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林改错》脏腑理论模型的构建与运用

王清任一生的医学贡献凝聚于一册薄薄的《医林改错》,其构建的脏腑理论模型具有生理学与病理学的双重含义,具体可分为“气血运行模型”和“水谷运化模型”。前者侧重于病理探讨,生理描述亦多,可细分为“气运模块”与“血运模块”;后者常见于生理阐释,病理描述甚少,可细分为“水运模块”与“谷运模块”。“气运模块”的生理功能以存储和运行元气、津液为主,其病理变化以津液失常和气虚为主;“血运模块”的生理功能以存储和运行血液为主,其病理变化以血瘀为主;“水运模块”的生理功能主以运行水液,“谷运模块”的生理功能主以运化谷物,二者的病理变化均较少涉及。

水氮互作对春小麦干物质积累、转运与灌浆特性的影响

为探究焉耆地区高产滴灌春小麦干物质积累、转运与灌浆特性及其对水氮互作的响应机制,明确该地区滴灌春小麦的水氮施用量,以‘新春38号’和‘新春45号’春小麦为试验材料,采用裂区设计,设置灌溉处理为主区,包括亏缺灌溉(W_(1),4500 m^(3)·hm^(-2))和适宜灌溉(W_(2),6000 m^(3)·hm^(-2));施氮处理为副区,包括0(N 0)、300 kg·hm^(-2)(N_(1))、400 kg·hm^(-2)(N 2),比较分析高产滴灌春小麦花后叶片和茎鞘的干物质积累与籽粒灌浆特性。结果表明:随施氮量增加,两品种茎鞘和叶片的干物质积累量、转移量、转移率和粒重均先增加后降低,并均以W_(2)N_(1)处理最佳,贡献率则以W_(1)N_(1)处理最佳。两品种快速增长期结束时间(t_(2))、快速增长期持续时间(t_(2)-t_(1))、平均灌浆速率(V mean)、最大灌浆速率(V max)均随施氮量的增加呈先增加后降低,而快速增长期时间(t_(1))为先降低后增加,最大灌浆速率时间(t max)则持续下降。相关性分析表明,茎鞘、叶片的转移量、转移率、贡献率、t_(2)、t_(2)-t_(1)、V_(max)、V_(mean)与粒重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且两品种的粒重与平均灌浆速率的直接通径系数分别为0.5354和0.5173,与灌浆持续时间的直接通径系数为0.6752和0.6249,表明灌浆持续时间对粒重的影响程度大于平均灌浆速率。在焉耆地区滴灌春小麦生产中,以W_(2)N_(1)处理(灌水6000 m^(3)·hm^(-2)+施氮300 kg·hm^(-2))茎鞘和叶片的干物质积累量、转运率表现最佳,故推荐其为焉耆地区合理的水氮供给模式。

北宋漕运影响下的钞盐法变革

北宋将漕运与淮盐政结合在一起,漕船返程运输食盐销售,以其收入补贴漕运,形成互利的关系,但是北宋盐政的衰败与变革也与漕运出现的问题有关。舟卒境遇低下、漕运官僚腐败、航运水利治理的不稳定都使漕运食盐不断被盗卖、运作效率逐渐低下、食盐运量不足、私盐泛滥、官盐品质低下等问题长期无法得到解决。而通商之议受到漕运系统官员出于自身财务利益立场的反对。北宋末的蔡京钞盐法改革,彻底将漕运与淮盐盐政切割,虽然造成了漕运的进一步衰落,但实现了比漕运更让朝廷满意的财政收入。这是因为钞盐法将官吏从食盐运销中剥离,漕运的诸多弊端不再直接作用于商人自负盈亏的运输,同时蔡京当局也极力保障运输的通畅和排除官吏对航运的干扰,使得钞盐法行之有效,并得以被南宋至清朝等后来的政权所继承,成为全国范围内最主流的盐政运销制度。

散粮铁水联运过程装卸环节节粮减损的探讨

近年来,随着《粮食节约行动方案》的发布,做好节粮减损工作愈发重要。为实现粮食全产业链各环节减损,本文从装卸设备选型、作业减损通用要求、后续搭接设备要求及管理要求4个方面,提出散粮铁水联运中装卸环节节粮减损的建议,为散粮多式联运运输过程的节粮减损提供一定的参考,进而提高我国粮食安全保障水平。

近50年黄河中游流域水沙过程及对退耕的响应

为明确黄河中游地区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退耕还林(草)政策的水沙效应问题,选择黄河中游风沙-丘陵过渡区、典型丘陵区以及土石山林区5条典型流域,用降雨及面积对水文站实测径流量、输沙量数据进行处理,探讨了近50a来流域水沙及其关系的演变过程。结果表明:5条流域标准化年径流量、标准化年输沙量均表现出显著减少趋势,且两者发生跃变时间基本一致。时段频率上的河流输沙量减少程度较径流量大,零输沙天数逐时段增加。植被覆盖度低的风沙-黄土丘陵过渡区流域,较植被覆盖度高的土石山林区流域,径流量和输沙量年均变化斜率大,跃变时间早。5条流域汛期径流量和输沙量的关系表明,植被覆盖度低的风沙-黄土丘陵过渡区流域的输沙量分布域较植被覆盖度高的土石山林区流域大一个数量级,其产沙动力也最强。近50a来,5条流域的水沙动力系数均呈现逐时段降低趋势。20世纪70～80年代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使5条流域水沙动力系数平均降低24.5%,1999年后的退耕还林(草)工程则使其平均降低70.6%。流域水沙拟合线性关系常数项绝对值,以及流域冲淤平衡时的径流量呈现随时段减小趋势,进一步说明水土流失治理及退耕还林(草)措施对流域水沙动力关系的削弱效应。

广西沿岸海域表层沉积物粒度分布与输运特征

本文利用2006—2010年在广西沿岸海域获得的409个表层沉积物样品和2个站位的水文观测资料,通过沉积物粒度参数、Gao-Collins粒径趋势分析、以及表层沉积物输运通量的计算,探讨了该区域表层沉积物的粒度分布与输运特征。结果表明,研究区表层沉积物以粉砂和砂为主,主要类型为泥、砂质泥、粉砂、泥质砂、砂、含砾泥质砂、含砾砂、砾质砂;中值粒径范围跨度较大;分选系数由岸向海逐渐变大;大部分区域呈极正偏态。研究区沉积物输运趋势整体上有向岸输运的趋势。在防城港南侧海域和雷州半岛西侧分别有一个汇聚中心,廉州湾附近沉积物向湾内堆积。潮流作用下表层沉积物输运通量的研究表明,该海域的日平均单宽输沙通量较小,与表层沉积物的运移趋势一致,净输砂方向受潮流流速和持续时间的影响。

元大都水系规划与城市景观研究

从1262年开始,由水利专家郭守敬主持的元大都城市水利规划与建设,历时30年,围绕城市用水和漕运补水两方面,探索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规划建设举措,最终解决了北京千余年建城史上一直未能解决的漕运缺水及城市用水问题。此外,元代还确立了北京800年城市发展史上最具典型意义的城市水景观系统和较为完善的城市水系管理措施。围绕元大都水系建设规划历史,分析了水系完善和改造过程,探讨了城市水系管理与城市景观等方面的关系。

伟大的生态文明工程——对中国大运河遗址的再认识

本文试图从生态文明建设、区域经济发展和宏观协调的角度,点评中国大运河工程。作者认为:她是中国东部大平原上开发湿地、利用湖泊的成功范例。是古代水网地区跨流域的内河航运的中央干线;为农耕文明时代国家级的标志性工程,是自隋唐以来保证中国南北统一的政治、经济、文化干线;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大动脉;也是中国伟大的生态文明工程。中国大运河总长约3500km,顺应自然环境、水系格局和平原微地貌条件。她是2500年间代代中华儿女因势利导、因地制宜、河工逾千万、分段接力完成的伟大漕运系统。至今仍有近900km正常通航,每年货运量约3亿t,依然是北煤南运、南水北调、沿线资源流通的物流干道。中国大运河是活着的大遗址,是仍然发挥调控南北的作用的大遗址。中国大运河曾经串联了我国中东部六省两直辖市,穿越的33个地区级城市中有18个是历史文化名城。这些城市都不同程度地因大运河而兴衰,而且水文化和水景观仍然是这些运河沿线城市的特点和亮点,是其成为宜居城市、生态旅游城市的基本条件。

南漕北运:中国古代漕运转向及其意义

漕运连接着政治中心和经济重心区域,其线路方向一直处于变化之中。汉唐期间,漕运为东西方向,由东至西;唐宋期间,漕运转变为东南、西北方向,由东南而西北;元明清三朝,漕运进一步转变为南北方向,由南至北。漕运方向的不断变化,意味着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区域在空间上的地域关系的变动,总体趋势是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区域分立北南,南粮大量北运。这一变局具有重大意义,一方面漕运作为实物赋税的运输形式持续存在,始终成为政治中心紧扣、牵绊经济发达之区的绳索,另一方面,由于漕运长距离运输的空间特点,各王朝意识到漕运除了供食京师之外尚可发挥其调控与制衡社会的功能,于是漕运越来越多地运用于社会赈济、救助等领域。此外,漕运客观上引发了区域社会经济格局的变动,促生了运河经济带的产生,这个经济带在明清时期的经济功能及其辐射意义巨大。漕运线路变动的背后还存在一个更为深层的问题,即中国古代统一王朝为什么始终选择内河,其价值取向与内在理念何在的问题。

畦田补灌对冬小麦产量形成及水分利用效率的影响

为明确畦灌条件下不同灌水时期和灌水次数对冬小麦产量形成及水分利用的调控效应,于2018—2019年,2019—2020年开展大田试验,设置4个补灌处理:出苗后整个生育期间不灌水(W0)、拔节水(W1)、拔节水+开花水(W2)、返青水+拔节水+开花水(W3)。结果表明,在播种期水分管理一致的条件下,2个年度冬小麦单位面积穗数、穗粒数均随着补灌次数的增加而增加,处理间差异达到了显著水平;千粒质量年度间差异较大,且与花前同化物输入籽粒量呈显著正相关。2018—2019年,W3处理的籽粒产量达到了10100.05 kg/hm^(2),与W2处理之间差异不显著,但均显著高于其他处理;2019—2020年,W3处理的籽粒产量为9604.00 kg/hm^(2),显著高于其他补灌处理,水分利用效率和灌溉水效益则显著低于其他补灌处理。W1与W2处理水分利用效率差异不显著,但均高于其他处理。相关分析表明,籽粒产量与花后同化物输入籽粒量及花后同化物对籽粒的贡献率均呈显著正相关。综上所述,小麦生育期灌水时期和次数应结合播种期的土壤墒情和关键生育时期的降水量综合考虑,在播种期足墒条件下,补灌拔节水和开花水可实现产量与水分利用效率的协同提高。

面向突发事件的粮食铁水联运网络抗毁性研究

铁水联运是我国粮食物流的主体运输方式,其网络面向突发事件的抗毁能力是网络系统可靠性的重要指标,也是粮食安全的核心要素。而网络中各节点城市的重要度存在差异,不同的节点失效,会影响网络系统结构和性能,导致不同的网络抗毁性。在统计和分析粮食物流突发事件的基础上,基于复杂网络理论,以城市为节点,并以铁路或水路为边,以城市间的粮食物流联系强度为边权建立了我国的粮食铁水联运网络模型。通过Gephi和MATLAB工具分析网络的节点度、平均路径长度、聚类系数等复杂特性,建立了综合的抗毁性测度指标。结合节点城市的粮食产能、农业经济、货运能力等属性以及拓扑结构特性,构建邻接信息熵模型衡量节点重要度,完成节点体系的层级划分。研究随机攻击和蓄意攻击模式下网络抗毁性测度的变化,针对指标参数进行敏感性分析。结果表明:粮食铁水联运网络整体呈现小世界特性和无标度特性。节点体系的层级网络中,一级节点枢纽作用最强,尤其是广州、上海、重庆等关键节点“沿线”和“沿水”特征明显,需重点维系和保护;二级节点数量最多,分布最广,包含大量东部地区交通枢纽城市和各个粮食主产地,“沿线特征”明显;目前,三级节点中,成都、贵阳、昆明等西南地区重点城市粮食物流能力与城市枢纽地位不相匹配,随着国家铁路线网的建设和发展,网络性能有提升空间。

漕运兴废与水神崇拜的盛衰——以明清时期徐州为中心的考察

人们对水及其载体河、湖、海等有着天然的敬畏,在水患肆虐的地方更是如此。明清时期,因黄河及运道过境徐州,所属州县①内水神崇拜甚为流行,各路神灵被纷纷搬上祭台,甚至武圣关羽、门神尉迟恭都被奉作水神,既说明徐州所属州县水神崇拜之盛,同时也显示了人们对水患的无奈。随着泇河开挖及黄河北徙,徐州漕运中枢地位急遽衰落,导致各种水神崇拜和祭祀活动也随之湮灭不存。本文从地域水环境变迁角度对水神崇拜的盛衰进行了研究。

清咸丰五年“湘潭章程”考析

清咸丰五年湖南率先实行的湘潭章程在清代赋役制度史,特别是漕运制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不仅是湖南钱漕改章的先导,而且深刻影响了东南有漕各省改章的进程。但湘潭章程的核心内容,即漕粮改折条款,时任湖南巡抚的骆秉章与主纂光绪《湘潭县志》的王闿运所记却大相歧异。今人论及咸同之际有漕各省改章这一重大事件时,不可避免地要追溯事情的原起——"湘潭章程";对"湘潭章程"的定性与评价,学界则有"裁减漕赋"和"裁革部分浮收"两种观点的对立。事实上,"湘潭章程"的价值,不仅在于它率先变通漕运旧制,更为重要的是,它是自下而上地突破"不加赋"思想禁锢和政策禁区的第一次成功的尝试。

明代北京的供粮问题

明代北京,人口约百万,市民的食粮问题应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但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文章,却是缺少。北京粮食来源,除北京周围州县供应外,主要来源于山东、河南及河北南部地区;运输依赖卫河、运河的水运;粮食多集中于临清、天津市场,再由粮商采购、贩运至北京,供应市民。

清代漕运盛衰与漕船水手纤夫

清代漕运在晚清由盛转衰,由此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其间原先藉漕运谋生的人数众多的漕船水手纤夫的遭遇和动向,反映了晚清社会转型中所面临的困局和难题。

传统时代的经济行为与技术路径——以清代剥运及其对漕船形制的塑造为中心

在传统社会中,技术的发展方向往往与国家的经济社会体系密切相关。古代中国作为传统的陆地内向型农业社会,以内河航运为主的适用性需求极大地塑造了中国传统造船技术及其发展方向。在清代支撑国家资源调配和经济安全保障的漕运制度下,漕船日趋轻型化和小型化。加之远洋航行的需求不足,水师海船也往往以沿海缉盗为主,同样限制了造船技术的发展。

隋唐大运河所运物品与南北经济交流

隋唐大运河的开凿,加速了南北经济文化交流,促使江南地区快速发展。通过大运河调运江南地区的物品到北方,成为大运河开通之后的重要功能之一。这其中既有漕运南方地区粮食到洛阳、长安为主的官方行动,也有江南地区的土特产运送到北方,以橘、茶为主要商品北运的民间贸易,在活跃市场的同时,北方民众的生活品质也得到提升。

清代江南河道总督与相关官员间的关系演变

黄河南侵夺淮后,黄、淮、运在江苏淮安清口一带相互纠结。至清代,这里集中了大量复杂的工程。由此,负责该区的江南河道总督的地位日益凸显。根据清代故宫档案、实录和文集等史料,研究清代江南河道总督地位的变化及其与相关官员间的关系演变,从而揭示其与清代河务的相关关系。

明代河南漕粮交兑地研究——基于直隶元城小滩镇为对象的历史考察

有明一代,河南漕粮交兑地经历了多次变化,最后方确定在直隶小滩镇交兑,这其中既受到了自然环境变迁、国家漕运策略调整、地方政府利益博弈等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反映了纳漕民众与运军的诉求,而兑漕弊端、漕粮交兑与区域商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则充分体现了漕运在明代社会各方面产生的重大影响。

北宋黄河的漕粮运营

北宋时期,尤其宋初,黄河的漕粮运输曾一度占据重要地位。此后,伴随着陕西等地经济、军事等形势的变化,加之黄河水道自然运输条件的恶劣,黄河漕粮运输逐步趋于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