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福利指数、政府支出规模及其结构优化

政府支出规模及其结构优化应以提高社会福利水平而不是以经济增长为其最终目标。构建了政府支出与消费、社会福利之间的理论分析模型,利用优化控制理论与方法,从理论上论证了在最大社会福利的基础上存在最优政府支出规模与支出结构安排,设计了衡量社会福利水平的新指标,并以此指标为基础,利用中国1982年—2005年的年度数据,对政府支出规模及其结构优化进行计量分析。其基本结论是:我国政府支出规模及其各种单项支出与社会福利指数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为满足我国不断增加的公共服务需求,应增加政府支出规模,优化政府支出的内部结构体系,即适度提高中央政府支出在政府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减少投资性支出和行政管理支出,增加以教育、公共卫生、公共安全、社会保障为主体的公共服务性支出,以促进我国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

我国民办教育区域规模差异及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本研究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我国各省份之间民办教育发展差异仍然较大,但东、中、西部地区在民办教育在校生的绝对数量和相对占比方面已无显著差异。以我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2015年民办教育在校生占比为因变量,以各地经济发展水平、14岁以下人口占比、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对民办学校的投入、民营经济发展状况以及民办教育政策法规健全度等为自变量的多元回归分析显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对民办学校的投入和民营经济占比显著影响民办教育在校生所占比例,民办教育政策法规的出台对民办教育发展规模有一定影响。我国民办教育区域发展模式已经从经济主导模式转向经济与政策共同主导模式。

债务融资的国民负担与可承受国债规模分析

本文在对债务融资的国民负担进行描述的基础上,给出了含有非排挤性投资的政府跨时预算约束,从而证明了政府非排挤性投资的积极作用。同时,根据多马的研究范式,进一步给出了含有税收增长率的最大可承受国债规模的决定条件,并对我国目前的财政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表明,积极的财政政策并没有使我国的国债规模与赤字规模超出国民经济可承受范围,我国的财政政策仍然有相当宽余的实际运作空间。

对政府规模问题的探究

政府规模问题是我国推进政府改革进程中值得关注的一个重大课题。本文从政府规模的概念入手,通过阐述政府规模增长的合理性与非合理性,提出如何科学界定政府规模,稳步推进政府改革的措施建议。

试论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及风险化解方式

近年来,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急剧增加,部分地方政府偿债压力较大,存在一定的债务风险。其主要是因为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对称、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滞后和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缺陷造成的。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应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增强防范与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能力;推进地方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建立经济社会风险分散化解机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强化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监督,确保国家经济社会稳步发展。

论政府规模理论的建构

依据政府规模的构成要素和影响政府规模变化的主要因素的分析,衡量政府规模适度化应当有四个标准:政府与市场的耦合度;政府对资源的支配度;政府财政的约束度;公共产品的供给度。因此,政府规模的调适机制应从如下几个方面建立:输入系统与政府规模的界定;转换系统与政府规模的设定;输出系统与政府规模的调控;反馈系统与政府规模的再适。

政府规模分析与调适

本文通过分析政府规模的构成要素和影响政府规模的主要因素,研究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变化规律,运用政府规模适度化评价标准,按照政府规模构成要素的运行规律,建构了政府规模的调适机制,提高政府的核心竞争力。

浅析政府补贴对煤炭企业安全投资的影响

基于庇古对外部性问题的研究理论,选取煤炭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实证分析法分析政府补贴对煤炭企业安全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对安全项目的补贴对煤炭企业安全生产的投资具有激励作用,政府给予煤炭企业安全项目的财政补贴越多,企业就越积极地对安全项目进行投资;企业规模与安全投资呈正相关关系,企业规模越大,越有可能获得超额的利润,也就越有充足的资金对安全项目进行投资。因此,政府应加大对煤炭企业安全项目的财政补贴,鼓励大型煤炭企业兼并整合中小型煤矿。

基于产业组织分析的物流企业规模化发展对策研究

对道路运输行业物流企业的规模化发展问题,运用产业组织的基本理论分析了道路运输物流企业规模偏小的原因,从政府规制的角度提出了采用税收方面的激励性规制措施等政策建议。

农村土地规模经营与基层政府职能创新

农村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是一个随着外部约束条件不断变化而动态发展的长期过程,为此本文主张,必须着眼长远,抓住主要矛盾,以建立和完善农村经济体制和市场机制为工作重点;农村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既要依赖逐步建立健全的农村要素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调节作用,也要依赖职能不断创新的农村基层政府发挥积极作用;农村基层政府职能应当定位在土地制度创新、教育与服务以及提供农村公共物品上。

珠三角政府科技投入规模和强度的比较研究

政府科技投入直接制约着科技发展战略的执行,如何通过政府科技投入引导社会资金参与创新型城市建设是当前面临的重要课题。基于此,分析金融危机前后珠三角5个城市的政府科技投入规模和强度的演变,尝试寻找其各自的科技投入特征和差异,并由此推断5个城市的政府在创新行动和转型升级方面的抱负以及未来城市竞争力的潜力。

论我国现阶段政府间转移支付规模的合理界限

政府间转移支付规模过大或过小都会影响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目标的实现。一国政府间转移支付的规模在相当大程度上是由该国的财权集中度与事权重心定位所决定的,可称之为分税制管理模式。该模式的选择需考虑一国的具体情况,包括是否具备实施大规模转移支付的制度条件以及权衡各种分税制管理模式的优势与局限。鉴于我国目前短期内尚难以制定与实施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的情况,作者建议通过调整分税制管理模式适当缩小政府间转移支付的规模,以便提高我国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运行效率。

从能耗普查情况探讨实施分项计量设置

通过对福州市政府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能耗普查情况的分析、评价,探讨实施分项计量的必要性,指出实施分项计量是我国开展建筑节能工作的一个重要手段,它既能为政府决策提供数据基础,又能为自己找到节能潜力与途经。此外,文中提出了分项计量的划分和计量的注意事项、安装原则等。

基于资产净值的地方政府债务规模问题研究

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迅速扩大,加上地方政府预算软约束、政治激励的负面影响,以及应对金融危机所采取的政策,加剧了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膨胀。利用"资产净值"分析后发现,截至2010年底"地方政府资产净值"为正,说明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尚可持续,但债务风险依然存在。因此,地方政府应当防止债务规模持续扩大演变成债务危机。

我国土地财政规模估算及影响因素研究

分税制改革后,地方财政压力增大,土地财政问题日益凸显。基于我国土地财政的构成,按窄、中、宽三种口径估算土地财政规模,结果表明不同统计口径的土地财政收入都呈现出上升趋势,以土地出让收入为主的土地租金和贷款收入成为地方政府主要的财力来源;总体上看东、中、西部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逐渐趋同;人口城市化水平和中央级税收比重与土地财政规模正相关,而外商直接投资与土地财政规模负相关;人口总抚养比与土地出让收入比重正相关,而人均GDP与土地直接税收入比重正相关。不同地区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土地引资效应和土地收入效应是不同的,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家宏观政策是密切相关的。应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土地出让资金监管,以有效控制土地财政规模,弱化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

政府预算公开提升了国家治理效率吗?——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30个省级政府的面板数据,从政府反腐败力度、行政效率及政府规模三个方面系统研究政府预算公开与国家治理效率提升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政府预算公开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政府腐败与控制政府规模,但对于行政效率的提升并没有产生显著的作用。这不仅为理解政府预算公开的治理效应提供了证据,更为如何提升政府预算公开的治理效应提供了政策借鉴。

家庭农场增收机理与实现路径——基于四川省遂宁市的调查分析

对家庭农场的概念给出了清晰的定义,对家庭农场经营模式区别于传统小农户经营模式的典型特征进行剖析。从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市场化以及政策扶持5个方面对家庭农场助农增收机理进行了理论分析,并运用四川省遂宁市的大量成功与失败案例进行佐证。指出遂宁市和全国在上述5个方面存在的不足,相应地提出了推进适度规模经营、提高集约化经营水平、实行专业化经营、提高农场主素质和经营管理水平、强化金融服务等家庭农场助农增收的路径与对策。

政府调控、市场机制与城市发展

深入探究政府调控和市场机制对城市规模的影响有利于解决目前中国大城市人口快速膨胀,城市病频发,而中小城市发展潜力不足,对人口吸纳能力有限,城市发展规模存在两极分化的问题。从探究影响城市发展的因素入手,通过对不同地区和不同规模城市的面板数据回归分析,发现中国属于典型的"自上而下"的城市发展模式,尤其是城市科层制的层级结构直接决定了城市规模大小,政府财政分权行为更加剧了城市规模两极分化趋势。市场机制对城市规模具有一定的影响,但其作用方向和效果明显依赖于政府调控水平,且科层制的城市等级结构弱化了市场机制对城市规模影响效果的发挥。政府和市场机制对不同区域、不同规模城市的影响效应不同。市场机制在东部城市产生涓流效应,而在中西部则发挥着聚集极化作用。市场机制在特大和大城市已产生涓流效应,加之政府"抑大崇小"的城市发展战略使得这种效应愈加明显,中等城市则处于极化效应和涓流效应更替中,小城市则表现为更多的聚集极化效应。为形成大中小城市合理分工的城市体系,其关键在于正确处理政府调控和市场机制的关系。政府应指导城市发展方向,为其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市场则应在微观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建议根据城市发展和市场经济需要,对现有的行政区划进行适时调整和变动。调整公共资源在特大及大中小城市传统分配政策,实现公共资源由按行政级别配置向按照人口规模配置转变。同时,建立跨区域的相应的协调机制,以市场力量突破行政界限探索城市健康发展。

珠海市民办教育用地的调查与思考

本文通过对珠海市民办教育用地有关情况的调查研究,分别从民办教育用地规模、空间布局、供应方式等方面分析了珠海市民办教育用地现状及存在问题,结合国家及地方有关民办教育及土地管理方面的政策法规,从政策引导、社会监督、协调沟通等方面提出改革建议。

基于尺度思维的山东半岛城市群政府间公务互动及跨界治理机制研究

基于尺度思维,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与多元流网络,对山东半岛城市群政府间公务互动的空间格局和运作策略进行刻画,并揭示其跨界治理机制类型。研究发现:山东半岛城市群政府间公务互动联系在城市群尺度上呈现济南与青岛双中心的空间格局,在经济圈尺度上呈现区域发展的差异性,胶东经济圈内部和省会经济圈内部政府间公务互动态势良好,而鲁南经济圈内部政府间公务互动较为松散;山东省城市政府间公务互动在城市群尺度和经济圈尺度分别采取了各具特色的运作策略;山东半岛城市群政府间跨界治理作用机制包括多尺度制度嵌入机制、多尺度策略互动机制和多尺度协同共享机制三种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