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语言治理体系及其性质与建构原则

国家语言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构科学的国家语言治理体系是实现国家语言治理体系和国家语言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前提,是构建语言文字工作治理新格局、推动语言文字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国家语言治理体系是为了实现高效管理语言事务、科学调控语言资源、妥善解决语言问题、积极消除语言贫困、逐渐提高资源效益、和谐语言文字生活、切实保障语言权利、不断提升语言活力、永久保护语言生态的目标而构建的实现国家语言治理现代化的一套系统,主要包括国家语言治理的结构体系、功能体系、制度体系、方法体系、运行体系。国家语言治理体系具有系统性、阶级性、民主性、异质性、跨语性和跨域性等特征,国家语言治理体系的建构要遵循历史传承原则、目标导向原则、民主治理原则、法治思想原则以及中国实践原则。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城市管理体制的建立及其层级结构研究

当代中国城市管理体制呈现出层级多、基层负担重等特征.目前主流观点认为这与中国城市管辖范围大、人口多、传统官僚制等有关.但回溯这一体制建立之初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是在1949年前后接管城市过程中,面对同一城市,放弃了之前的一级政府体制,建立了二级政府加街居的"四级"管理新体制,当时已然呈现出机构多、人员多,基层不堪重负等形态.本文应用档案等史料,聚焦于这一城市新管理体制建立的实际过程,并应用国家政权建设理论,从政府角色、职能与结构角度解释了新管理体制的特征及其构建的合理性.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把改造和重组社会作为自身的使命,带来了城市政府职能的扩张.而伴随旧的社会组织的清除,城市政府只能依靠自身的组织体系来实现职能,同时面对广大群众,工作不得不深入推行下去,进而选择不断地下设组织层级,形成了多层级的城市管理体制.

习近平的统筹治理思想初探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回答"什么是治国理政,怎样治国理政"这一历史命题,创新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结合中国发展的现实需求,秉承中华文化的统筹哲学传统,吸纳治理概念的精髓,创新性地建构起了统筹治理思想理论体系,对治国理政所需的理念—价值—方法论的观念创新,目标—战略—手段的实践应用,时间—空间—人群的客观条件进行整体性统筹,实现主客观与现实环境的整体统一,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走向成功、优化与良性循环相协调的发展大道。

“四个全面”:党治国理政的行动纲领

围绕政党、国家、社会之间的基本关系,形成国家的治理体系,构筑起实现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秩序。当我们党夺取政权成为执政党,历史方位的根本转变,要求我们重新审视党、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体系。治国理政成为社会主义发展中的重大课题。改革开放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性地改变党的执政环境,党的治国理政面临着新的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四个全面"等系列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治国理政的行动纲领,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成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思想武器。

股权激励强度谁主沉浮？——基于不同控制环境下的高管权力与能力视角

选取2007-2016年沪市A股与深市主板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高管权力、高管能力以及产权性质对企业股权激励强度在授予阶段和行权阶段等不同控制环境下的影响,结果表明:(1)在授予阶段,高管的权力越大,授予的股权激励强度越大,高管权力对股权激励授予强度的正向影响大于高管能力;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中高管权力越大其被授予的股权激励强度越大。(2)在行权阶段,高管能力越强,其越有可能达到行权所设定的业绩目标,解锁行权的股权激励强度越大,高管能力对股权激励解锁行权强度的正向影响大于高管权力;高管年薪对高管股权激励行权强度能够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在既定的股权激励业绩目标下,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中高管权力越大其行权的股权激励强度越大。

碎裂型政府架构下的行政事务管理——以美国湿地管理机制为例

在政府管理过程中,跨部门、跨层级复杂行政关系的协调一直是难以解决的重大问题,多头管理往往导致具体事务管理上的困境。美国政府向来以权力分散、碎裂著称,在具体行政事务上也经常出现"九龙治水"的多头管理局面,但是美国行政机构的效率之高也是有目共睹的。因此,美国碎裂型政府架构如何运作、如何将不利条件转化为行政管理的驱动力就成为研究的热点。以美国湿地管理与保护机制为例,分析在具体行政事务管理中的政府行为;结合联邦主义理论、府际关系理论及府际管理理论,解释美国碎裂型政府方面的优势,构筑了分析模型。在这个分析模型中,环境保护署和陆军工程兵团等核心管理部门的清晰权限、相互之间的合作与制衡直接决定着湿地事务管理的绩效,而联邦的三权分立、各州及地方政府、权力及资源权属状况、社会利益团体等多方面因素构成了核心管理部门的外部环境;外部环境限定了核心管理部门的行动范围,也赋予它们必要的资源和权力。因此在湿地管理方面,美国围绕着若干重要的联邦机构,联合其它相关联邦机构及各州、地方政府,再吸收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建设性参与,形成了一套法网严密、执法适度、资助得力、公民积极配合的高效管理机制。

县域治理中的“网格赋能”:实践逻辑及现实困境

中西部地区县域网格化管理政策创新与制度环境密切相关。一方面,乡村社会转型中的事务治理困境,要求县级组织积极回应和解决;另一方面,县级条块合作治理机制面临现实难题,需要通过政策创新提高治理能力。中西部地区县级政府引入网格化管理工具,是为了利用网格技术和网格员队伍不断提升部门的回应能力和运动式治理的常规化水平。但是,基层事务属性和技术治理的弊端导致信息生成和入格面临诸多限制,政治、行政与自治的协调困境导致事务治理演变为风险治理。只有构建县域权责协调的协同治理架构,网格化管理工具方能促进基层善治。

用户友好型政府:互联网如何重塑国家与社会关系

互联网技术同步实现了对社会的“赋权”与对政府的“赋能”,这一看似矛盾的结果的实现值得思考。基于上海的案例研究发现互联网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影响经历了不同阶段。在微博和业主论坛时代,草根意见领袖崛起,成为基层政府不得不重视的社会力量;在微信时代,草根意见领袖式微,基层政府通过政务公众号和微信群与群众发生直接联系,网络技术成为精细化管理的工具。基层政府由回应型政府向用户友好型政府转变,从注重诉求回应与公共协商转向注重需求管理与精细化管理。

中国乡镇行政管理体制的历史沿革及其启示

在整个20世纪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中,我国出现了四种新型的乡镇行政管理模式,即晚清至民国时期推行的所谓“乡镇自治”、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议行合一制”的乡镇基层政权、“政社合一制”的人民公社和“乡政村治”的二元体制模式。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的有限剩余根本无法支撑一个全面渗透穷乡僻壤的庞大国家机器和现代工业体系,致使我国乡镇行政管理体制频繁变动且反复无常。下一步的乡镇政府体制改革基本方向和总体目标应该是: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方式,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培育和发展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加快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法制型、民主型、服务型乡镇基层政府,不断提高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水平。

放管服改革背景下的基层机关事务管理创新

机关事务管理改革与创新是放管服改革在政府内部的开展,也是放管服改革进一步推进的必然要求。在放管服改革深入过程中,县乡基层政府面临职责加重、政务事权加量、基层政府与公务员任务翻倍的情况,机关事务管理尤其是基层机关事务管理的管理体制、服务结构、管理模式、管理格局、保障水平面临挑战。基层机关事务管理改革需要通过职能定位、权力配置与机构设置、运行规则和法律保障等多路径进行创新,使之与放管服改革相配套。推进基层机关事务管理的法制化、规范化、社会化、信息化、专业化、标准化对于确保放管服改革落到实处、避免腐败和提高基层公务员士气具有重要意义。

学院治理现代化:从现实到实现

作为连接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系、教研室、科研团队等)和师生个体的纽带,学院具有学术管理与行政管理的双重权力属性,是当前我国大学内部权力分配的主要矛盾所在。学院治理现代化是大学治理现代化的主要任务之一。学院治理现代化要重构大学和学院的权力关系,建立多元化的治理主体结构,落实教授治学的治理机制,利用信息化治理工具,最终形成以学术为本位、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格局。

从治国理政看土地管理问题

土地问题历来是社会革命和经济建设的基本问题 ,是治国理政的重大课题和重要内容。现实中 ,大量圈占土地 ,乱占滥用耕地 ,已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 ,成为当前经济运行和社会现实生活中的热点问题。加强土地管理并把严格保护耕地放在第一位 ,对国家粮食安全、亿万农民生计、农村乃至全社会、工业化和城镇化 ,具有基础作用、保障作用、稳定和支持作用。近年来严格管理土地 ,参与宏观调控收到了一举多得的功效 ,进一步严格管理土地和保护耕地的目标 ,主要靠严格土地执法 ,加强规划管理 ,保障农民利益 ,促进节约用地 。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共同目标:建设法治国家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主体是“治者”,即治者从治国时要“依法”、“以德”,重在强调治国主体的义务和责任;二者从运行关系上看,并不是平行的,以德治国为依法治国服务,以德治国的关键是建立以“崇尚法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二者统一于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中。

论中国法治建设的内在逻辑

依法治国已成为我国的基本治国方略。从法治建设的内在逻辑观之,它包括法的建设、政府自律和社会守法这样依次递进的三个有机组成部分。其中法的建设是依法治国的前提和基础,政府自律是动力和保障,社会守法是出发点和落脚点。

古史今诠:蒙元名臣耶律楚材治国理政新探

耶律楚材是蒙元时期的政治家,他凭借非凡的才干赢得蒙古大汗的信赖和倚重,作为中原士人的杰出代表跻身13世纪世界权力的中心舞台。他以"治天下匠"自居,着眼全局擘画蓝图,不失时机地提出涉及民生、经济、政治、法律等方面的治国方略并努力推行,体现了运用中华文化治理世界性帝国的实践探索。由于历史条件所限,耶律楚材的治国理政遭受了很大挫折,但他取上得中的治理成效,不仅显现于当时,尤其泽被于后世,为蒙元一朝最终认归中华正统起到了奠基之功。

析“依宪治国”在依法治国中的核心作用

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宪治国,法治的最高标准是宪法至上,依法治国需要强大宪法的支持。当前我国执行宪法时,存在公民宪法意识缺乏、宪法修改易受政策因素左右、法律体系不够完善、监督机制和制度匮乏等问题。加强宪法实施要从宣传和培养宪法意识、健全和完善宪法适用渠道、建立违宪审查机制和树立宪法权威等方面着手,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实现依法治国、依宪治国之路。

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中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协调

在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中,如何协调好国家公权力和公民私权利之间的关系既是解决突发公共事件本身的需要,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还是国际人权保护的必然要求。在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中,必须牢固树立法治理念,同时在比例原则、行政公开原则、权责统一原则等一般原则及公权力优先原则、有限行政紧急权原则、有限救济原则、基本人权不得克减原则等特殊原则的指导下,通过建立和完善突发事件分级、公民抵制权、国家赔偿、信息公开等一系列具体的制度,切实协调好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的关系。

中国乡镇行政体制管理模式的演变及前景

20世纪,我国在“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中出现了四种新型乡镇管理模式:清末至民国时期推行的所谓“乡镇自治”,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议行合一制”乡镇基层政权、“政社合一制”人民公社和“乡政村治”二元体制模式。取消农业税,标志着我国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后农业税时代。

“以德治国”与加强新时期党的道德建设

实施“以德治国”方略．关键是加强党的道德建设，尤其是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教育。从讲政治、讲学习、讲正气的角度加强党员领导干部的学习指导，提高党员领导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从制度和监督的结合人手督促党员领导干部加强个人的共产主义道德实践锻炼，不断提高个人的共产主义道德修养水平；党员领导干部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确立社会主义的权力道德观。廉洁自律，做精神文明建设的表率。

治理精英视角下的中国农村权力结构研究

国家权力在乡村的日益深入与30多年来村落社区自治权的迅速成长构成了农村权力结构的新动态。目前,针对农村权力结构的研究大都以农村治理精英为落脚点,可以概括为农村精英的划分、农村治理精英变迁以及精英动员这三个方面。以政策变化为分析视角,探讨农村权力结构的相关问题,提出构建上下互动、协商式的治理方式,从而形成以政府为引导、农民广泛参与、政民相互协商、多方密切配合的多元化现代农村治理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