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省横向府际应急协同机制的实践样态及制度保障

突破省域边界的突发事件具有复杂性、不确定性与突发性,灾害后果严重。实践中,各省级政府通过签订应急协同协议、新设应急协同组织、开展联席会议与会商应对跨省突发事件,形成了多元化的应急协同机制,契合中国特色应急管理制度的改革方向。但是,相关机制不仅面临合法性质疑,还存在效力薄弱、协同动力不足和未突破区域壁垒的弊病,需要完善相关合法性保障与实效保障。协同机制具备实质合宪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赋予其组织法依据,一些仅供协调而未涉及职权调整的协同机制不违反职权法定原则与组织法定原则,具备合法性。然而,应对跨省突发事件需要整合各省政府部门职权以形成区域性应急行政权,该权力源自政府的行政授权,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完善相关法律依据。协同机制的实效保障需要多路并进:在协同协议层面,应当进一步提升协议的法律效力与可操作性;在协同组织层面,需要健全应急协同组织及其内部结构;在协同信息层面,完善应急协同信息平台建设有助于收集、共享常态化信息与突发事件预警和处置信息;在协同动力层面,可以通过夯实协同观念基础与信任基础、增加协同净收益和加强中央政府的高位推动增强协同动力。

司法行政区域协作:生成逻辑、实践样态及法治路径

司法行政区域协作是跨行政区政府间合作的新兴领域,其产生发展蕴含自发协作向政府推进转变的历史逻辑;提升区域公共法律服务以满足经济区发展需求的现实逻辑;软法推进实现机理的理论逻辑。司法行政区域协作的硬法规范缺失,中央发文与区域行政协议等软法构成其主要治理工具,并推动司法行政区域协作呈现出整体性协作为主、个别领域专门性协作、中央法务区模式三种实践样态以及从需求侧向供给侧转变的趋势。司法行政区域协作依托软法推进也引发了合法性、程序正当性、实施有效性疑虑。软法为主、硬法为辅的混合法治模式才是司法行政区域协作法治化的理想路径。未来硬法建构应着眼于软法治理的局限,在区域协作的前端环节,论证及补充司法行政机关具有缔结区域行政协议的法定职权;中端环节规范协议的缔结程序;末端环节完善协议履行的监督机制。

省际次区域合作机制有效吗?——空间结构与治理模式的联合调节效应

区域一体化背景下,具有次区域特点的省际毗邻区,成为提高区域合作发展效率的"洼地"。通过文献梳理,本文界定了省际次区域及次区域合作的内涵并提出了理论假设,以7个典型的中部省际次区域为例,运用2个层面的面板数据考察了省际次区域合作机制,通过引入相关控制变量,假设检验了省际次区域合作的演化机理。研究发现:(1)省际次区域合作机制之间互动程度不足,存在一定脱节和"真空地带";(2)省际次区域合作受空间结构、治理模式影响显著,边界效应主要为"屏蔽效应";(3)空间规模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受制于"空间交叉结点""中介效应"的强弱;(4)产业异质性与省际次区域合作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5)合作框架协议尚不能有效推进"省际次区域合作区"升级,边界重构效应不显著,有必要进一步提升其政策有效性。

地方政府合作在区域合作中的作用

中国跨行政区的经济活动和社会事务越来越多,需要一定区域内的地方政府合作来处理。经济区域化的发展在提升区域整体经济实力的同时,也带来了区域公共事务。区域合作需要区域内的地方政府积极努力,也需要各相关方约束自己的行为。为了解决行政区合作面临的困难,需要地方政府主动推进地方合作。通过地方政府之间平等的交流、协商和调解,形成合作机制。地方政府合作形成以后,可推动区域合作。地方政府在国际区域合作中有两个优势:一是地理上的相邻便于合作,二是地方政府在国际区域合作中较少受到主权争议、政治感情、意识形态等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在东北亚区域合作中地方政府合作的作用尤其突出。

区域合作协议:一种新的公法治理规范

区域合作协议是我国区域发展与治理实践中出现的一种新的制度形式。对于区域合作协议的属性和效力,尽管可以分别从"是行政契约还是行政合同"、"是硬法还是软法"的理论框架中进行分析,但是区域合作协议具有复杂性和特殊性,它难以被简单地视为一种行政契约或者具有软法效力。将区域合作协议视为区域发展与治理实践中一种独立的规范形式,更为可取。鉴于区域合作协议包含政府合作与绩效共享的理念,对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而言是明显的改变,因此我们可以期待区域合作协议成为一种新型的公法治理规范。

论区域法律治理中的地方自主权——以区域合作协议为例

区域合作中的地方自主权涉及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分工,是我国区域法律治理中不容忽视的重大宪法问题。从区域治理的历史变迁和区域合作协议的文本考察来看,地方政府拥有的自主权呈现出不断扩张的趋势。地方政府自由行使区域合作中的自主权是法律的常态,而中央政府对区域合作行使批准权则是法律的例外。而这种地方自主权主要来自于宪法的规定和中央的授权。只有影响中央和地方的政治平衡的区域合作协议才需得到中央的批准,包括可能涉及中央最终决定权的区域合作协议,可能影响中央控制力的区域合作协议,以及可能影响协议非成员方利益的区域合作协议。基于合作单一制理论,中央对区域合作的充分参与是地方自主权的法律支撑。

区域治理:由行政区行政到区域公共管理——以区域经济合作为视角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区域经济合作的步伐不断加快。但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现实的体制原因,传统的行政区行政被不断强化。在利益驱动下,地方政府各自为政,以至于行政垄断、地方保护主义盛行,阻碍了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步伐。因此,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背景下,区域政府需要在政策、制度安排方面进行调整,转变职能,实现政府治理理念、治理形态的嬗变,由行政区行政走向区域公共管理。

基于行政学原理的区域旅游不合作研究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不断深化,区域经济的集团化、合作化趋势日益增强,区域旅游也不例外。但是,在我国区域旅游合作迅猛发展的过程中,区域旅游不合作仍是一个较为突出的现象或问题。运用行政学的相关原理,在列举出几个典型的区域旅游不合案例并对之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解决对策建议。

政府合同管理的基本逻辑

政府合同管理立法方兴未艾,不少地方政府使用规章或规范性文件对政府合同管理活动加以调整。作为一个规范概念而非学理概念,政府合同同时包括缔结主体一方为行政机关的民事合同以及一般学理意义上的行政协议。行政机关之所以要对不具有同质性的民事合同与行政协议统一管理,乃是出于回应行政任务的需求,同时也标志着行政机关开始具有监管者、管理者的双重身份。政府合同管理主要体现为内部行政活动,但仍然要遵循依法行政原则。在政府合同管理过程中,需兼顾管理活动的合法性与作为管理对象的政府合同的合法性,并同时受行政法律规范与民事法律规范的羁束。

山东沿海城市带地方政府跨政区合作研究

山东沿海城市带主要涉及青岛、烟台、威海、潍坊、日照、滨州、东营、济南、淄博九个城市,实现九市地方政府的跨政区合作、优势互补、共同发展是促进山东沿海城市带以及整个山东省经济、社会高效发展的有效手段。山东沿海城市带城市主要通过"核心-外围"式和平级城市间合作两种模式在产业、交通、旅游、生态环境以及科技人才方面开展合作,其主要合作机制分为制度化合作机制、区域性发展规划以及行政协议三种类型。各城市的合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然存在跨政区合作的组织机构缺位、跨政区合作的政策工具残缺、跨政区合作参与主体单一、跨政区合作常态化程度低等问题。今后应该从健全合作的组织机构、完善跨政区合作治理工具、扩大跨政区合作的参与主体、保证跨政区合作的常态化等方面着手以促进山东沿海城市带的区域协调化与经济一体化发展。

中央集权驱动、地方分级响应与政府间合作的机理:基于京津冀的实证阐释

区域性棘手问题和相互依赖的增加凸显政府间合作治理的现实需要。不过,行政分权、财政分权和晋升锦标赛体制意味着地方自主性增长与区域协同发展之间的紧张。深入行政体系内部挖掘区域政府间合作的真实过程和内在机理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央政治权威旨在打破地方保护主义的体制藩篱;地方高层通过“政治表态”积极回应中央的战略部署;地方中层因不变的压力型体制和目标责任制依旧关注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地方基层在目标责任体系中存在支撑能力不足问题。结果,地方政府和政府部门主要根据成本收益分级分部门响应。为提升政府间合作的有效性,相关的改革选项包括根据城市功能定位建立差异化的政绩考核和区域财税激励兼容机制,明确将区域协同发展的职责赋予特定政府层级,建立多样性的非正式制度以积累政府间合作的信任资本,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和社会力量的作用。

省际行政区边缘经济协作中的政府协调

我国经济协作中的地方政府协调有其特殊的经济动因,也同我国行政区划体制紧密相关,本文在分析我国省际行政区边缘经济特征的基础上,重点提出省际行政区边缘经济协作及协作中的政府协调问题。一些地方政府官员没有充分认识行政区边缘"自然区域"和"地缘经济"属性;区域公共利益分化使政府协调动机难以稳定,期待合法化整合,这是我国省际行政区边缘经济协作中政府协调的两大困境。与之相对应的对策,一是进行省际行政区边缘文化认同和整体意识构建,达成具体的政府协调方略和措施;二是政府应积极建立协调与合作的共同利益基础,应充分发挥协调的网络化效应。

地方政府合作协议的新制度主义分析

地方政府合作协议是一种博弈均衡的结果,在表现形式上具有多样性,在拟定和执行上体现着制度与人的互动。因此,可以把地方政府合作协议纳入新制度主义的视野中进行分析。根据新制度主义理论,合作协议存在的缺少民主参与、内容不完善、约束力不强等问题是由路径依赖、制度缺陷以及制度结构不合理引起的,完善地方政府合作协议的方向应该是建立"良好的制度"。

论区域环境治理及其体制机制构建

传统的以企业或项目为管理对象的点源环境治理与环境问题的区域化日益相悖,环保历史与现实理性呼唤新的环境治理模式,与点源环境治理相结合的区域环境治理体制机制亟待建立。区域环境治理是指以自然区域整体为治理对象的环境治理模式,分区治理和合作治理是其基本要求和特点;需要建立环境分区治理机制、区域环境整体治理机制、区域环境合作治理机制和区域环境管理体制,四者是有机联系的统一体:环境问题的特殊性要求按自然区域进行分区治理,每个自然区域必须作为一个自然整体进行治理,不同的自然区域以及自然区域内的各行政区域之间必须相互合作,实现区域合作需要建立有效的区域环境管理体制。

区域整合中的地方利益冲突与消解——以关中—天水经济区为例

区域经济整合是我国当代经济社会深度调整的一个重要理论和实践命题。长期以来,基于地区利益关系形成的"行政区思维模式"交织着来自市场、政府、社会三方的各种利益冲突,构成了"行政区"向现代"经济区"转变的时代梗阻,滞缓了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进程,以协同为导向的政策支撑是推动区域经济整合、化解利益链阻的关键。作为我国西北地区最重要的区域发展规划之一,关中—天水经济区的建立、运行过程中存在地方政府及市场层面的多重利益冲突,其跨越式发展离不开国家的政策支持和地方公共管理部门的改革创新,迫切需要在区域发展观、社会力量培育、行政激励机制、政府协调力量等方面有所突破。

区域生态府际合作治理的碎片化困境及其出路

随着区域一体化程度的加深,我国环境问题逐渐超出特定的行政区划边界而演变为跨行政区环境问题,这需要地方政府间的横向合作以形成跨行政区环境治理,文章通过分析我国地方政府间在生态合作治理中产生的碎片化现象,包括合作理念碎片化、合作动力碎片化、组织结构碎片化以及合作程序碎片化,找到造成地方政府间合作碎片化的原因并给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建议包括加快培育地方政府间合作共赢的制度文化,加强地方政府合作的制度建设以及健全政府间合作的运行保障机制。

省际环境污染合作治理行政协议履行机制困境与突破

环境污染问题是一个跨区域系统性问题,地理要素的流动性加剧了跨域环境治理的难度,传统的单一的行政区划已无法有效应对跨区域环境污染问题,如何通过合作治理解决跨区域环境污染问题成为地方政府的新课题,针对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区域跨域环境污染频发的问题,省际环境污染合作治理行政协议作为一种解决跨域环境污染问题的政策工具应运而生。然而实践中省际环境污染合作治理行政协议在履行中依然存在履行的协议条款不规范、履行主体诚信不足、履行的纠纷解决机制缺失以及履行的监督约束机制缺失问题。规范省际合作行政协议条款、构建履行主体诚信自觉制度、建立多元的纠纷解决机制、构建履行监督约束机制是完善省际环境污染合作治理行政协议履行机制的路径。

“政府法治论”中的合作行政观

合作行政是法治政府建设中涌现出的新的行政法现象,行政任务履行主体、行政活动方式和政府责任承担的诸多变化对传统行政法学体系框架造成了冲击,亟需行政法学理论基础对此作出回应。作为行政法学理论基础的"政府法治论"是法治政府建设的理论先导,具有扎实的实证基础,蕴含着合作行政的思想观念。"政府法治论"提出的"政府与公民法律地位平等"的命题是合作行政的理论渊源,建立"平权型政府"的主张是合作行政的行动指南。合作行政视野下平权型政府建设既要促进行政权的高效有序行使,又要鼓励公民权利的合理运用,进而达致政府与公民关系的实质均衡和平等状态。平权型政府建设的路径选择为合作行政难题的破解找到了答案,彰显出"政府法治论"与时俱进的时代气息。

论区域协调中政府合作协议的法律规制

政府合作协议是行政权的运行方式之一,它的运用和发展需要以相应的法律加以规制。政府所能缔结的合作协议内容应当符合依法行政原则要求,缔结程序要考虑到公众参与的要求和批准备案的问题。协议效力需要通过赋予协议方的自力救济权以及上级政府的监督制约来加以保障。

建立法治型“泛珠”区域劳务合作机制的思考

区域劳务合作法律协调机制是法治型"泛珠"区域劳务合作机制的核心,因此,建立法治型"泛珠"区域劳务合作机制,对于巩固合作成果,推动合作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个法律体系既应具备国家制定的区域经济合作的法律,又应具有地方立法协调法律机制、合作运行机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