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干预视角下长三角城市群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及影响因素分析

科技创新资源优化配置是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长三角城市群作为我国经济社会运行和科技事业发展的先行区,明确其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差异及影响因素,对于打造创新型国家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以政府干预为研究视角,运用超效率DEA模型和DEA-Malmquist模型对2011—2020年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效率进行测算,并采用Tobit模型以政府干预为核心解释变量实证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长三角城市群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效率整体呈现递增趋势,上海、宁波、苏州、杭州、南京的效率值排在前5位,但是城市群内部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差异悬殊,区域空间格局极不平衡,其中政府干预、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化水平均对提高科技创新资源配置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因此,建议长三角各地政府围绕从科技创新资源投入至产出的各个环节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规范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方式,并加强城市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当代中国政府治理范式变革——基于麦肯锡7—S系统思维模型的一种探讨

变革政府治理范式,使之适应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的发展变化,是世界各国政府治理的恒新主题。而麦肯锡7—S系统思维模型为进一步推进我国政府治理范式的变革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体现系统思维的视角和方略。由是观之,当代中国政府治理范式变革必须坚持如下方向:政府治理理念变革:从重效率到重公平;政府治理战略变革:从重经济发展到重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政府治理结构变革:从竖直化到扁平化;政府治理体制变革:从单中心到多中心;政府治理风格变革:从行政管制型到公共服务型;政府治理人员变革:从传统人事管理到现代人力资源管理;政府治理技术变革:从人工型到电子型。在我国政府治理范式变革过程中,必须着眼整体统筹谋划,各个要素的变革必须配套进行并保持对社会环境的最佳适应状态。

教师教育U-G-S合作模式的实践研究——以南昌师范学院校地教育合作为例

师范院校与中小学校“本是同根生”,在中小学教师培养问题上有共同的使命和担当,应避免彼此隔膜、疏离的情形。在地方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的支持下,全面、深入推进合作,通过U-G-S合作机制的建立,师范院校与中小学校“共研课题,共磨课堂,共育团队,共搭平台,共炼成果,共推教研,共培特色”,实现“双赢”:提升师范院校学科教学论教师队伍的实践素养,提高师范生的培养质量;提高中小学校整体办学品质,提升中小学教师的理论功底和教研、教科研素养。为此,院校地教育合作应以情感为纽带,以平等交往为准则,建立价值认同,尊重彼此关切,建立并完善U-G-S合作机制的维护体系。

非国有股东治理与国有企业高质量创新——基于政府行政效率视角的再审视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路径。如何有效改善国有企业的创新活动成为新时代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重要内容。以行政审批中心设立测度高水平行政效率,深入研究非国有股东派出董事参与治理对国有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非国有股东治理能够提高国有企业的创新质量,但这仅在国有企业所在地的政府行政效率较高时才明显存在,而在行政效率较低时缺乏相应效果。进一步研究表明,非国有股东治理能够改善国有企业对科技型人才的激励形式,促使其引进具有较强研发能力的高学历人才,最终对国有企业的市场价值和生产能力产生积极影响。因此,较高水平的行政效率是非国有股东提升国有企业创新质量的前提条件,党和国家在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推动非国有股东参与国有企业治理时,更需要在行政效率等营商环境上配套优化,确保非国有股东切实发挥积极作用。

政府自动化决策责任认定的法理逻辑与限度廓清

政府自动化决策是一种由人工智能参与,部分或者完全取代行政主体参与,实现行政行为过程的自动化、无人化甚至智能化,从而产生对外法律效果的行政行为。行政自动化决策在提升行政效率、坚守决策中立等方面意义凸出,但仍暴露出诸多不敷适用之处,尤其表现在责任认定标准存疑、责任主体识别困难、责任范围划分模糊以及侵权赔偿标准混乱等。基于此,当前应依据实际参与原则与契约自由理念厘清政府自动化决策的责任主体,明确政府自动化决策的责任范围,健全政府自动化决策的监督评估机制,形塑以算法解释权、算法拒绝权、损害评估标准为核心的救济机制。

数字平台何以提升行政性国有资产配置效能?——基于C市现代公物仓平台的案例分析

供给和需求的均衡是任何经济社会活动需遵循的基本规律,平台治理中亦不例外。以政府公物仓为案例,从供需关系角度切入探索数字平台提高政府治理效能的内在逻辑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一方面,政府公物仓数字平台借助“开放性前台”在政府共享部分数据的条件下为不同层级、分散在不同地域的政府部门和市场主体提供一个不受时空限制的共享网络,引入市场上的供应商实现资产供给方扩容,增加租赁业务发挥市场在资产配置中的作用实现供给方式变革,完成资产供给侧的结构性调整,提高供需的适配度;另一方面,通过“数据中台”将资产配置流程进行标准化分解和精简,通过“业务中台”将资产配置过程中的部分职能“线上化”,让资产管理部门“隐身”,在需求侧与供给侧间建立实时交互机制,实现供需双方的高效链接,降低行政成本,最终提高资产配置效能。

基层治理效能欠佳的表现、成因及对策

基层治理效能是衡量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程度的标志之一。当前我国的基层治理效能还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其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直观上看到的治理主体素养有待提高,治理机制需要进一步协调;另外一个则是行政发包制治理模式的一种结果。现代信息技术和民众参与基层治理的民主权利是去除基层治理中行政发包制弊端的有效办法。通过提高基层治理主体的素养和进一步协调治理机制,以及完善行政发包制就可以逐步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数字法治政府”:概念认知、机理阐释、路径塑造与机制构建

“数字法治政府”作为数字政府和法治政府的统合概念,并非是数字政府与法治政府概念的简单相加,其具有“1+1>2”的双向重塑、互动融合与协同改造效应,是数字政府法治化与法治政府数字化的辩证统一。“数字法治政府”建设面临数字政府与法治政府双重叙事逻辑的耦合困境,具体表现在数字政府的法律因应迟滞、权力风险扩张、行政伦理消解、“技术—制度”失衡、职责体系紊乱等方面。“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核心难题在于如何调适数字政府/法治政府的“技术—制度—价值”张力。为此,“数字法治政府”的关键任务是切实加强信息权力结构再造的法治因应、准确把握“技术—制度”的辩证互动关系、积极防范数字技术对法治政府的侵蚀和解构、充分保障数字政府社会回应性与责任性的协调。其突破路径在于确保数字治理面向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数字权力融入数字法治政府建设、行政效能嵌入数字法治政府建设。当前,需要推进“数字法治政府”的系统框架塑造和基础机制构建,包括信息平台设施、权力监督制度、数字财政体系、绩效评估机制等的构建。

异质性环境规制治理效率分析——基于空间杜宾模型与中介效应

为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的目标,亟需对生态环境进行治理和保护,测度以往政策工具对环境治理的效果有利于及时调整治理措施。本文利用2004—2015年中国30个省份的数据,采用非期望产出SBM模型分析各省环境治理效率存在显著差异,并通过空间杜宾模型研究异质性环境规制及产业发展对环境治理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①各省环境治理效率存在显著差异,环境治理效率呈现波动。②异质性环境规制呈现不同的治理效率。命令型环境规制与环境治理效率正相关,推行环保法规有利于环境污染治理;市场型环境规制与环境治理效率负相关但不显著;自主型环境规制与环境治理效率正相关,公众积极参与有利于环境污染治理。③环境规制模式通过政府能力影响环境治理效率。通过中介效应,政府环保投入能力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作用,命令型环境规制和自主型环境规制通过政府环保投入能力提高了环境治理效率。

中国海外劳务移民的发展变迁与管理保护——以移民工人维权和争议处理为中心的分析

论文从移民工人维权和劳动争议处理这一新视角,较为系统地分析中国海外劳务移民的历史发展与管理体制,深入剖析中国劳务移民管理的法律政策框架及维权和争议处理机制,比较借鉴劳务移民典型国家的经验做法,并对实现中国劳务移民有效管理的对策与措施,提出了四点建议:一是完善相关国内立法,构建多边合作协议框架;二是确立劳动行政部门主管,建立多部门政策协调机制;三是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加强海外劳务移民监管;四是加大工会组建、培训和维权力度,充分发挥工会组织的作用。

顾客感知行政服务质量管理

加强顾客感知行政服务质量管理是促进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有效途径。顾客感知行政服务质量是由感知过程和感知结果组成。顾客感知行政服务质量主要维度有公平守法性、公开透明性、廉价性和公务员服务精神。这些维度也是测评政府行政服务的主要指标。

中国地方政府科技投入效率的空间外溢效应研究

基于现有研究大多侧重对地方政府科技投入效率的测算,而对于地方政府科技投入效率之间的相互作用则关注不够的缺陷,本文首先利用数据包络方法对2000-2010年我国30个省级地方政府科技投入效率进行了测算,在此基础上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对我国地方政府科技投入效率的空间外溢效应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①我国地方政府科技投入效率具有空间外溢效应,产生这种空间外溢效应的原因在于各地方政府为实现政府科技投入效率提高的目标而通过学习、模仿相邻地区政府制定相关科技管理的新政策和新制度等做法来提升该地区的政府科技投入效率,也即各地区对于政府科技投入效率的提升具有"邻里模仿"的现象。②在纳入空间因素的前提下,市场化程度、财政分权度、人均受教育年限对我国地方政府科技投入效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要提高我国地方政府科技投入效率应突破以往拼绩效拼成本的恶性竞争格局转而多考虑合作的"多赢"的竞争模式,加强各地方政府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同时还应推动地方政府科技投入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和科技创新成果的市场化转化,完善财政分权的运行机制和制度设计,加大对居民科技创新知识的普及教育。

顾客满意度在政府绩效评估中的运用

分析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绩效评估的历史及现状,结合中国国内政府绩效评估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采用顾客满意度评估政府绩效的方法。通过对政府管理部门绩效评估案例的分析,进一步说明了用顾客满意度评估政府绩效的特点和可行性。对于建立科学化、民主化的现代政府绩效管理来说,这种从社会公众参与的角度评价政府绩效的方法具有深远的意义。

南京国民政府的省政府合署办公问题探析

20世纪30年代初,南京国民政府因应省制改革之需要,实行省政府合署办公的行政制度改革,先是在五省试行,然后逐渐推广到多数省份,达到了经费节省、人员减少、责任明确、政令统一和行政效率提高的效果。但是省政府合署办公问题不可能扭转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制度局限。

我国政府技术效率的主要症结及优化

本文认为,政府技术效率是政府效率的重要元素,涉及政府管理成本、政府机构、政务人员、政府管理手段和方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技术效率主要存在四种症结,诸如政府组织效率低、管理效率低、工作效率低、电子政务水平低。为此,文章提出,第一,注重精简行政机构与人员,优化政府部门设置,改革行政审批,逐渐推行大部门制的行政模式,提高政府组织效率。第二,加强政务人员队伍建设,强化人员考核培养,注重提高公务员文化素质与专业素养,提高政府工作效率。第三,大力推行现代信息技术,加强电子政务建设,提高政府技术效率。

国家审计推动国家良治之现状调查与路径选择

在推动国家良治的进程中,国家审计发挥作用的路径有四:一是针对国家治理所依赖的经济基础进行的"财政财务收支审计";二是针对国家治理效果进行的"绩效审计";三是针对国家治理掌权者所进行的"经济责任审计";四是前三种路径的拔高、升华和统一终点,即为实现推动社会进步和构建和谐社会最终达到国家良治目标而进行的社会责任审计。

高技术产业不同来源科研经费投入绩效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政府经费投入、企业经费投入、银行科技贷款、研发人员全时当量作为高技术产业的创新投入变量,新产品销售额作为产出变量,首先采用面板数据研究投入要素贡献的弹性系数,然后采用SBM超效率模型测度科技投入产出效率,最后运用系统广义矩(SYS-GMM)分析投入要素节约对效率提高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经费贡献的弹性系数和资源利用率最高,拥有最高的绩效;政府经费投入与银行科技贷款的绩效较低,要素贡献的弹性系数和资源利用率较低。提高企业经费投入的利用率对效率的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政府科技投入,提高银行科技贷款的利用率对效率提高的影响较小。我国科技绩效总体处于缓慢升高的状态,发展态势良好。

应当鼓励和推动什么样的政府创新——对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入围项目的评析

政府创新是一种全球性现象和世界性趋势,一般不涉及国家基本政治制度框架,而是一种国家治理机制的改革,是公共权力机关为了提高行政效率和增进公共利益而进行的创造性改革。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是一个整体性的社会进步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仅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在政治和文化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进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所一直强调和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并不是基本政治制度框架的改革,而主要体现在政府体制改革和创新的各个方面,通过对这些方面成果的分析,可以看到,中国目前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取得积极进展和尚需改进的不足之处。

民生问题的解决与政府管理的创新——基于治理理论的视角

民生问题向来是社会的热点问题,表现为各种形式的经济及社会问题,从政治运行角度看它更与政府的管理或者说治理方式密切相关。文章试图从治理理论的视角出发,来探讨如何进行政府管理的创新以达到对民生问题的有效解决。

行政效率研究会与抗战前的行政效率运动

隶属于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的行政效率研究会是以研究中国行政问题以及如何提高政府行政效率为宗旨的政府机构 ,抗战前的行政效率运动既是它产生的主要背景 ,也得益于它的影响与推动。行政效率研究会的行政研究对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的行政改革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也促进了行政研究在中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