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地方法律治理中的国家与社会:以慈善组织为中心的考察

清代慈善组织数量众多、分布广泛,不仅发挥了施善的作用,也深深嵌入到地方法律治理之中。以养济院为代表的官办慈善组织,逐步打破原籍地收养主义,将军流人犯之年老、笃疾者纳入收养范围。各类民办慈善组织,则在治安维持与盗贼缉捕、司法审判与刑罚执行、命案检验与尸体管控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官办与民办慈善组织的创设与运转,均是官民互动的结果,展现了官民合作模式的动态演变,反映出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多面性与复杂性。从地方法律治理出发,慈善组织被定位为发挥政府法律治理职能的延伸机构,带有明显的官方主导色彩。

《慈善法》施行以来地方慈善立法创新与启示--基于12部地方性慈善法规的分析

《慈善法》施行以来,地方慈善立法加快推进,成为我国慈善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已颁布实施的地方性慈善法规将《慈善法》的一般规定与本地实际紧密结合,从慈善组织及公募资格退出、慈善组织认定激励、慈善项目评估、慈善服务协作、区域慈善合作、慈善组织社会监督等多个层面积极推进慈善制度创新,为其他地区的慈善立法和慈善改革创新工作提供了重要实践参考。

股权捐赠的会计处理:分析与建议慈善组织接受上市公司公益

慈善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具有积极作用。近年来,随着慈善理念的发展和居民财富积累形式的成熟,我国慈善组织发展的步伐日渐加快,接受捐赠的形式和类型也在不断丰富。文章结合作者所在单位实践,探讨了现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体系下,慈善组织对于接受上市公司公益股权捐赠的会计处理规定的适用性,并通过实际案例比较了各类会计制度下的核算差异及经济后果,结合慈善组织的实际情况,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

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功能价值与效用机制

社会救助制度改革融合了慈善组织增能参与的深刻意蕴。为推动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更加贴近顶层制度创设以及充分发挥其功能价值的目标,基于浙江、河南、四川、江苏四省份的实地考察,发现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具有减轻政府财政负担、挖掘和定位社会救助对象、供给救助服务需求、激活存量救助资源、构筑包容发展型救助、完善救助闭环等功能价值。同时,针对慈善组织参与环节中面临的主体整合、功能整合和资源整合等问题,需从效用机制角度进一步优化慈善组织参与的引导机制、支持机制、鼓励机制和衔接机制,从基层经办方面积极推动现有救助工作流程创新,使社区慈善组织和社会企业等有效参与主体积极融入基层社会救助工作。

信任拓展与资源兼容:一个关于慈善组织成长的分析框架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现代意义的慈善组织开始在中国起步。尽管作为改革进程中社会觉醒的一种中观形式的组织表现,但限于“强国家—弱社会”的整体格局及其制约,慈善组织的成长往往呈现出“小而不强,弱而不死”的特殊状态。通过关注慈善组织的成长状态,慈善组织的成长有三个观察维度,即规模、专业性与生命力。一个慈善组织需要不断吸纳和有效整合各类资源,而这一过程同样受到组织内部信任结构的影响。进一步来看,慈善组织内部的信任拓展有两种类型:关系信任和制度信任;其外部资源兼容也有两种类型:社群资源和政府资源。基于此,文章提出关于慈善组织成长的一个基于信任拓展与资源兼容的分析框架,论证慈善组织发展所特有的“小而不强,弱而不死”的成长状态,乃归因于其内部治理结构信任拓展不足与外部资源兼容不稳的双重约束。这不仅丰富了传统政社关系视角,还关注到被忽视的慈善组织内部,为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相应的理论借鉴。

众擎易举:近代上海民间慈善组织兴建的多维考察

近代上海先后兴建了200多个各类民间慈善组织,成为促进和维护近代上海都市社会的重要力量。我们将慈善组织兴建时间与都市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口数量、社会经济发展以及政府管理措施等进行关联,可以发现慈善组织的兴建与社会需求并不完全同步,大量难民涌入上海之时,并不是慈善组织建立的高发期;慈善组织的兴建与经济发展正相关度高,自19世纪80年代一直到1930年前,上海经济总体上持续发展,慈善组织也相应不断增加;北洋时期相对宽松的政府管理促进了慈善组织的大力兴建,1930年后上海经济继续快速发展,但南京国民政府试图严格管控民间社会,则使得慈善组织的兴建大为减少。只有在经济快速发展、政府管理规范但相对宽松的情况下,民间兴办慈善组织、开展慈善活动的热情才会高涨。

论我国慈善组织的公益性

探讨慈善组织的公益性,既是《民法典》为代表的私法的问题,也是公法(行政法)的问题。正确厘清慈善领域中的公益与私益的关系,逐渐缩小公法上公办慈善组织与民间慈善组织不平等的法律地位差距,才能使得我国慈善组织能够在相对稳定、安全的法治环境下充分发展。

我国慈善组织治理与监管机制研究的回顾和展望——基于2004-2021年CNKI文献可视化分析

以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为数据源,运用CiteSpace6.1软件对2004-2021年我国慈善组织治理与监管机制的535篇CNKI中文期刊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后发现,我国慈善组织治理与监管机制的研究人员、研究机构之间没有形成紧密的合作网络;依据关键词聚类可将我国慈善组织治理与监管机制的研究分为慈善事业发展研究、慈善组织治理与监管路径研究、慈善资源研究、社会服务研究、慈善法研究五大类;依据关键词突现图谱和关键词时区图谱,可得出当前我国在该领域的最新研究前沿是“精准扶贫”“合作治理”“社会救助”。未来可从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的构建、研究领域的拓宽和研究内容的深化、创新研究方法等方面持续推进我国慈善组织治理与监管机制的研究。

国家视阈下当代中国慈善事业的演进

慈善事业是社会团体、民间人士等志愿进行的服务他人的公益事业,但其发展离不开国家社会政策引导和制约。当代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历经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受到国家政策的极大影响。第一个阶段是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的30年,这个阶段受到“左”倾思想影响,慈善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的“伪善”而遭到否定,慈善组织解散或撤销,慈善事业遭受严重挫折被迫中断。第二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后到20世纪80年代末,在国家放权和“社会福利社会办”政策指导下,一批基金会次第建立起来,中断了30多年的慈善事业开始复苏。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至2010年,慈善得以“脱帽加冕”,得到“正名”,社会主义慈善事业成为主流话语。中央对慈善的作用和评价日渐升高,慈善被纳入到国家制度设计体系,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对慈善事业发展进行支持、鼓励、倡导。第四个阶段是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慈善事业被赋予重任,在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发挥独特作用。为了加快慈善事业发展,国家废除了慈善组织“双重管理”制度,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和系列配套法规条例和办法,慈善事业在法制的保护下加快发展,在未来实现共同富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将发挥更大作用。

环境约束、慈善组织异化与政府注意力转移:一个政慈合作项目为何难以可持续?

政府与慈善组织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有利于完善社会治理,有利于更好提供公共服务。现有文献围绕着政慈合作进行了较为丰富的研究,但对于政慈合作的可持续性问题关注较少。本研究构建了“宏观环境-社会组织行为-政府注意力分配”三维分析框架,并以D慈善组织与G省M县合作开展的全国首个消除新发尘肺病试点县创建工作的M计划为个案,深入剖析了这一不同于政府购买服务方式的政慈合作形式为何难以可持续。研究发现,从环境赋能到环境约束,从慈善组织在场到慈善组织异化,从政府注意力倾斜到政府注意力转移,三个层面的变化共同作用于M计划,导致其虽然顺利开启与有序运行,却在之后遭遇挫折并草草结束。本研究为丰富政慈合作关系的研究作出了理论贡献,也对推进政慈合作的可持续实践具有借鉴意义。

江苏慈善组织公信力架构优化路径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近年来,随着捐助需求的迅疾增长和政府对慈善事业投入的加大,江苏省慈善事业呈现蓬勃发展态势。与此同时,慈善组织公信力架构却暴露出许多问题,慈善组织公信力架构建设对慈善活动的进一步扩张和社会信用体系完善至关重要。以南京市慈善组织为样本开展调查,分析慈善组织公信力影响因素,并针对慈善信息公开和慈善组织结构,从区块链技术、数字慈善模式和组织架构建设3个方面出发,为江苏慈善组织公信力架构提出优化建议。

跨国网络视角下善堂的形塑过程与特征

明清以降,以善会善堂为主要形态的民间慈善组织实施有效的慈善救济,与政府的社会福利职责形成功能互补,稳定社会秩序。在国家与社会强弱关系变化中,慈善与宗教信仰并重的潮汕善堂形成海内外并行的两条轨迹,构建了跨国的潮人善堂网络,但是目前多数研究忽略了形塑过程中地方政府取缔反动会道门活动,并将大峰祖师信仰视为封建迷信致使善堂活动沉寂的环节。因此,本文运用史料与田野调查梳理潮人善堂海内外并行的跨国网络形塑过程,关注形塑过程中发端、普及、海外流传、危机、沉寂及复兴等环节。研究发现,在社会救济公共领域,善堂通过应对危机的经验积累和海外华侨华人与侨乡联系的变化,呈现出显著的慈善性、民间性、宗教性与跨国性特征;在社会与国家互补对立的动态演变中,社会与国家最终寻求建立一种良性的积极互动关系,这对研究中国近代慈善事业与福利组织发展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我国慈善组织会计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探析

我国慈善组织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其重要性也大大的提高,并且取得了非常优越的成绩。慈善组织若要进一步稳健的发展,首先就是要发现慈善组织的会计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并尽早地去解决与信息披露相关的问题。然而我国慈善组织在取得较好的成绩的反响下,却忽视了会计信息披露的重要性,慈善组织的会计信息披露问题存在着较大的问题,进而严重的阻碍了慈善组织的进一步发展,要使慈善组织进入良好的运行轨道,必须要完善披露的规章制度,解决现存的问题。本文主要阐述我国慈善组织会计信息披露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对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合理的建议,其目的是为了我国慈善组织有着更加良性的发展。

媒体监督能影响基金会绩效吗？--来自我国的初步经验证据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基金会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其治理机制的关注度不高,规范研究较少,实证研究尤为匮乏。该研究以我国全国性基金会为样本,对媒体监督与基金会绩效之间的关联进行研究。实证研究发现,受到媒体负面报道后,基金会筹资绩效受到负面影响,捐赠收入显著下降。受到媒体负面报道后,基金会将更多的资金和精力投向公益活动,业务活动成本率显著提高。进一步测试发现,相对于声誉低的基金会,声誉高的基金会绩效变化受到媒体负面报道的影响更大。该研究验证了媒体监督在我国基金会中能够有效发挥治理效应,从而引导资源有效配置,缓解委托代理问题。

制度环境对社会捐赠水平的影响——基于2001—2013年省际数据研究

通过收集中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2001—2013年的数据,实证检验了制度环境对社会捐赠水平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制度环境对社会捐赠水平具有显著影响,在制度环境越强区域,社会捐赠水平越高;制度环境中经济环境、法律环境以及地方政府管制对社会捐赠水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社会信任同样对社会捐赠水平具有显著影响,但其影响受到其他三个因素的调节;在程度上,地方政府管制对社会捐赠水平的影响最大,法律环境、经济环境次之,而社会信任相对较小。本文认为,地方政府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往往致力于经济环境、法律环境的改善和社会信任体系的维护,社会捐赠水平的提升在某种意义上是上述行为的"溢出"效应。因此,地方政府欲进一步动员慈善资源,提升社会捐赠水平,最为关键的是放松对慈善组织的管制,拓展慈善组织的发展空间和捐赠者的选择空间。

我国慈善组织品牌导向的维度构建研究

以我国官办与民间慈善组织为研究对象,采用多案例质性研究方法,通过对8家慈善组织中高层管理者的深度访谈,分析我国慈善组织对于品牌导向的认知及实施现状,建立符合中国情境的慈善组织品牌导向维度的理论框架,提出慈善组织品牌导向可分为品牌意识、品牌识别、品牌互动和品牌协同4个维度。研究发现,我国官办与民间慈善组织对品牌导向的认知和实践存在较大差异。官办慈善组织品牌导向总体较为薄弱,其更多将自身视为政府职能的承接者,注重与政府的协调关系;而民间慈善组织对品牌导向的认知和实践则表现得更为复杂多样。

论社会捐赠的制度激励与保护——5·12汶川地震社会捐赠引发的思考

5.12汶川大地震的社会捐赠,因其捐赠主体范围广、捐赠额度大,受到社会各界的空前关注,也对我国现行社会捐赠制度设计进行了整体透视。在慈善事业相关立法、慈善组织管理体制、税收政策等诸多制度性缺陷充分显现的同时,慈善组织的公信力也面临着严峻考验。本文从完善社会捐赠相关立法、改变政府在慈善事业中的主导地位、建立慈善组织的评价、监督与信息披露机制,以及规范社会捐赠的税收政策等方面,提出了激励与保护社会捐赠,促进我国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政策建议。

慈善事业与近代中国的民族精神

近代中国社会,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慈善事业与民族精神有着丝缕难断的关系。近代慈善事业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抵御外侮、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手段,是弘扬和振兴民族精神的重要途径,是构筑和体现民族精神的重要领域。而近代民族精神的弘扬也促进、推动了慈善事业的发展。同时,近代慈善事业对培育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方面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国际比较视野下的慈善组织监管机制研究

在利益相关者众多且分散的情况下,我国的慈善社会组织衍生出众多问题,如管理体制不顺、资金管理不当和项目运作不善等,这些问题严重弱化了慈善组织的社会公信力。因此,本文在分析我国现有慈善组织监管机制的基础上,借鉴其他国家对慈善组织的监管制度,进而探讨构建我国慈善组织监管机制的有效路径,从而推动我国慈善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慈善公益组织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思考:公信力建设的视角

慈善公益组织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公信力是慈善公益组织存在的基石。当前慈善公益组织公信力"失信"严重,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集中在政府主导的慈善组织,包括慈善信息公开透明度低、慈善专业人才匮乏、监管机制缺位等。强化公信力建设是推进慈善公益组织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构建慈善公益组织公信力建设长效机制的路径是:明晰治理结构的权力制衡;优化慈善信息公开"软实力"建设;完善慈善公益组织发展的制度环境;建立多元化的慈善监督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