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债务预算硬约束与地方财政可持续性提升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不断积累已成为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最大阻碍。以新《预算法》实施后,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开前门”和“关后门”两个阶段改革为准自然实验,分析了政府债务预算硬约束对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两阶段改革都对地方财政可持续性具有显著的正向提升影响;从作用机制来看,“开前门”和“关后门”阶段改革分别通过财政收支巩固和债务规模控制来发挥对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有效作用;异质性分析来看,地方政府举债行为激励较弱和财政监管力度较高的地方,政府债务预算硬约束对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正向效应会更加显著。研究结果为推进债务预算硬约束来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和提升地方财政可持续性提供了政策启示。

预算软约束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门槛效应研究

在内外需求日益疲软以及地方债务规模较大的情况下,我国推出了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措施,这要求政府增加举债规模。本研究从全国范围和东、中、西部地区出发,使用基准回归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对地方政府预算软约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地方政府财政预算软约束显著阻碍了地区经济增长,且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地方政府预算软约束对经济增长的负向作用会受到区域差异的影响。因此,地方政府应采取优化转移支付制度、促进融资平台的市场化转型、完善过度负债约束机制、转变官员政绩考核理念、因地制宜地制定差异性防范政策等措施稳定地区经济增长。

地方政府债务治理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升——基于新《预算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

文章以2009—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以新《预算法》实施为准自然实验,检验了地方政府债务治理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双重差分估计显示,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显著提高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证实了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体制改革有助于优化初次分配格局。上述结果在考虑内生性问题以及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保持稳健。机制分析表明,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进而通过要素组成效应和人力资本升级效应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发现,非国有企业、劳动密集型行业上述效应更为凸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显著缩小了企业内部薪酬差距,普通员工劳动收入份额提升而高管劳动收入份额无显著变化。文章将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的经济后果拓展到企业要素收入分配领域,强调地方政府债务治理不仅有利于缓解企业融资困境、优化要素投入和推动企业人力资本升级,而且为完善初次收入分配、增加居民收入以扩大消费、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基础并提供决策依据。

新《公司法》下公司社会责任规制框架的优化

随着新《公司法》的修订与完善,特别是第19、20条对公司社会责任制度的进一步细化,构建一个科学、系统、符合我国国情的公司社会责任规制框架显得尤为重要。然而,现有的公司社会责任规制框架多侧重于制度层面的构建,往往忽视了治理层面的实际运作与效果评估。因此,构建一个既包含制度约束又融合治理实践的规制框架,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基于比较法视角和软硬法结合视角开展深入分析,揭示了当前规制框架国际化融合不足、本土创新缺乏、内部治理架构弱化等方面的困境。针对上述问题,本文进一步提出公司社会责任规制框架的优化策略,以期进一步推动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赢。

Local Government Debt Management Solutions

Two rounds of leveraging-up have led to a high debt ratio in the Chinese economy, triggered liquidity mismatch and increased systemic financial risks. The key causes of local government liabilities are soft budget constraints and non-market-based factor allocation. Currently, the risks of local government liabilities are generally controllable.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long-term solution to managing local government liabilities is to enhance budget constraint and institutional assurance and proposes countermeasures in the reform of urban construction investment and ftnancing mechanisms.

数据安全刑事治理的激励模式

广义的激励是奖励与惩罚的上位概念,狭义的激励则是奖励的近义词,与惩罚是并列关系。法律激励应界定为狭义的正向激励,同时也不排斥惩罚的反向激励作用,两者是法律激励的一体两面。传统的数据控制安全保护模式限制了数据流通和开放分享,需要确立以数据利用安全为重心的法律治理模式。刑法应当从注重数据静态安全保护转向重视数据动态安全保护,强化对数据滥用行为的刑事规制,发挥刑罚的反向激励作用。数据安全刑事治理对于数据安全和发展同样具有双向激励机能,具体需要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予以把握。实体激励涉及数据犯罪中前置性行政法认定、个人信息数据知情同意权利保护、附随性刑事制裁措施的适用,程序激励主要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刑事和解制度及其衔接协调。数据安全法律治理体系包括硬法治理和软法治理两种形式,软法又可分为国家软法和社会软法。数据安全刑事治理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多方参与,寻求软法与硬法相融合的体系化路径。

基层转移支付与地方政府债务扩张--项目制的视角与四川省的实证

财政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不仅仅是一个公共财政或金融信贷问题,更是一个与我国基本治理结构紧密相关的政治经济学问题。论文以项目制治理为理论导向对此问题展开了实证研究。研究认为,在此治理模式下,基层地方政府可以将省以下的转移支付作为项目运作的资源配置杠杆,申请更多的信贷资金支持,从而推高其地方政府债务。利用对四川省2016-2019年县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论文揭示了二者之间的因果关联:基层转移支付收入在整体上会扩张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并加重其债务成本;这一扩张效应更多是由专项转移支付带来的,而一般转移支付则与债务付息支出更为相关。该发现说明,我国基层转移支付的预算软约束问题已经深深嵌入到更为宏观的政治激励与经济建设模式之中,从而也需要从完善官员治理、优化政府间财政关系以及加强各种财政资源有效配置等方面加以改善。

农村民间金融软法治理的出场逻辑与实践路向

农村民间金融能够较好地弥补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缺口,是农村金融市场不健全和不完善的产物,是一种过渡金融体制。当下农村民间金融的治理难题归根于相关法律供给的异化,尤其是硬法规制模式的乏力甚至失灵。法经济学视阈下,软法可以发挥其在创制方式、立法成本、规范架构、实施机制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农村民间金融软法治理应秉持金融公平、金融效率、金融共享和绿色金融的价值理念,彰显社会公权力的治理效用、声誉机制的外溢效力、激励约束机制的常态化以及非司法中心主义的路径依赖,并在软硬法有机协同下推动农村民间金融的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

财政规则与地方政府行为

财政规则是各国应对财政危机、增强财政可持续性的重要保障,然而现有研究较少探讨地方层面的财政规则执行。基于预算软约束理论,以2014—2020年中国2023个区县为研究对象,结合财政部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领域制定的“10%红线”规则设计断点回归模型,检验PPP规则约束下的地方政府行为。研究发现:第一,由于缺乏法定性与透明度,PPP规则存在“软约束”现象,这一现象与债务规则的“硬约束”形成鲜明对比;第二,PPP规则的执行效果具有异质性,即对于可自由支配度较高的经济类项目更具规制效果,而对支出偏刚性的民生类项目约束力不足;第三,对于存在合规风险的项目,企业倾向于通过组建联合体的形式分散风险。研究结果表明了加强财政规则法定性与提高财政透明度的必要性,建议加快相关财政规则的立法工作,提高财政预决算的信息披露程度,从而增强财政规则执行效果,防范与化解重大风险。

混合所有制改革:硬化约束还是优化治理?——基于国企债务风险的研究

本文手工收集和整理了非金融上市国企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及董监高背景的有关信息,从股权结构和治理结构两个维度衡量混改程度,探究其对国企债务风险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利于降低债务风险,且此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商业竞争类国企和特定功能类央企中;上述影响并不是通过硬化约束、降低债务资源获取的客观便利性实现,而是通过优化公司内部治理、提高非债务融资能力,从而降低国企对债务资源的主观依赖实现,且非国有股东持股可以显著影响国企的股权融资能力,非国有性质董事参与治理可以提高国企的内源融资能力;政府质量及其治理水平的改善可以促进非国有股东参股对降低国企债务风险的作用发挥,但治理结构的影响未受到其调节;国企混改降低债务风险后,最终可以提高其经营绩效和市场绩效。

政府质量、预算软约束与政府会计准则制度执行效果——基于预算执行审计和财政透明度的双重视角

不同地方政府质量对政府会计准则制度执行效果的影响不同。基于2009—2017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区数据实证分析发现:地方政府质量对政府会计准则制度执行效果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在预算软约束作用下,这种正向影响发生了逆向改变,即预算软约束对地方政府质量与政府会计准则制度执行效果的关系起到了反向调节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由于东、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差异以及中央政策的地区性差异,东部和西部的政府质量对政府会计准则制度执行效果的影响要高于中部地区;随着东、中、西部省份发展程度由强变弱,预算软约束对政府质量与政府会计准则制度执行效果关系的负向调节作用也逐渐减弱。

地方债规模增长的一个解释框架

地方债规模增长是引发地方债务风险的重要方面。治理地方债规模的过快增长需要从理论和实证上识别其形成机制。本文首次从地方财政能力的视角建立了解释地方债规模增长的理论框架,克服了以往研究集中于需求方面的局限。本文研究发现,财政能力对地方债务规模具有重要的影响,尤其对东部地区而言更是如此;对于中西部地区,财政收支缺口的压力对债务规模增长不可小觑。对地方债规模增长成因的解释,意味着政策导向应立足于策略性调整财政分配关系,并从地方债管理的角度,建立可靠的偿债机制和制度法律约束。

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成因与治理路径

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在财政收入中占比下降,支出上升,不完善的转移支付制度并未缓解地方政府的压力,财政资金并不能满足需求。《预算法》规定地方政府不能举债,因而成立地方融资平台举债就成为"制度创新"。本文针对地方政府性债务可能引发的财政风险、金融和经济风险进行分析,从经济发展和资金来源分析地方政府性债务的成因,最后从短期和中长期提出可能的治理路径。

预算约束、政府干预与工程项目成本——来自中国国有大型施工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通过研究我国工程项目造价及成本预算机制,探讨和检验了地方政府干预对工程项目间接成本的影响,为政府干预微观经济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经验证据。本文运用扎根理论分析方法,通过对某国有大型施工企业实务人员的深度访谈,构建理论模型,并提出研究假设。在实证检验部分,本文成功获取了企业内部会计核算的客观数据,基于177个工程项目成本数据实证检验了本文的研究假设。研究表明,体现工程项目实体性消耗的直接成本构成对工程项目间接成本的预算约束,但超预算间接成本仍然存在,且受到地方政府干预及项目性质的影响。

政府跨时预算约束是否满足——基于中国数据的检验

加总各期的即期预算约束可以得到跨时预算约束。由于债务项的存在,依据定义即期预算约束总是成立的。跨时预算约束要求经济单位在整个生命周期中支出流现值等于收入流现值,这并不必然成立。对于个人而言,由于其寿命有限且缺乏永续借债的能力,理性的借款行为必然要求跨时预算约束成立,加总各期的即期预算约束就可以验证个人的跨时预算约束是否满足。然而这样的方法并不适用于政府,政府没有可预期的寿命,也没有像个人那样强烈的贷款约束。理论上政府可以持续维持预算赤字,不断地借债还债以超然于跨时预算约束之上。然而在评价政府债务规模是否适度时,传统的国债负担率、债务依存度等指标固然也能提供重要的信息,但是跨时预算约束才是政府债务行为的一个自然锚定基础。基于中国大陆1979-2004年数据的研究表明,与美国、我国的台湾地区不同,在中国大陆,政府跨时预算约束没有得到满足。原因可能在于:政府并没有主动地预测未来的财政收支和盈余,并把它作为确定当期债务规模的基础;一般投资者也很少考虑政府债务规模问题;由于在样本期内中国的政府债务规模一直处于比较低的区间,政府的跨时预算约束问题没有引起政府和投资者的关注。随着政府债务规模的扩大,投资者可能对政府跨时预算约束问题更为敏感,对政府债务行为的约束力也可能会逐渐加强。

以善治为目标的北极合作法律规则体系研究——中国有效参与的视角

善治作为北极治理的最高标准,对未来北极合作法律规则体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根据善治的应然要求,各国在北极地区的海洋权益将逐渐从对立走向统一,北极域内外国家的合作将更加普遍,未来北极合作法律规则将呈现出软硬法混合的治理模式。而实然状态的北极合作法律规则体系对全人类共同利益维护不足,合作虽具有广泛性但缺乏有效实施,未能全面解决北极问题,北极善治任重道远。中国作为北极重要的利益攸关国,需要在北极合作法律规则体系从实然到应然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寻求机遇,拓展与北极国家的双边和多边合作,提高参与北极治理的话语权,从而促进北极善治的实现。

中国经济转型中地方政府的角色转换

本文试图对中国经济转型中地方政府的角色转换及其经济效率进行分析。首先,在尼斯卡宁的官员模型框架下,研究了改革前的地方政府模式;其次,研究了财政分权后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同时,加入硬的预算约束和地区间的竞争以说明地方政府角色转换的经济效率;最后,给出了维护市场经济制度的地方政府的最优模式,指出了经济发展得以持续所需的制度环境。

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政府干预、金融市场化与法人股价值研究

以上市公司2000-2004年法人股协议转让的经验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政府干预和金融市场化程度对法人股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干预会降低法人股协议转让价格，但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上，对民营企业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为政府掠夺之手的理论提供了新的证据，同时也能更深入地了解政府干预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影响。此外，还发现发达的外部金融市场可以提高法人股转让价格，这表明金融中介体系作为产权保护的替代机制，能够通过约束经理人行为以及提高企业效率为企业带来治理溢价。

政府审计能够抑制地方政府债务增长吗?——财政分权的视角

以2005—2016年我国31个省级政府为研究样本,通过构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从财政分权的视角,研究了政府审计与地方政府债务增长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政府审计能够抑制地方政府债务增长,且政府审计增收节支效应在低债务规模省份能够发挥抑制作用,政府审计建立健全制度效应在高债务规模省份能够发挥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政府审计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效应存在财政分权体制差异,财政分权越高,政府审计对于地方政府债务增长的抑制作用越强。研究对于充分发挥政府审计的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效应,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作为政策工具的国有企业与国企改革:基于预算软约束的视角

本文基于一个扩展的预算软约束模型,研究国有企业承担政府职能以后的预算软约束和道德风险问题,以及政府面临这些问题的最优对策。本文认为,预算软约束和道德风险等国企问题的出现,是政府主动追求非经济性的政策收益的结果;而政府愿意对国有企业进行实质性的市场化改革,则是因为这些企业不能为政府提供有价值的政策收益。因此,我国上一轮国有企业改革,实际上是政府调整非经济性的政策收益和预算软约束、道德风险等国企问题之间平衡关系的过程。基于此视角,我们可以对一边是"国退民进"另一边却是"国进民退"、一边是市场化改革另一边是央企垄断地位不断强化这些看似互相矛盾的国企改革现象给出一个统一而且内部逻辑一致的解释,并对我国下一轮国有企业改革方向提供有价值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