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管制下企业的IPO时机和资本结构

以1993—2012年中国A股市场发行的股票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企业自主择时、政府发行价格管制和政府上市节奏管制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处于信息劣势地位,政府发行价格管制会使企业IPO定价不合理、市场无效率;企业自主择时、政府的发行价格管制和上市节奏管制对企业的资本结构均具有显著影响,并且这三者的影响都具有持续性;政府管制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企业的资本结构。

IPO市场择机对公司资本结构的持续效应研究

本文以标准化的IPO收益率度量市场择机,分析IPO市场择机行为对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IPO市场择机行为对公司资本结构产生短期影响,IPO择机成功的公司,其负债率下降的幅度显著大于择机不成功的公司。但这种影响是暂时的,3年后,两类公司负债率的差异消失。研究表明,IPO市场择机对公司资本结构不会产生持续影响,资本结构的逆转间接支持动态权衡理论。

政府管制变迁下IPO资源配置效率的实证研究

文章借鉴Jeffery Wurgler资源配置效率模型，实证检测了我国IPO市场1992～2013年各年度的资源配置效率，针对政府管制程度不同阶段下的整体配置效率进行了对比，深入挖掘了国有企业比例与上市公司质量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政府行政管制的存在确实限致了我国IPO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功能的发挥，政府管制降低了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政府管制下国企上市较多以及上市公司质量差的年份对IPO资源配置低效率的负面影响更大。据此，提出了加强IPO市场化制度改革，推进国有企业改制等措施来提高IPO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建议。

我国风险投资IPO退出的制度优化:市场效率与法律规制

风险投资IPO退出市场结构均衡是该市场资源最优配置的必要条件。目前,IPO退出市场存在基础市场建构不完善,创业企业供给与投资者资本需求数量结构失衡,交易制度非效率以及IPO退出的境内外空间结构失衡等若干问题。为促进IPO退出市场有效发展,需要完善境内IPO退出发行准入制度和IPO退出交易制度,并进而构建纵横统一的IPO退出法律制度体系。

IPO择时行为对资本结构的影响分析

基于资本结构的市场时机选择理论,本文以2006-2010年沪深两市IPO公司为研究对象,建立实证分析模型,研究IPO市场时机选择行为对资本结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沪市不存在明显的IPO择时行为,而深市较为明显,且此行为对资本结构构有长期影响,但其影响力有限,不及传统因素。

发行管制条件下的股权再融资市场时机行为及其对资本结构的影响

本文基于A股市场再融资管制环境,检验了A股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行为中的市场时机特征及其对资本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再融资中的市场时机行为显著,表现为两方面:(1)市场高涨时,会有更多的公司申请再融资;(2)申请再融资成功的公司,市场时机适合时融资规模更大。进一步分析发现,无论是申请再融资公司的数量还是再融资规模,市场时机都包括了两部分:一部分是基于股价的时机,另一部分是基于再融资管制政策的时机,后者在配股中约占36%。基于市场时机的更大融资规模导致再融资当年杠杆率下降更多,但由于存在发行价格和规模限制,市场时机对资本结构的影响短暂。

公司上市存活年度及资本结构变化趋势研究

以1992～2004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从日历年度和上市存活年度两种纬度，研究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变化趋势。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受上市存活年度影响较大，负债率逐渐随着公司上市存活年度的增长而变大；1998年后负债率呈现出上升趋势，而负债率随日历时间的变化是受上市存活年度的影响；上市存活年度对资本结构的影响具有7％左右的解释能力，比日历时间和IPO日历年度影响都强。

东道国政府干预条件下外资并购的市场结构效应

外国企业在国内市场的地位不同,其并购国内企业之后将形成迥异的国内市场结构。本文通过一个开放经济条件下的Nash-Cournot模型,分析了外资并购中影响个体愿望和政府意志实现程度的若干决定因素。侧重研究了企业个体愿望与政府意志产生分歧的范围,在这一范围内,政府可以在审批程序中实施否决权来规制外资并购行为。进一步分析贸易条件对外资并购效应的影响,得到了政府通过宏观调控干预外资并购的机制。即政府如何调节贸易自由化程度来引导外资并购行为,以提高国内社会福利。

股权分置改革的中期检验:透析内在机理

通过检验股权分置改革的中期效果,特别是改革进程和效果的内在关联以及股改实现中期效果的内在机理发现:公司治理特征和绩效能够影响改革的进程,股权分置改革带来了绩效提升和治理完善。对于那些改革过程非常艰难或者改革推进较晚的公司而言,股改的效果更好。这说明改革具有后发优势,即对于那些改革难度较大的公司而言,改革带来的效果更好。对于渐进式改革只有坚定改革的信心、克服改革的攻坚问题,才能更好地实现改革的最终目的。

定向增发市场时机选择对资本结构的影响

文章以A股市场上2006年至2016年6月间非公开发行的企业为样本,运用分位数回归方法,研究定向增发市场择时对资本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再融资政策的管制下,中国定向增发市场时机包含企业自主选择的时机和政府发行管制的时机。定向增发市场时机对资本结构水平高的企业具有显著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来自企业自主择时。虽然监管机构对非公开发行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制度,但因为其监管力度较低,因此企业对市场时机的选择自由度较高。企业择时对资本结构具有长期显著的负向效应,政府择时对于资本结构水平越高的企业影响越大,对资本结构水平低的企业其影响仅存在于定增当年。政府可适当对定向增发加强管制,以遏制市场上投机者的炒作行为。

论企业价值的时空意义

经济时空具有不平衡性、相互制约性和演化性等运动特性,企业以经济时空为前提条件,并在其统一运动中发展演变。企业以企业精神为内核,以组织治理和组织架构为外在形式,以产业集群和供应链形态为深化拓展手段,以资本运营为增值运动方式,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一个能真正创造企业价值的积极企业,必定是会计法则、生态法则和人本法则辩证统一的企业,在实现三者的辩证统一过程中,企业内部各要素之间、以及与外部的各要素之间始终处于对立统一状态,以此演绎出企业不同的存在形态,表现出不同的企业价值。

农商行股权、业务、资本之结构缺陷及优化路径——基于完善资本风险治理体系的视角

农商行业务结构与资金结构相互影响,并最终受制于股权结构下的核心治理能力。单纯依靠规模扩张产生的资本风险制约农商行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农商行风险治理应从整体上系统性解决。根据宏观审慎金融监管与服务“三农”小微企业的宏观调控要求,农商行应合理控制股权集中度、引入战略投资者、加强股权管理以完善股权结构;强化信贷审查、服务实体经济、发展轻资产业务以改善业务结构;通过内源融资及动态调整一般风险准备金优化一级资本、适度计提超额贷款损失准备及发行次级债券和可转换债券等混合资本工具多元化补充二级资本,从而由外延粗放型增长向内涵集约型增长转变。

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保障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上市公司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推动了资本市场繁荣,同时上市公司所披露的信息为社会进步和促进社会和谐也起到积极作用。分析国内外会计造假案例,说明影响会计信息质量的不仅仅是会计人员的诚信问题,或职业道德问题,更需要从理论层面进行探究分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运行的内在规律决定了上市公司等企业在运营过程中的逐利性,这是会计信息失真的根源。本文同时分析了产生这些问题的直接原因,并以保障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为基准,对应提出了较为全面的对策。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笔谈)

主持人语 随着生态危机越来越严重，党和国家对生态文明建设越来越重视，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目标和任务，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列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本专题就是围绕着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展开比较深广的探讨。

企业择时还是政府择时？--中国特定制度背景下IPO市场时机选择对资本结构的影响

本文以沪深两市2000～2010年间首次公开发行的A股公司为样本,研究了IPO市场时机选择对资本结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现行新股发行制度下,中国的IPO市场时机不但包括基于企业自主选择的时机,也包括基于政府发行管制的时机。市场时机对资本结构具有显著影响,但是这种影响主要来源于政府择时而不是企业择时。由于发行管制的存在,政府择时对企业杠杆率有长期显著影响,但企业择时并不能对杠杆率产生显著影响,Baker和Wurgler(2002)发现的企业择时与资本结构的显著负相关关系并不存在。因此,政府管制是造成我国实际状况与西方市场时机理论产生偏差的主要原因。

政府规制、股权结构与资本成本——兼谈我国公用事业企业的“混改”进路

政府规制是自然垄断行业尤其是公用事业企业独特的外部治理因素。引进社会资本是优化公用事业企业股权结构和内部治理的有效途径之一。本文研究发现:一方面保持“善治”的政府规制和合理的股权结构双重因素共同作用,有利于社会资本深度参与股权结构改进,有助于公用事业企业形成资本成本较低、经营风险波动较小的态势;另一方面公用事业企业的资本“升级扩容”应该有一个“度”,存在一个合理的阈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