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视角下“双碳”人才培养机制——基于能源环境类国际组织职员的数据

“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十四五”时期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的重要内容,亟须一批高素质专业人才发挥引领作用。在全球治理背景下思考这一问题,需要聚焦能源、环境类国际组织,对其职员的素质能力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双碳”类国际组织对于较低级别职员的发展有较高的期望,体现在选拔、绩效考核和晋升等多个环节。基于此,在“双碳”人才培养方面,需要统筹协调机制、完善科研体系、建设交叉学科专业、构建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实现高校、政府部门和国际组织的协同联动,才能推进“双碳”人才高质量发展。

数字金融对城市碳排放的非线性影响研究

数字金融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中发挥政策集成和导向作用,是降碳减排的重要工具。本文基于金融领域的数字化变革现实,以2011—2021年中国284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为基础,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探究数字金融对碳排放的非线性影响及潜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碳排放存在先增后减的倒“U”型影响,这一趋势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得以证实。异质性分析表明,这种倒“U”型影响主要发生在外围城市和资源型城市,在非资源型城市表现为负向线性关系。中介效应分析凸显了技术创新和创业活动作为数字金融影响碳排放的关键途径。调节效应分析强调了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目标将削弱数字金融对碳排放的倒“U”型影响,环境治理目标则强化两者的倒“U”型关系。地方政府应从数字金融的发展方向、作用方向和配置方向着手,释放碳减排红利。

“双碳”背景下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法治保障研究——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视角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同时也对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了新要求。综合考量中国当下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温室气体和环境污染物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同源性,“以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总抓手”具有合理性和科学性。从结构功能主义视角看,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法治保障关涉价值理念、立法、法律实施以及多元参与四个维度。从法律的规范逻辑出发,以结构功能主义分析方法为进路,强调系统思维,借助AGIL图式分析,从纵向分化与横向交换两个维度全面检视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存在的架构缺失、功能离散、动力不足等问题;整合减污降碳协同治理中相互分离的社会实体,在明确绿色低碳原则、效能原则、综合调整原则的基础上,构建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法律和政策体系,健全刚柔兼济的法律实施机制,推进建立网格化多元共治格局,以期为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实现提供法治保障。

跨境电商助力“双循环”经济发展研究与探讨

近年来,依托互联网技术和数字经济的发展,在国家政策的积极引导和基础设施的全面建设下,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已成为我国重要的贸易新业态、新模式,也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新引擎,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当前国际政治大环境的恶化、新冠疫情以及跨境电商自身发展缺陷等因素,都对我国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的进一步良性发展产生了影响。因此,应积极参与构建经济贸易全球化、完善跨境电商行业监管体系、“校政企行”多方参与专业人才培养、创新拉动内需,从而释放国内经济发展的潜力,提高我国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力。

双重衔接:国家治理与社会科学研究

国家治理离不开对经验事实的分析与研判。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在政策实践层面受到高度重视,也得到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广泛关注。当前,我国在治理实践和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着双重衔接不足:一是治理实践与经验性社会科学研究的衔接不足,二是社会科学中的“应然”研究与“实然”研究的衔接不足。强化“双重衔接”,一是要强化国家治理的经验事实之基,二是要强化对当代中国经济社会运行中社会事实“是什么”、“为什么”和“将会怎样”的科学研究,并将对策研究和治理实践建基于这些科学研究的基础之上。

政府补贴、税收优惠与企业双元创新——来自专精特新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选取A股上市专精特新企业2005—2022年数据,分析政府补贴与税收优惠对专精特新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专精特新企业在获取政府补贴后会优先选择实质性创新而非策略性创新,税收优惠则会激励其进行实质性创新和策略性创新。两种财政政策均能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实现上述创新效应。此外,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对非国有企业、高数字化和高吸收能力企业的双元创新激励效应更为突出。研究结论为政府培育专精特新企业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企业合理采用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以促进创新活动提供了启示。

构建新发展格局视域下的营商环境治理研究

营商环境治理作为中国国家治理的重要部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在经济领域的突出表现,彰显着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因此,要牢牢把握营商环境发展方向,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导、以中国式现代化为目标、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性成果和经验为基础,将营商环境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文章以中国式现代化作为营商环境治理的方向引领,以大国经济发展理论、新新贸易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支撑,剖析了构建新发展格局视域下营商环境治理的内在机制,即大国经济理论从“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出发,从人口规模多样性和市场多样性的现实角度,揭示了构建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意义;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目标,与新新贸易理论中基于企业异质性、挖掘企业潜力、关注企业参与度与社会责任感、最终实现产业整体效益的逻辑相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追求的国民经济良性循环目标,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角度,诠释了“和平发展道路”的政治经济学内涵。其次,文章基于三大理论基础,解析新发展格局视域下营商环境治理促进经济发展的多维动态逻辑,即基于大国经济发展理论的要素市场化配置逻辑、基于新新贸易理论的产业链供应链升级逻辑与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代流通体系建设逻辑。最后,文章将营商环境治理的多维动态逻辑融入中国当前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目标取向和战略选择中,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视域下营商环境治理的市场化改革路径、创新驱动路径和“放管服”改革路径,三条作用路径相辅相成、协同发力,以制度创新为新发展格局经济体系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双因素理论视阈下社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现实困境和发展策略——基于扬州市W街道的考察

社会工作者是社区治理的重要耕耘者,社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是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环节。在访谈中发现,社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面临人才频繁流失和社会工作者职业意愿不高两大难题。可为空间有限、薪酬待遇偏低、晋升通道狭窄等激励性因素导致人才流失,而身份角色模糊、职业认可薄弱、职业培训粗放等保健性因素造成职业情意不高。鉴于此,可从时代契机、社会倡导和伦理价值三个激励层面,以及准入制度、职业归属和人本服务三个保健层面,加强社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岗位设置、督导培训与考核激励,促进社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高质量发展。

新发展格局下吸引境外医疗消费回流协同治理框架构建研究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吸引境外医疗消费回流是应对中国式现代化、“健康中国”战略和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重要举措,是当前我国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医疗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引擎。医疗消费具有产业和事业的双重属性,涉及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医疗机构、旅游企业、中介机构等多方主体。因此,吸引境外医疗消费回流需要统筹政府政策顶层设计、行业市场环境优化、企业市场战略调整等方面构建协同治理框架,通过政府激励、行业聚力、企业齐心,多方协同共同推动我国医疗消费服务行业高质量发展,培育优良的医疗消费服务环境,从而吸引更多的境外医疗消费回流。

政府补贴下考虑风险厌恶的双渠道绿色供应链运营决策及协调契约

在政府对绿色产品提供补贴的基础上,构建以制造商为主导的供应链博弈模型,利用均值方差法分析了在双方风险中性(RN)、双方风险厌恶(RA)、仅制造商风险厌恶(MRA)和仅零售商风险厌恶(RRA)4种模式下的双渠道绿色供应链决策及效用,并设计带有转移支付的成本分担契约以实现协调。研究发现:在RRA模式下,产品绿色度与风险厌恶程度正相关;而在MRA模式和RA模式下,产品绿色度与风险厌恶程度负相关;双方效用在4种模式下均与政府补贴正相关,且在RRA模式下制造商效用受政府补贴的影响最为显著;当研发成本系数较大时,在MRA模式和RRA模式下,一方的效用与另一方的风险厌恶程度正相关,而在RA模式下双方效用与风险厌恶程度负相关。此外,通过数值分析揭示了成本分担比例与风险厌恶程度负相关、与政府补贴正相关。以上结论可为双渠道绿色供应链的决策制定及协调管理提供参考。

服务型社会组织如何推动政策倡导?——基于拓展性倡导联盟框架的纵向个案分析

政社合作提供公共服务屡见不鲜,但服务型社会组织推动的政策倡导过程仍处于“黑箱”状态。基于拓展性倡导联盟框架,本文研究服务型社会组织创建政社合作联盟及其政策学习的过程与机制,基于纵向个案考察发现:第一,服务型社会组织以治理现代化等“相对稳定参数”变革开启的政治机遇组建了松散的政社合作,并借力群团改革之“子系统外部事件”构建了以群团组织为纽带的紧密型政社合作联盟。第二,政社合作联盟以政策方案的“迭代递归”原则开展“试验性学习”,历经创投式示范探索、横向型对比试验、权威化推广扩散等阶段之后达成政策共识。第三,无论组建联盟还是政策学习,服务型社会组织与群团组织是关键的“双政策经纪人”,分别以“专业方案”和“网络中介”动员地方政府支持倡导联盟。研究结论为新时代社会组织的服务型政策倡导提供了理论解释,丰富了倡导联盟框架的本土化研究。

架起政府与市场的桥梁:地方国企的“经纪”行为

地方国企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行为备受瞩目。在国家级开发区的发展案例中发现,地方国企展现出桥接地方政府和市场主体的“经纪”行为。地方国企代理着地方政府和市场主体的双重利益,桥接了地方政府和市场主体。在这之中,地方国企表现出举荐可靠项目、激发致富渴望、监督履行承诺、增进政商沟通等“经纪”行为,为地方政府和市场主体架起了一座桥梁,促进了双方利益整合。地方国企的“经纪”行为之所以奏效,归功于地方国企在地方政府和市场主体之间建立起信任,赋予双方对彼此的主观确定性,从而改变了限制和机会。地方国企也从中谋求到更多的发展机遇。归根结底,地方国企所呈现的“经纪”行为填补了既有制度下连接地方政府与市场主体的真空。地方国企的“经纪”行为为理解其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提供了新的解释。这一非正式的桥接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地方政府和市场主体克服了不确定性难题。

双重股权结构在公司治理中的应用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加速,外部投资市场资金的流入给上市公司带来了不少机遇。然而,机遇往往伴随着挑战,如何在吸引外部资金的同时,保障创始人的控制权并确保公司的长期稳定发展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双重股权结构应运而生,成为保障创始人控制权的重要手段。文章阐述了双重股权结构的概念、特征、优势与不足,并结合公司治理对双重股权结构的应用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对促进我国资本市场和企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专精特新企业与ESG表现的经济关系研究

在“十四五”规划以及国家双碳目标下,ESG和绿色发展成为国家重要议题,引导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本文将ESG理念融入投资决策和经营战略,能够提高企业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文章选取2019—2022年A股上市公司中的部分专精特新企业为样本,实证考察ESG体系对专精特新企业的影响。研究表明:总体上专精特新企业的企业价值与ESG表现呈现正向关系,但非国有企业与ESG表现呈反向关系,年龄较小、规模较小的企业同样呈反向关系,国有企业以及年龄较大、规模较大的企业与ESG表现之间并未呈现类似关系。最后,文章基于研究结论针对各类专精特新企业、金融机构及政府部门提出战略和政策建议,以供参考。

全球文化治理中智能传播的双重角色

2022年以来,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竞相问世,标志着智能传播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在全球治理文化转向的背景下,智能传播在全球文化治理中兼具手段与对象的双重角色。智能传播以其强大的数据采集、处理和分析能力,强大而便捷的内容再开发、加工、生产和传播能力,强大的语言理解和翻译能力,表现出强技术赋能效应而被视为全球文化治理的新手段;与此同时,由于使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带有数字殖民、数据与算法偏见、虚假信息等问题,智能传播自然成为全球文化治理的对象,需要从技术伦理、政府规制、行业监管、媒介素养等方面规避和防范可能的风险。

近代粤西广州湾的空间形态演变研究

广州湾(现湛江市)于1899年被强租。早期法国计划在麻斜河口分设东西军营以加强军事控制,并在东岸着重建设麻斜新城与赤坎埠争利,失败后转回西岸发展白雅特城。套用东南亚的管治经验,白雅特城由法国人主导进行政治控制,赤坎埠由华商精英主导进行商业经营,广州湾开始较为稳定发展并演进为双核主体空间结构。白雅特城采用轴线控制的方格网格局以彰显控制权威;赤坎埠因发展时序建成四个组团,空间呈现多元拼贴特征,二者共同建构了湛江历史城区的底图。

“市场-政府”共构机制:中国推进低碳农业的框架

在推动实现“双碳”目标的过程中,农业领域蕴藏着巨大潜力。然而现实情况显示,这一潜力的释放进度相对缓慢。当前,中国农业正处于低碳转型的关键时期,迫切需要明确在新时代背景下稳步推进低碳农业的发展机制。基于此,为深入分析阻碍我国低碳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疑难杂症,厘清堵点的理论基础,从而探索出符合我国国情的低碳农业发展道路,本文通过深入分析大量文献资料,揭示我国农业在低碳转型实践中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并从理论角度剖析转型过程中的关键堵点。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我国低碳农业平稳发展的机遇识别。研究表明,我国农业在低碳转型过程中面临着显著的压力,主要表现在尚未形成将“低碳”理念转化为新的价值创造途径、农业经营主体依然保持着“高碳”时代的发展模式的惯性。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市场与政府在我国低碳农业转型中的作用,把握“双碳”目标下的现实机遇,借助“市场-政府”共构机制,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三者兼顾的低碳农业发展目标。

双轨共治:过渡型社区的治理实践

过渡型社区是高速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新社区类型,探讨与其社会基础相匹配的治理模式,对于推进我国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有重要意义。江苏、浙江等发达地区,立足过渡型社区的社会基础、治理环境和制度体制,形成了技术规则之治应对“城”特征行政事件,传统关系治理应对“乡”特征自治事件的“双轨共治”格局。双轨共治是立足乡村本位的过程治理,主要通过社区干部职业化与治理体系行政化改革、公共服务与项目资源下乡等推动行政轨道运行;通过自治单元下沉与社会精英动员、正式制度规则引入与自治规则重塑等来完善自治轨道建设。由此,行政体系建设与村居自治制度实践共同构成整体性的基层治理结构,有效回应了过渡型社区兼具乡村内核与城镇化发展的复合治理诉求。不过,双轨共治是与治理资源和治理事务双密集型社会基础相匹配的复杂治理模式,不能脱离实际盲目照搬。

档案治理与基层治理的融合机制探讨

档案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在新时代下的基层治理中彰显新担当、实现新作为,是摆在档案人面前的时代命题。在厘清档案治理与基层治理内涵的基础上,通过运用档案双元价值理论深入阐释档案赋能基层治理的内在机理,从档案治理现代化与基层治理现代化互促共进的角度出发,以善治、法治、共治、分治、智治五个维度为抓手,系统设计构建档案治理融入基层治理的实践路径。在理论上丰富了档案学与公共管理学的跨学科研究,在实践上为推动新时代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基层治理贡献智力支持,旨在为加快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档案治理体系,并全面提升新时代档案治理效能提供参考。

“双轨逻辑”下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效率的时空演变与影响机制——基于2010—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效率之于“强基层”战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本研究结合医疗卫生服务供给的“政府-市场”双轨逻辑,借助2010—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DEA-Tobit模型分析了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效率的演变态势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的综合效率不高,服务效率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且呈扩大趋势;全要素生产率呈现下降趋势,表现出政策驱动的不稳定特征。同时,横向竞争与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效率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竞争程度过小或过大都不利于效率的提高;纵向虹吸效应对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效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基层医疗卫生人员的投入规模显著抑制了服务效率,而卫生人员的投入质量却促进了服务效率。因此,我国应继续完善“强基层”的制度设计,注重医疗卫生领域的适度竞争,改善基层医疗卫生资源投入质量,缩小层级差距,以推进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的高质量发展乃至健康中国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