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宗的崇文表现及其与朝政转向的关系

出生于五代乱世的宋太宗,原本文化修养有限,但在位期间却表现出浓厚的崇文倾向,无论是在政策措施层面、与文臣及士人的关系上,还是在自身的行为方面,都做出了罕有的积极姿态,因此被后世宋人视为“崇尚儒术”的君王。宋太宗与宋太祖这种明显不同的特点,是伴随着两次北伐失败而逐渐形成的,其根源则与当时朝政导向的转变存在密切的关联。在边患压迫的紧张形势下,武功之路却遭遇到碰壁,宋太宗只得转而追求文治。宋太宗时代,文官士大夫开始崛起,逐渐成为统治的核心力量。皇权与文官集团的紧密结合,为宋朝文治路线及其朝政导向的确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由此,折射出宋太宗朝文治路线的基本确立,并对后嗣君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建设中的安全风险研究

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中国加快国防和军事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路径,在当前中美大国战略竞争加剧且国际政治环境动荡的背景下,一体化国家战略能力建设中的国防科技产业安全面临新的风险与挑战。中国国防科技工业在国际政治互动中形成的高度集中的市场结构、大国竞争状态下的非公主体低可靠性,以及一体化实践中的信息扩散与泄密,共同组成了国防科技工业一体化战略能力建设的核心风险要素。通过新兴领域科技主体培育优化国防科技工业产业组织形态,基于风险识别、风险评估和风险处理措施管控非公主体风险,构建系统、完善的信息化保密管理体系,提升关于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国际话语权,是当前化解和治理一体化国家战略能力建设的安全风险的重要方式。

全域中心工作:市民诉求驱动的基层治理——基于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的实践研究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基层治理实践中推动了自上而下的党政任务驱动向自下而上的市民诉求驱动的逻辑转变,形成了全域中心工作的治理逻辑。基于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的实践研究发现,以市民诉求驱动的全域中心工作的工作范围具有全域性与外部性特点,工作时限具有全时性和紧急性特点,动员范围具有全员性与整体性特点,考核形式具有全程性和双重性特点。以市民诉求驱动的全域中心工作的治理逻辑得以可能,主要依赖于市民诉求为先导的社会动员机制、技术平台为支撑的数字治理机制,以及政治统合为协调的整体性治理机制。这些机制有效衔接市民诉求、上级政府与基层组织之间的关系,克服全域与领导注意力有限之间的张力与矛盾,使一套快捷响应民众诉求的治理体系得以建立,但也仍面临群众诉求不规则与群众评价主观化的问题,从而对基层治理秩序提出挑战。

民间援助和政府救助分别立法的价值与取向

新时代共同富裕战略目标的实现和社会保障现代化发展需要民间援助发挥更大的作用。民间援助、政府救助和社会救助在资金来源、根本属性和法定功能等方面存在差异,统一立法问题较多,民间援助和政府救助分别立法确有必要性和可行性。《慈善法》将公益和救助合并为“大慈善”,这一立法精神与行政监管之间的矛盾较为突出;《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和《社会救助法(草案)》规制的内容过于庞杂臃肿;民间援助资源统计制度不健全,统计口径小,对民间志愿服务价值重视程度不够。改革可以根据《慈善法》规定,借鉴《法律援助法》立法经验,民间援助和政府救助分类建设、分别立法对我国救助事业发展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以府辖卫:明代军民府的制度嬗变

元明清时期,朝廷曾以军民府制度对边疆民族地区进行管控。军民府广设于西南边地,实行军民共管的治理模式,时间跨越五百余年。明代是军民府制发展的重要时期,在沿袭元制基础上结合边地实际进行调整。至明中晚期,新设永昌、黎平、遵义、平越、贵阳、安顺六个军民府,以流官掌府事,上承兵备道,下辖卫所,一改此前以土官掌土民和府卫之间不相统属的治理传统。军民府制度在明代的变化是卫所、兵备道、土司等多重因素影响的结果,维护了西南边地的军政秩序,亦塑造了全新的政治格局。

美国国防部制造创新所的治理与发展模式研究

美国是军民技术融合成功的典型国家,拥有雄厚的科技实力和强大的转化能力。美国国防部制造创新所(Department of Defense-Manufacturing Innovation Institutes,DoD-MIIs)是一种有效的军民技术融合载体,实现了军事部门和民用部门的优势互补和深度交互,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制造业创新生态系统的良好态势。从美国国防部制造创新所的协同治理模式和发展机制两个方面探究了美国国防部先进制造创新所的发展模式,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启示,提出中国建设军民融合联合体的相关政策建议。

宋明时期木兰陂管理体制演变与地域社会变迁

通过对历史文献资料的梳理、论证和分析,发现木兰陂管理制度的演变和地域社会的变迁高度融合,从宋至明木兰陂管理基本上由“民间”因素主导,从宋元时期的“家族共管同修”模式发展为明时期的“官民共管”模式,相应的日常管理和维修也由“陂正副-甲头-小工”的陂司制度演化为“水利老人-小工”制和“董役”制的结合;揭示融合过程中国家和地方的关系也在不断调整,民间势力参与木兰陂管理范围不断扩大,参与程度不断加深,水利管理与国家赋役系统结合的趋势也不断加强。

探索与调适:晋察冀边区“民办公助”小学教育的实施

发展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创立的革命根据地建设的重要内容。革命战争时期,党曾在小学教育领域推行了“民办公助”的教育政策,其中尤以晋察冀边区的实施最为得力。晋察冀边区“民办公助”小学教育的发展经历了政策推行和政策延续变化两个阶段,在资金筹措、办学模式和教学内容等方面更加灵活多样。这种教育模式促进了边区基础教育的普及,推动了战时环境下边区教育的发展,同时展示了对“新教育方针”的努力探索,反映出教育与边区政治、经济等因素互相调适的发展特点,为新中国小学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经验与借鉴。

从群众到公民:信访分类治理体系的形成及演进

改革开放前,我国信访分类治理深受中共的群众分类方法的影响。对信访主体的分类是当时群众信访观的核心内容。改革开放后,随着公民信访观的崛起,群众分类方法逐渐被抛弃,国家越来越淡化对信访权利主体的分类。相应地,信访分类治理的重心逐渐转移到形式分类上面。不过,这一变革在强化地方政府信访工作责任的同时,也带来许多新的问题。为走出当前信访治理困境,不仅要进一步完善我国信访分类治理体系,调整信访治理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而且要改变"压力维稳"模式,寻求根本性的"息访之道"。

缅甸军政府的转型及其前景展望

缅甸军政府的转型出于国内外压力。转型后的文官政府在政治体制上有民主化变革;在行政人事上实行文官主导、军人公务员并存的体制;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扩大了民族自治权;在宗教治理上延续了对佛教的控制;保留了军人的主导作用。缅甸文官政府政治前景不容乐观,但其对民主制度的规定与对合法性的追求,也为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明清徽州宗族与乡村治理:以祁门康氏为中心

本文以民间合约为切入点,对祁门康氏宗族处理纷争的实态进行了个案介绍,最后指出:民间合约是宗族惯用而有效的解纷方式;在传统乡村治理中,宗族发挥着多方位的自我调控功能,是国家扶持和利用的主要社会力量,并与国家一道形成了"协调共治"的景象。

论建立政府与民众合作的生态补偿体系

在政府财政为主的生态补偿体系中,社会民众作为生态补偿主体的地位被忽视。确立民众作为生态补偿的基本主体,以民众作为生态补偿的主体,政府为生态补偿提供制度环境,可以将行政特征的生态补偿机制转型为法治特征的生态补偿机制。

清代徽州的民间合约与乡村治理

民间合约是清代徽州人处理纷争时惯用而有效的方式,在乡村治理中占据着独特位置。徽州地狭人众,围绕土地、山林和坟地等资源发生的纠纷较多,人们常常通过订立"封禁合约"来保护自身的利益。当发生犯禁事件,且事态并不严重时,让犯禁者写立"甘服合约"是解决纠纷的重要方式。当诉讼不可避免时,提起诉讼的事主们往往会订立"诉讼合约",明确各人在诉讼中的责任。诉讼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往往又会寻求和解,订立"息讼合约"。从徽州民间解决纠纷的方式上可以看出,在国家法控制架构内,民间合约是协助封建国家权力和法律有效治理乡村社会的一种重要形式。

未预结局视域下民族传统体育传承的过程-事件分析及实践反思——闽南LT村宋江阵传承的民族志

学界已从应然的角度对民族传统体育传承进行大量研究,却少有关注基于应然所形成的实然面向并分析其发生逻辑。基于此,在“过程-事件”分析策略下,对闽南LT村宋江阵传承在应然与实然向度上的矛盾张力进行民族志研究。发现:政府与民间精英的角色转换、民间精英与政府的行动博弈、基层民众与民间精英的诉求嬗变是未预结局生成的合力;政府、民间精英和基层民众的三维嵌构以及外源动力与内生动力的分歧是民族传统体育传承未预结局的整体性生成逻辑。认为:未预结局的实然样态为民族传统体育传承的政策调整提供了新的切入点;未预结局的接续效应为民族传统体育传承的政策制定提供了再生产渠道;民族传统体育传承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取向,均应在基层调研中关注从应然走向实然的过程性事件,依托经验事实去关注民族传统体育传承的实然状态,并寻求内生-外源动力的融合发展,构建民族传统体育传承的混合动力机制。

清代北京的旗、民一体化进程——兼论北京满汉文化的交融

满族统治者定鼎中原后,为保持本民族的优势地位,将其在关外创立的八旗制度与中原儒家伦理观照下的传统制度体系相铆合,采取了“旗、民分治”的统治策略,在旗、民的居住、交产、婚姻、司法、职业、教育及社会控制等各个方面构筑了严密的藩篱和经界。然而,这些措施的推行从一开始就与统治者的初衷相悖,且面临着难以克服的困难。各地的旗、民一体化进程却在分治中日渐加速,这一状况在聚居八旗人口近全国半数的八旗“大本营”—北京体现得尤为明显。

大数据背景下政府网络回应效度研究——以山东政务服务网数据为例

近年来,我国政民互动方式发生转型,政府网络空间下的回应规模不断扩大。政府网络回应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关系到新时代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和公众满意感的获得。为此,构建基于回应状态、回应时效和回应质量三维度的政府网络回应效度的理论模型,并利用Python技术,以山东政务服务网“办事咨询”版块的信息为例,进行数据提取和分析。结果表明:随着政民网络互动信息的体量急剧增加,政府网络回应参与度、处理信息积极性、解决诉求有效性均表现出一定的适应性。但公众诉求表达不清、受理部门选择障碍、回应合法性依据不强和部门间联动壁垒等问题依然存在,需从公众参与能力、政府职责划分、部门人员培训和网络平台建设方面进一步推进政府网络回应效度。

民营企业国际化经营中政府角色合理定位问题研究

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的企业面临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因此,要求占据企业大多数的民营企业能适时、稳步地“走出去”,即开展国际化经营。民营企业国际化经营,有利于国内产业结构升级改造,从而推动产业优化发展。基于民营企业整体上的弱质性,在其国际化经营过程中,需要政府进行多方面同时又合理地,即适时、适势、适度地予以扶持。

军民科技资源共享博弈与治理研究

从经济、科研和制度三个方面,分析军民科技资源共享的基础条件,研究军民科技资源共享过程存在的现实困境。采用博弈理论方法,构建军民科技资源主体间的资源共享博弈模型,结果表明某一科技资源主体的预期共享收益(效用)不仅要高于其不共享科技资源时的收益,还与另一科技资源主体共享资源量、共享概率有关,并受到该主体对共享资源的吸收、利用能力影响。基于博弈分析结果和共享困境,从共享观念、法律制度、平台、标准体系、管理体制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有效治理策略。

县域政治系统的政策制定:政府主导输入与公民政治参与——兼论丘北县的民族政策输入机制

县域政治系统是县域政策的制定、执行和反馈的系统,在县域政治系统的政策议程中,政策输入具有政府主导输入的特征。政府主导输入强化了公共问题的政治系统的体认和意志,而忽视了政策过程中的公民政治参与,导致了县域公民政治参与的缺乏和不足,因此,增强公民的政治参与不仅是县域科学、民主决策的需要,而且也是县域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需要。

松溪县村民约“法”的实践与思考

福建省南平市松溪县的村民约"法"是对"村规民约"的丰富和完善,具有地域性、权威性和灵活性等特征。在村民约"法"的实施过程中,存在传统与创新、任意与规则、德治与法治冲突等问题,需要站在法治的视角,采取合乎现代法治精神的措施,实现村民约"法"与国家法的良性互动,发展和完善村民约"法"的乡村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