶段民办高等学校办学风险进行定量分析。通过实地调研,准确识别民办高等学校办学过程中的政策风险、市场风险、管理风险、质量风险与财务风险,并以此构建风险层次模型。为科学评价风险,利用层次分析法(AHP)确定各类风险的权重,并引入风险坐标图(R-Map)科学直观地评价各类办学风险的强度。

高校内部治理路径创新与结构优化研究--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分析框架

中国高校内部治理在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框架内历经探索尝试、逐步深化和加速发展等阶段渐趋成熟。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进程中,高校内部治理仍存在诸多的冲突与矛盾,并以办学同质化、体制凝固化、培养脱节化的形式外显于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中。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中国高校是由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以及民主权利等多种力量共同作用所形成的一种复杂组织结构,其内部存在着多元利益主体及利益诉求。在治理的视域下,这些不同的权力/权利主体及利益主体之间形成了特殊的委托代理关系。借鉴委托代理理论的一般分析方法和框架,协调高校内部治理中的利益冲突、激发高校发展内生动力需从政府简政放权、破除外部束缚和高校自我完善、健全平衡机制两个方面着手。

境外高校在海南自由贸易港独立办学的准入与监管问题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的境外高校独立办学条款仅对举办人资质和独立办学机构的办学门类作了原则性规定,《境外高等教育机构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办学暂行规定》对该条款亦细化不够。境外举办人宜限定为“世界一流大学、职业院校”,可参考权威大学排名或从主客观多维度进行认定。独立办学机构宜界定为举办理工农医类学历教育的独立法人,其独立性的核心在于高度独立的办学自主权。为调和政府监管和办学自主权的可能冲突,政府宜坚持底线监管原则,着重发挥独立办学机构内部监管和境内外第三方组织监管的作用。

产教城融合背景下职业本科教育的审视与突破

开展职业本科教育是适应产业数智化升级、助推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构建完善的职业教育体系、提升职业教育适应性和吸引力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国职业教育融入世界发展潮流的大势所趋。当前,职业本科教育的定位仍较为模糊,为实现职业本科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构建以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为核心的人才培养目标,优化对接产业需求的专业布局,建设与职业能力和生产过程紧密对接的课程体系,打造具备“双师”能力的高层次师资队伍。此外,构建产业、教育、城市相互融合的协同发展机制,将职业本科教育与服务区域产业经济发展紧密结合,是提升职业本科教育适应性、破解职业教育“矮化、窄化”问题的有效实践进路。

依法治校进程中高校权力清单制度的实践探究

权力清单制度作为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举措,是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发展的法治保障。当前高校内部治理法治化进程中面临着内部权力边界不清、章程落实不到位、民主监督权缺失等诸多问题,为推行高校权力清单制度提出了现实要求。在权力清单制定过程中,需要明确制定清单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梳理清单的权力来源与依据,明确清单的内容范围,规范权力运行程序,重视民主监督权行使,以权力清单的实施使现行教育法律法规和校内规章制度发挥应有作用,推动学校内部治理的法治化。

“学院办大学”改革的本土探索、困境及应对

“学院办大学”改革是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中的一项重要议题。我国高校开展“学院办大学”改革,主要基于组织扩张、组织竞争及大学内部治理体系建设等多重逻辑诉求,并重点实施了优化校院权责配置、扩大院系人事权限、推行年度综合预算等改革措施。然而,“学院办大学”改革还面临高校权力下放和院系承接、校院之间资源与政策博弈、改革预期目标偏离等困境。面对改革中的各种困境,我国高校在推进“学院办大学”改革时应注重整体设计与试点推进并重,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结合,建立有效的管理运行机制,立足办学实际、探索创新性改革。

高等学校依法治校若干问题探讨

高等学校实行依法治校不仅是现代高校管理的基本要求 ,也是一个重大的价值选择。在明确几个前提和界定概念之后 ,阐释了高等学校依法治校的宪政基础与应正确理解的两对关系 ,即治校权与教师权、学生权的关系 ;治校权与法的关系。在分析了高等学校依法治校的基本特征后 ,探讨了高校党委在依法治校中的作用。

系统治理:现代大学治理现代化的现实路径

大学治理结构是大学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条件,是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逻辑起点,其实质是权责对等与制度规范下的共治共享、整体联动,处理好"谁参与大学治理""参与什么治理""如何参与治理""怎样监督问责"等关键性问题,进行内部完善和外部协同的调整与优化。大学治理结构优化和治理效能提升需要在依法治校框架下,坚持党的领导,依据章程自主办学,通过构建以党委为核心的民主决策系统,权责明确、协调有力的执行系统,主体自律、包容规范的学术系统,分工协作、各尽其能的社会参与系统,边界清晰、监督问责的法律规制系统,进行系统治理、协同治理。

战略管理能力:大学扩大与履行办学自主权的基础——兼论大学战略管理能力的提升路径

扩大与落实大学办学自主权必须以大学能够有效保障国计民生的核心利益为前提,必须以大学能够有效履行办学自主权为基础。扩大与落实大学办学自主权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政府放权问题,而是以大学战略管理能力不断提升为前提的政府放权与大学有效履行权力之间双向互动、互促共进的动态过程。没有大学战略管理能力的提升,政府简单放权会造成新的"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问题。借鉴美国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加强大学战略管理能力建设,应做好完善大学内外部治理结构、重视大学校长选拔和加强院校研究等工作。

大学教育的本义及其大学校长的理性治校——一个基于“理念性事业”的分析框架

"理念性的事业"这一表达是对大学教育本义在教育哲学层面的回答,理念性事业的内涵是指大学教育是生产理念、受制于理念并由理念支撑的理性事业。理念性的理性事业决定了大学校长的治校方式主要是理性治校,理性治校分为界限清晰、泾渭分明的"办学领域"的治理与"教育领域"的治理。在理念性事业和理性治校引领下,大学教育的终极目的是培养出能够关注自身及他人行为背后价值理念的社会公民。

论民办高校办学风险防范中的政府责任

民办高校快速发展的背后存在着风险的隐忧。构建民办高校风险防范体系,成为当前促进民办高等教育持续健康发展的现实需要。无论是从理论上看,还是从现有法律来看,政府均具有相应责任。实施科学规划、健全法规政策、完善财政资助、加强运营监管、提供运营服务,是这一责任中最为核心和最迫切的内容。

实现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对策研究

职业教育现代化具有3个明显的标志:一是走在教育发展前列;二是全面引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进程;三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职业教育现代化的根本办法有3种路径:一是进一步改进教育体系;二是彻底理顺校企关系;三是全面提升职业教育地位。其现实途径包括政府加大投入力度,职业院校充分自主办学,坚持应用技术型本科建设方向。

公办高校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机制的理论诠释与现实动因

我国现行的公办高校治理机制是一种典型的党政权力二元化治理格局,它具有浓厚的计划经济的时代烙印。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以及全体公民意识的不断增强,这种治理机制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现代高校的迅速发展和各种利益诉求,一种各利益相关者广泛参与的共同治理机制正在从理论和现实上逐步走上成熟。

大学去行政化的思考——基于美、英大学治理的比较研究

我国现行的大学治理结构是建立在行政等级制度和行政指令管理基础上的,这种行政集权模式在计划经济时代为我国大学的筹建和快速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拉动作用,但是已经无法满足当今大学走内涵发展道路,参与国际竞争和跻身国际一流大学的需要。大学去行政化的目的是要改变我国当前高等教育以行政管理为主的管理模式。借鉴美、英政府以法律手段、经济手段调控大学的治理模式的经验,重新定位我国政府与大学的关系,改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才能达到去行政化的目的。

关于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的思考

高校拥有办学自主权,依法自主办学是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也是高校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条件。现今高校办学自主权受到政府职能的重要影响而不能真正落实。为了保证高校拥有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依法治校、实行民主管理的权利,政府应该转变职能,改革对高等教育管理的内容、方式和手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办学自主权的历史嬗变与制度逻辑

办学自主权既是高校有效实施内部治理的基础,也是现代大学制度建设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实现了从三级管理体制的建立,进而到以办学章程为载体的治理体系改革的历史嬗变,高校的办学自主权明显扩大。从制度变迁的视角看,高校办学自主权的变迁体现了权力与制度的互构关系:权力秩序呈现出从集中管控到分权治理的特点,制度模式从国家本位到多元导向的发展趋势。受路径依赖和高等教育供给制度的影响,我国高校的办学自主权在变迁过程中产生了宏观鼓励与微观约束、临时性制度过多与总体性制度欠缺、外部放权和内部集权等多对矛盾关系。在当前我国"双一流"建设的背景下,进一步提升高校的办学自主权,迫切需要加大高等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的力度,实现从行政主导型的制度变革转向发展驱动下的高校自主性治理改革。

我国高校校办企业公司治理模式研究

高校校办企业的公司治理问题在于通过改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然而当前高校校企在实施改制中,其公司治理模式依然面临着诸如产权结构、委托代理结构、股权结构、约束激励机制等问题,本文基于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拟提出解决校办企业在公司治理中面临的问题。

教育中介机构:落实高校自主办学权的桥梁

政府对高等学校管理的一些干预,在某种程度上会限制高等教育的发展。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推进,我国迫切需要既能减少政府对高校直接管理所产生的摩擦,又能保证高等教育系统在政府宏观调控下正常运行的组织。于是,高等教育中介机构应运而生,充当着协调政府与高校关系的缓冲器。把握中介机构的内涵,探寻我国教育中介机构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建议,有利于我国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解析大学校长治理能力中的品格

通过对历史上大学校长的研究和对现实中大学校长的深度访谈,将大学校长的治理能力解析为以下七种:怎样建构办学理念增强自身的变革力,怎样把握学校变革发展问题的诊断力,如何通过哲学发展领导特质的思想力,怎样放下胡萝卜大棒去激励他人的育人力,在决策中怎样认识并避免认知盲点的决策力,怎样切实把握大学治理权力的实践力,怎样认识并把握大学文化的文化力。解析这七种能力后发现,优秀且成功的大学校长的这些能力流露了四种品格:以实干为信仰的大学校长是身先士卒的“发起者”;以事业为信仰的大学校长是创造希望的“鼓励者”;以团体为信仰的大学校长是以人为本的“培养者”;以公益为信仰的大学校长是乐于奉献的“主发条”。四种品格累积叠加,是大学校长成为教育家型校长的主要表征。

当前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的困境与对策

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是当前高等教育改革的核心问题,也是推进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需求。当前,高校管理模式官僚化、自主办学偏离学术自治的根基、党政权责不明晰、学术权力行政化、缺乏民主决策和监督机制等问题,严重阻碍了我国高校办学自主权的落实。建议政府简政放权,建立科学的自主办学与政府管控的协调机制;完善高校顶层设计制度,划清不同权力主体之间的权责界限,构建分权治理模式,并引进高校外部治理力量,扩大高校的民主管理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