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借道社会:基层治理创新中的政府调适行为研究--基于Z省S区的经验案例分析

在一个现代化快速转型的国家,政府调适能力是保证基层治理体制稳定运行的必然要求。近年来,随着基层治理体系规范化的不断推进,基层问责的强化以及创新压力的增大,基层治理正面临体制刚性化的转型困境,基层行政体制内部的调适空间也在逐渐缩小。为了化解科层体制压力、再造自主行政空间,基层政府会主动突破行政科层体系边界与社会组织展开“策略性合作”,通过“行政借道社会”强化自身的调适能力。“行政借道社会”是基层政府做出的一种新型外部调适行为,其不仅超越了以往的“策略主义”“共谋”“避责”“工作机制创新”等的理论解释框架,还深化了政社关系中的嵌入性视角,是重新认识基层治理体制保持弹性和适应性的重要切入点。为此,应该积极透过“行政借道社会”的复杂实践过程与机制的阐释分析,拓展基层政府调适能力下体制弹性与适应性维持的中国经验和理论命题,同时为当前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方法论启示。

半嵌入性互动治理的形成逻辑与主要类型--以H街道四个社区的业委会与物业管理运作为例

城市基层治理涉及多元治理主体的复杂互动关系,这种复杂的互动关系内蕴着权力结构与秩序的演变。国家、市场、社会三方主体力量在中国强国家弱市场弱社会的现实背景下,呈现出以结构性非对称性形式相互依赖、三角权力关系稳定、相互弥补各方失灵为特点的互动形态。文章将此互动形态在基层社区中的运作概括为“半嵌入性互动治理”。基于国家-市场-社会三维分析视角,通过多案例比较方法研究H街道四个社区的业委会与物业管理运作,发现“半嵌入性互动治理”在现实运作中呈现多种类型。国家、市场、社会在基层社区治理中的互动关系会根据现实需求与权力博弈进行平衡与调试,最终保证社区内部安全与有效治理。

大学-政府-社会的良性互动与合作

知识经济时代的大学,与政府、社会形成密切的相互依赖关系。大学只有真正地融入社会,形成与政府、社会之间良性的互动合作关系,才能在创新型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中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创造更大价值。

革命话语下的民间文化——以甘肃环县道情皮影戏为例(1949-1978)

甘肃环县道情皮影戏作为地方文化的代表之一,其产生、发展、兴盛与乡村社会有着直接而密切的联系,较真实地反映了乡村社会生活的多元图景。1949年以后,环县道情皮影戏受到了国家的改革。处于政府改造下的地方影戏在形式和内容方面都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娱乐功能的主导地位被政治教化功能所取代,政治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介入到地方文艺,并融入到乡村生活之中。本文以环县道情皮影戏为考察对象,试图剖析民间皮影戏在政府的改造下,民间文化在内容、形式和功能方面的转变、政治与民间文化的结合及其国家与乡村社会的互动。

再造新民风:“政-社”互动视角下乡风文明实践的新路径

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政策目标,但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是难以操作和具体实施的一项软任务,地方政府应该如何推进乡风文明建设成为学界关注焦点。在对陕南A县新民风调研的基础上,将其总结为“政-社”互动视角下乡风文明实践的新路径,即通过党建引领与政府动员、微众表达与农民参与、权威吸纳与接点治理、道德评议与惩罚激励四种机制助推乡风文明政策目标的实现,村风民风得到明显改善。最后将这种“政-社”互动下的乡风文明实践模式放在类型比较与动态演化的视野下进行解析,认为“政-社”互动下的再造新民风作为一个过渡状态不可或缺,在乡风文明实践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今后,只有不断减少政府外在干预,激发农民内生参与动力,才能够实现“文明自觉”的理想目标。

政社互动:从“抗争-创造性政治”到“纵向民主-合作治理”--基于社会冲突的民主动因与治理机遇

"抗争-创造性政治"理论框架在具体社会冲突化解上的无力与在政府角色功能发挥上的盲区,提出了探索新的研究进路与构建新的指导理论的必要性,而社会冲突的民主动因与治理机遇则提供了探索新的研究进路与构建新的指导理论的可能性。立足于社会冲突的民主动因与治理机遇,以政社互动为中心,在政治共同体的纵向结构上强调增进政治建筑与社会基础的制度化联接,提高政府的政治代表性与政治共同体的民主化水平,而在政治共同体的横向结构上则突出政府与社会的相对独立性,推动政府角色转型、引导多元主体参与治理,从而形成"纵向民主-合作治理"的理论框架。"纵向民主-合作治理"强调政府对社会冲突的全面认知,突出政府角色的能动性,拓展政社互动的时机与空间,从而理性应对社会冲突与抗争。在政府发挥主观能动性、以理性选择进行政治代表、引导政社互动的过程中,不但要充分利用人大制度和政协制度的既有制度资源实践纵向民主,而且要充分发挥法治建设与社会组织在合作治理之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

穿透式治理: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有效路径——以陕西省安康市汉阴县基层治理改革探索为例

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命题。与悬浮式治理和常规型治理相比,善治导向的穿透式治理强调治理要素与治理主体的有机结合和良性互动。穿透式治理基于治理要素聚合式发力、治理主体协同式联动以及治理能力裂变式提升赋能社会共同体构建,通过党领共治增强多维互动、协同闭环、信息化支撑的力量,使积极治理行为更好地渗透于基层治理全过程,最大程度打通治理堵点,从而有效贯通国家意志和人民意愿。相较国家治理,穿透式治理更重视多维互动,健全国家上层与基层社会之间的互动机制,不断缩短国家与基层的空间距离,既强调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条块互动以及积极治理,也重视发挥多元治理主体的协同作用,从而破解治理难题,推动基层治理共同体构建。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既要注重渗透地方,也要重视穿透社会,同时要更加重视超越局部治理,健全条抓块统与社会之间的多维互动治理机制,推动共同缔造和为民造福行为,进而增强国家善治能力。

数字社会治理中情感计算的风险及其规避

情感计算是以算法为核心,以人的情感特征为学习对象,旨在感知、识别、理解、模仿以及影响人的情感状态,是强人工智能的彰显。情感计算为数字社会治理的价值重塑创设了互动环境,表现为场景可视化、问题精准化、工具智慧化和治理动态化。冷冰冰的技术文明难以介入复杂的情感世界,这种矛盾带来的张力使数字社会治理面临一系列风险,如模糊道德标准判断、公众隐私泄露、治理目标偏差以及智能官僚主义。推动情感计算“向上向善”发展,要求厘清人机情感交互的伦理逻辑,完善情感信息运用的法律法规,聚焦情感计算应用的技术定位,积极培育情感计算的技术素养,以“技术善治”引领数字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环境—利益—学习:政社互动的协同演化机制分析——以D社工站与基层政府部门的互动为例

引入“协同演化”概念,以更加整全的视角看待政社互动中的“双向运动”和“双向优化”,并搭建起“环境—利益—学习”的政社协同演化机制分析框架。文章从认知互构、知识互学、服务重组三个横切面呈现D社工站与镇政府的协同演化过程。政社“双向运动”表现为政府部门对社会组织的行政干预、服务增量和吸纳,以及社会组织展开的“自我保护运动”;“双向优化”表现为社会组织推进专业服务的情境能力和开展“自我保护运动”能力的提升,以及政府部门基层协同治理质量的提升。政社协同演化机制包括环境机制、利益机制和学习机制。环境机制是指国家和地方政府构建的协同治理格局,为政社协同演化提供了良好的制度条件。利益机制是指政社的相悖利益对“双向运动”的牵引,共同利益和共容利益对“双向运动”的牵制,以及共容利益对“双向优化”的牵引。学习机制是指政社双方通过学习行动引起的适应性特征调整。

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政社互动研究:取向、经验与反思——基于2007—2018年CSSCI期刊文献的内容分析

基于对基层社会治理中政社互动的既有研究发现:政社互动是在国家行政权力上收与基层自治不足的情况下,加强国家与社会之间联系的一种方式,其经验推进是在政府主导下,社会组织嵌入以及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而形成的两种合作治理形式。在“强国家-弱社会”的政社关系下,政府的过度干预导致社会组织逐渐依附于行政体系,加上承接服务的主体缺失与回应不足,使政社互动陷入“内卷化”的困境。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政府应从集权管控走向吸纳治理,从单向嵌入走向双向互嵌,从政府排斥走向社会自觉,进而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的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

创新社会治理中的政府与社会互动关系研究

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战略布局的推进,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也将面临着调整和变革,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决定着创新社会治理的实现程度。因此,在社会治理相关理论界定的基础上,通过"政府互动意愿"和"社会自我调节能力"两个维度构建政府与社会互动关系的分析模型,结合国情分析归纳出当前创新社会治理中中国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模式,并对其优化理路进行了剖析和建议,进而形成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将对中国创新社会治理提供有益助力。

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关系模式的实现路径探析——兼论我国公民社会组织发展的困境及对策

建构合理的契合中国现实状况和政治文化环境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内容,"良性互动"关系模式的提出让中国公民社会论者看到了希望。但如何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成为了理论和实践当中的难题。借鉴西方以"公民权"的概念来打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把公民社会组织作为沟通中介,以公共治理为路径,将成为寻求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现实选择。依据这一思路,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的建构问题即可化约为通过培养和完善各类公民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其社会管理职能,在具体的治理实践中寻求两者的良性互动。

搭建互动协商平台 加强基层社会协同治理

基层社会治理面临利益冲突平衡难、供需脱节对接难、部门分割整合难、自体监督约束难等"四大难题"。重庆市江北区搭建四大互动协商平台、加强协同治理、破解基层社会治理难题的有益探索给予社会建设重要启示:一要加强社会自我服务,培育公民责任意识;二要打造公共交流空间,培养公民沟通理性;三要树立社会治理权威,增强公民价值认同;四要提升社会资本存量,提高社会合作效率;五要完善部门协同机制,加强公民权益保障。针对基层社会治理难题,提出挖掘各地调解资源打造纠纷调解品牌,整合各地志愿者资源健全志愿者组织体系,坚持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健全协同治理责任机制,以群众满意为目标完善群众监督机制等对策建议。

论社会资本与行政改革

行政改革通常是一个政府与社会互动的过程。在行政改革中 ,引入与二者互动息息相关的社会资本理论 ,有助于深入地了解行政改革与行政发展的社会内涵 ,建立起社会各部门、各行动主体在公共事务管理中良性的互动机制。

论当代中国“有限政府”与“市民社会”的良性互动

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中,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实现有限政府和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为有限政府的实现和市民社会的培育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两者的良性互动关系的内涵是:政府维护的普遍利益和社会所捍卫的特殊利益之间实现和谐结合和保持必要的张力。

政社互动:创新社会管理背景下的行政法新模式

在我国"全能政府"的传统治理模式难以满足社会发展需求的情况下,吸收公众的广泛参与和社会组织的协同治理成为公共行政改革的必然选项。同时,在加强创新社会管理背景下,社会管理的行政模式也由传统的"机关行政"向"公共行政"转变,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不再是一种领导和被领导、指挥和被指挥的关系,而应该是一种平等合作、政社良性互动的关系。现代行政法也是以民主行政和合作治理为基础的行政法,更强调社会的自治和参与。因此,当代公共行政社会化背景下的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理应是一种合作信任关系,相应地公共行政模式也就是"政社互动"新模式。

论法治社会互联网金融治理:挑战、内在关联与实现路径

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给传统金融乃至整个金融体系带来变革,成为建设法治社会必然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金融治理产生了重大影响、对法治社会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对法治社会治理能力形成诸多挑战。按照法治社会的基本内涵和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法治社会互联网金融治理的实现路径包括基本权利实现和权益保护的法治化、保证社会活动主体行为的可预期性以及社会安全与良性秩序之建构。

北京市城乡结合部人口管理模式的制度选择

城乡结合部“人户分离、农居混居” ,原本是一种很正常的、公民自主选择居住地的现象 ,现在却因城乡分割、人户合一为特征的“户籍属地管理”模式无法适应变革的社会形态所构成的体制障碍 ,加上政府控制性思维与管理方式的缺陷 ,给现代城市的社会管理带来诸多难以调和的矛盾。本文以北京市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为素材 ,通过深入分析现行户籍管理体制的缺陷 ,从制度创新的角度 ,阐明在社区层面 。

公共治理的理论基础:政府、市场与社会的三边互动

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作为公共事务管理的制度与机制安排,有其各自独特的行动资源及行动逻辑,也各有其特定的行动范围和有效边界。在公共治理理论的视阈下,政府、市场与社会都不是惟一的治理主体,三者间的互动、合作成为必然选择。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三种机制运行中各存在比较优势与不足,公共治理的理论基础是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的三边互动。为了实现公共领域的良好治理,必须而且应当建立起三者良性互动的网络治理机制,在互动中开辟解决社会公共问题、增进社会公共利益的有效途径。

韩国政治转型中的政府与社会

韩国政治转型中的政府主动让权使社会民主运动复兴并不断高涨 ,面对社会的不断“挤压” ,在民主制确立的过程中 ,朝野双方及政府内部进行妥协与协商从而使新旧政权的交替没有明显断裂 ;在社会层面上 ,各种民主势力虽不断对政府构成压力但未能形成持久联盟 ;在民主制逐步确立与完善后 ,原先激进的民众运动逐渐为主张对政府管理模式中的问题进行渐进改革的市民运动所取替。韩国政府在政治转型中始终保持强大权威 ,处于屈从地位的社会的作用是为国家自上而下实行民主化提供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