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竞争对慈善组织运营效率的影响效果研究

选取2016—2021年慈善基金会年度报告为样本数据来源,实证研究慈善行业市场竞争对慈善组织运营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市场竞争显著提高了慈善基金会运营效率。影响机制的检验结果表明:信息透明度、自媒体监督渠道、理事会议次数、员工专职数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根据上述研究结论,目前在我国吸收社会力量投资慈善组织和提升行业市场竞争度对发展我国慈善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社会资本对网络微公益筹款能力的影响:基于组织与个体层面的双重验证

本文旨在研究社会资本对网络微公益筹款能力的影响。将社会资本分为结构型、关系型和认知型三个维度,并将网络微公益分为面向组织和个体两种类别,探讨社会资本对筹款能力的影响。使用Python抓取了“腾讯公益”“轻松公益”“轻松筹”“水滴筹”等网络微公益平台上的信息,并利用SPSS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研究发现,发起方的社会资本对筹款能力的影响具有一定复杂性,且组织与个体有所差异:在组织层面,结构型社会资本中的捐赠人数、关系型社会资本中的项目动态更新数量等因素能够提升筹款能力,而结构型社会资本中的发起方微博粉丝数、关系型社会资本中的曾帮助项目数、认知型社会资本中的消极词数等因素则对筹款能力具有一定的负面作用。在个体层面,结构型社会资本中的捐赠人数、关系型社会资本中的项目动态更新数量与转发数量、认知型社会资本中的积极词数等因素能够提升筹款能力。最后,围绕社会资本的三种类型,提出提升筹款能力的对策建议。

何以促进慈善组织行稳致远——基于政策工具视角下慈善组织治理政策研究

慈善组织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本文运用内容分析法,对1996年以来中央发布的慈善组织治理政策文本进行挖掘与分析,结果显示:我国慈善组织治理政策紧抓制度建设这个“牛鼻子”,发挥政府在慈善组织治理中的主导地位,但尚未形成协同治理的局面;在政策工具维度,政策工具的数量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增加的趋势,但也存在命令性工具使用偏多、象征及劝诫性工具使用不均衡、激励性和能力建设性工具使用不足的情况;在政策目标维度,政策工具的使用主要集中于制度建设方面,存在分布不均衡的情况。据此,本文提出优化政策工具的组合结构,实现政策工具的优势互补等建议。

范氏义庄论纲

本文将范氏义庄引入当代公共管理与公益慈善研究者的视野,基于范氏义庄的历史文献与已有研究,强调当代对于范氏义庄开展新研究的意义与价值。从公共管理和公益慈善角度,提出了三条范氏义庄的研究线索。线索一,关注范氏义庄在慈善信托结构上的制度创新,提出其与西欧、伊斯兰文明类似制度对话的可能性。线索二,基于范氏义庄组织历史与国家宏观历史的互动,提出范氏义庄案例对于发展中国古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价值。线索三,从范氏义庄历史中公共性的生成出发,探讨其如何从私人有形财富向公共无形财富演化。最后,从精神内核、内部治理、传承积淀三方面归纳范氏义庄对于当代家慈善实践的启示。

民国时期慈善组织公信力的法律形塑——基于财务规制的考察

慈善公信力在慈善事业发展中具有重要价值,它是慈善组织赖以存在的基石。随着民国时期慈善立法活动的展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都颁行了一些有关慈善组织财务制度的法律条文。这些慈善财务规制,既规范了慈善组织的财务管理,也强化了慈善事业主管机关的监管职能,有助于提升慈善行为的效能,获得社会各界的普遍信任与认可,塑造良好的公信力。通过《上海市慈善团体会计规程》文本分析的微观考察,并结合其实施情形,可知财务规制是民国时期慈善公信力进行法律形塑的重要内容与途径。

清代地方法律治理中的国家与社会:以慈善组织为中心的考察

清代慈善组织数量众多、分布广泛,不仅发挥了施善的作用,也深深嵌入到地方法律治理之中。以养济院为代表的官办慈善组织,逐步打破原籍地收养主义,将军流人犯之年老、笃疾者纳入收养范围。各类民办慈善组织,则在治安维持与盗贼缉捕、司法审判与刑罚执行、命案检验与尸体管控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官办与民办慈善组织的创设与运转,均是官民互动的结果,展现了官民合作模式的动态演变,反映出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多面性与复杂性。从地方法律治理出发,慈善组织被定位为发挥政府法律治理职能的延伸机构,带有明显的官方主导色彩。

民国时期北京慈善救助的现代化转型(1911—1937)——兼论社会救助与社会工作的同源与分殊

民国时期北京贫困问题与所伴生的弱势群体问题突出。西方在华教会兴办的慈善组织引入了先进的管理和服务技术,中外社会精英一道推动了社会救助事业的现代化转型。社会救助向“社会服务”的转型促成了中国早期社会工作的发端。北平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北平家庭福利协济会与燕京大学“学院派”等带有“专业化”和“本土化”特征的社会工作专业实践推动了社会工作的落地生根。通过梳理民国时期社会工作在北京经由社会救助被引入和落地生根的历史过程,澄清了社会工作与社会救助乃至与更为宏观的社会保障之间的历史关系。

我国公募慈善组织监管机制的挑战及其应对

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需要代表公众捐赠意愿进行慈善财产处置,涉及面广、关注度高,其监管问题事关公众对慈善事业的认知和行业公信力。尽管我国已建立了一套链条完整的监管体系,监管力度较大、标准较为严格,但仍存在财产募集管理使用不合规、内部治理乱象、信息公开不到位等问题。应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以贯彻落实新修改的《慈善法》为契机,以改革破题,完善法规政策体系、健全综合监管机制、提升行政执法能力、加强组织内部治理,不断织密织牢监管“安全网”,建立健全符合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要求的中国特色现代慈善组织制度。

《慈善法》施行以来地方慈善立法创新与启示--基于12部地方性慈善法规的分析

《慈善法》施行以来,地方慈善立法加快推进,成为我国慈善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已颁布实施的地方性慈善法规将《慈善法》的一般规定与本地实际紧密结合,从慈善组织及公募资格退出、慈善组织认定激励、慈善项目评估、慈善服务协作、区域慈善合作、慈善组织社会监督等多个层面积极推进慈善制度创新,为其他地区的慈善立法和慈善改革创新工作提供了重要实践参考。

信任体系与慈善权威的建构机制——以《近代中国慈善组织公信力研究》为中心

《近代中国慈善组织公信力研究》一书从生成机制、实践效果和评价标准等角度考察了近代中国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强调内部自律机制和外部监督机制的共同作用,为慈善组织公信力的生成和维护提供了制度保障、法律制约和社会监督。这种底层逻辑的运行使信任原则的公共权威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树立,为当今社会慈善提供了共性和普适性的标准参照,堪称一部兼具学术史性质与现实价值的连珠之作,给我们辨析慈善组织的运行机制与近代公信力体系的建构带来了一维标准。

股权捐赠的会计处理:分析与建议慈善组织接受上市公司公益

慈善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具有积极作用。近年来,随着慈善理念的发展和居民财富积累形式的成熟,我国慈善组织发展的步伐日渐加快,接受捐赠的形式和类型也在不断丰富。文章结合作者所在单位实践,探讨了现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体系下,慈善组织对于接受上市公司公益股权捐赠的会计处理规定的适用性,并通过实际案例比较了各类会计制度下的核算差异及经济后果,结合慈善组织的实际情况,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

非营利组织公益慈善项目运作和资源管理策略研究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非营利组织得到了迅速增长。非营利组织在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方面转变了政府的职能,可以更有效地关注政府难以顾及的方面,因此非营利组织在满足社会需求和承担社会职能方面有着政府和市场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目前,中国非营利组织面临着组织人员的能力和人力资源不足、慈善组织过度依赖政府、缺乏自主性和自主性、财务透明度低以及公信力不足等问题。我国的慈善组织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慈善组织,慈善组织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培育和规范,不可能完全脱离政府而独立存在,我国政府在慈善组织发展过程中要正确定位,既不能“越位”,也不能“缺位”,为缩小差距、提升管理效率,迫切需要从组织内部和外部出发,全面保障非营利组织项目运作规范与组织使命一致。

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功能价值与效用机制

社会救助制度改革融合了慈善组织增能参与的深刻意蕴。为推动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更加贴近顶层制度创设以及充分发挥其功能价值的目标,基于浙江、河南、四川、江苏四省份的实地考察,发现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具有减轻政府财政负担、挖掘和定位社会救助对象、供给救助服务需求、激活存量救助资源、构筑包容发展型救助、完善救助闭环等功能价值。同时,针对慈善组织参与环节中面临的主体整合、功能整合和资源整合等问题,需从效用机制角度进一步优化慈善组织参与的引导机制、支持机制、鼓励机制和衔接机制,从基层经办方面积极推动现有救助工作流程创新,使社区慈善组织和社会企业等有效参与主体积极融入基层社会救助工作。

信任拓展与资源兼容:一个关于慈善组织成长的分析框架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现代意义的慈善组织开始在中国起步。尽管作为改革进程中社会觉醒的一种中观形式的组织表现,但限于“强国家—弱社会”的整体格局及其制约,慈善组织的成长往往呈现出“小而不强,弱而不死”的特殊状态。通过关注慈善组织的成长状态,慈善组织的成长有三个观察维度,即规模、专业性与生命力。一个慈善组织需要不断吸纳和有效整合各类资源,而这一过程同样受到组织内部信任结构的影响。进一步来看,慈善组织内部的信任拓展有两种类型:关系信任和制度信任;其外部资源兼容也有两种类型:社群资源和政府资源。基于此,文章提出关于慈善组织成长的一个基于信任拓展与资源兼容的分析框架,论证慈善组织发展所特有的“小而不强,弱而不死”的成长状态,乃归因于其内部治理结构信任拓展不足与外部资源兼容不稳的双重约束。这不仅丰富了传统政社关系视角,还关注到被忽视的慈善组织内部,为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相应的理论借鉴。

众擎易举:近代上海民间慈善组织兴建的多维考察

近代上海先后兴建了200多个各类民间慈善组织,成为促进和维护近代上海都市社会的重要力量。我们将慈善组织兴建时间与都市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口数量、社会经济发展以及政府管理措施等进行关联,可以发现慈善组织的兴建与社会需求并不完全同步,大量难民涌入上海之时,并不是慈善组织建立的高发期;慈善组织的兴建与经济发展正相关度高,自19世纪80年代一直到1930年前,上海经济总体上持续发展,慈善组织也相应不断增加;北洋时期相对宽松的政府管理促进了慈善组织的大力兴建,1930年后上海经济继续快速发展,但南京国民政府试图严格管控民间社会,则使得慈善组织的兴建大为减少。只有在经济快速发展、政府管理规范但相对宽松的情况下,民间兴办慈善组织、开展慈善活动的热情才会高涨。

论我国慈善组织的公益性

探讨慈善组织的公益性,既是《民法典》为代表的私法的问题,也是公法(行政法)的问题。正确厘清慈善领域中的公益与私益的关系,逐渐缩小公法上公办慈善组织与民间慈善组织不平等的法律地位差距,才能使得我国慈善组织能够在相对稳定、安全的法治环境下充分发展。

环境约束、慈善组织异化与政府注意力转移:一个政慈合作项目为何难以可持续?

政府与慈善组织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有利于完善社会治理,有利于更好提供公共服务。现有文献围绕着政慈合作进行了较为丰富的研究,但对于政慈合作的可持续性问题关注较少。本研究构建了“宏观环境-社会组织行为-政府注意力分配”三维分析框架,并以D慈善组织与G省M县合作开展的全国首个消除新发尘肺病试点县创建工作的M计划为个案,深入剖析了这一不同于政府购买服务方式的政慈合作形式为何难以可持续。研究发现,从环境赋能到环境约束,从慈善组织在场到慈善组织异化,从政府注意力倾斜到政府注意力转移,三个层面的变化共同作用于M计划,导致其虽然顺利开启与有序运行,却在之后遭遇挫折并草草结束。本研究为丰富政慈合作关系的研究作出了理论贡献,也对推进政慈合作的可持续实践具有借鉴意义。

我国慈善组织治理与监管机制研究的回顾和展望——基于2004-2021年CNKI文献可视化分析

以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为数据源,运用CiteSpace6.1软件对2004-2021年我国慈善组织治理与监管机制的535篇CNKI中文期刊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后发现,我国慈善组织治理与监管机制的研究人员、研究机构之间没有形成紧密的合作网络;依据关键词聚类可将我国慈善组织治理与监管机制的研究分为慈善事业发展研究、慈善组织治理与监管路径研究、慈善资源研究、社会服务研究、慈善法研究五大类;依据关键词突现图谱和关键词时区图谱,可得出当前我国在该领域的最新研究前沿是“精准扶贫”“合作治理”“社会救助”。未来可从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的构建、研究领域的拓宽和研究内容的深化、创新研究方法等方面持续推进我国慈善组织治理与监管机制的研究。

国家视阈下当代中国慈善事业的演进

慈善事业是社会团体、民间人士等志愿进行的服务他人的公益事业,但其发展离不开国家社会政策引导和制约。当代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历经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受到国家政策的极大影响。第一个阶段是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的30年,这个阶段受到“左”倾思想影响,慈善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的“伪善”而遭到否定,慈善组织解散或撤销,慈善事业遭受严重挫折被迫中断。第二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后到20世纪80年代末,在国家放权和“社会福利社会办”政策指导下,一批基金会次第建立起来,中断了30多年的慈善事业开始复苏。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至2010年,慈善得以“脱帽加冕”,得到“正名”,社会主义慈善事业成为主流话语。中央对慈善的作用和评价日渐升高,慈善被纳入到国家制度设计体系,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对慈善事业发展进行支持、鼓励、倡导。第四个阶段是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慈善事业被赋予重任,在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发挥独特作用。为了加快慈善事业发展,国家废除了慈善组织“双重管理”制度,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和系列配套法规条例和办法,慈善事业在法制的保护下加快发展,在未来实现共同富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将发挥更大作用。

江苏慈善组织公信力架构优化路径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近年来,随着捐助需求的迅疾增长和政府对慈善事业投入的加大,江苏省慈善事业呈现蓬勃发展态势。与此同时,慈善组织公信力架构却暴露出许多问题,慈善组织公信力架构建设对慈善活动的进一步扩张和社会信用体系完善至关重要。以南京市慈善组织为样本开展调查,分析慈善组织公信力影响因素,并针对慈善信息公开和慈善组织结构,从区块链技术、数字慈善模式和组织架构建设3个方面出发,为江苏慈善组织公信力架构提出优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