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逻辑下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基于35位乡村干部访谈文本的扎根理论研究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推动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有机融合、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以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为例,基于北京、浙江、山东、青海、贵州5个省份的27个乡镇和35位乡村干部的访谈文本和文件资料,运用扎根理论方法,探讨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影响因素和实现路径。研究发现,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受到政府和社会双重逻辑的影响。产品提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基层治理这4个要素是影响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关键。在提炼范畴的基础上,归纳出基础、推动、提升和保障四大对应机制,阐述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具体运行机理。在政府主导和社会参与的合力作用下通过扩大优质产品供给、刺激生态产品消费需求、完善基础调查监测体系、培育市场交易机制、提高支撑能力、发挥社会组织带动作用等措施促进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进而助力共同富裕,实现生态共富。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换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国家工作重心出现转移,由原先的着重发展生产力和物质文化转变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人民已不再满足于简单的物质文化需要,更多地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环境等方面提出了新要求。因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原因,存在城乡发展不平衡和农业、农村发展不充分的现状问题,所以这些要求在农村表现得尤为突出,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对社会主要矛盾进行准确判断,对乡村振兴进行总体部署,对农村基层党组织进行政治、组织、思想、纪律、制度等方面的系统建设。

公共性视域下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策略研究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近年来,各地基层政府积极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同时,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也面临着党建引领作用发挥不充分、激励机制不完善、创新内生动力不足、社会合力尚未形成等困境。为更好地满足社会公众的需要,增进公共利益,需进一步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发展,应通过强化党建引领以保障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方向正确,完善创新机制以创设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良性环境,激发创新内生动力以实现创新的自主性生长,并通过打造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以开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新局面。

“三治融合”与重构基层社会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基层治理。2013年,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建设肇始于浙江省桐乡市。十年来,它从一个地方创新上升为中央政策,进而被扩散到全国,这充分体现了“三治融合”在破解基层治理难题上所具有的成效。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三治融合”能够从根本上突破已有基层治理的局限,从而型构一种全新的治理模式?更进一步地,“三治融合”对于现代基层社会的重构是否具有关键意义?本期编发的笔谈有针对性地回应了上述问题,我们期待引发学界对“三治融合”与重构基层社会的关注和争鸣。张文显教授认为,“三治融合”是“新时代‘枫桥经验’”命题的实践依据和理论来源,它从“盆景”变成为“风景”具有深刻的理论逻辑和政治逻辑。当前,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三治融合”)是一个不宜更改的科学概念。徐勇教授认为,面向未来,进一步创新发展“三治融合”,必须走体系化的道路,包括加快构建完善组织体系、工作体系、服务体系、制度体系、支持体系和理论体系,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邱泽奇教授认为,在现代中国,基层社会的异质性不断增强,基层社会与世界的关联性增强,基层社会结构出现了尾部断链的格局,出现了零散化的个人与整体化的社会秩序之间的冲突。创新基层治理,首要的是重构基层社会,而桐乡的“三治融合”实践对此作出了积极探索。何显明教授认为,桐乡“三治融合”贯穿着三大议程:一是多元治理主体的协同共治;二是多元治理资源的优化整合;三是多元治理工具的融合赋能。

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运作逻辑与形成机理——基于山东省大户陈家党建示范区的个案分析

党治基层是认识和理解中国基层党建转型的实践基础。基层党建转型要求调整党群关系与凸显治理属性,推动形式党建向功能党建转型,组织基层党员参与乡村治理,更好地践行党建的群众路线方针。通过山东省大户陈家党建示范区案例引介发现,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推动基层党组织统筹运作,通过设置包括党小组长和网格员在内的制度节点,彰显党员联户网格化的治理优势,激活党员身份感,成为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运作逻辑,从而激发党员先进性与积极性,提高乡村治理能力。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形成机理在于形塑党组织的治理责任权、组织动员的身份在场和具体事务的治理嵌入。以乡村治理激活基层党建,遵循的是治理视角,这也是新时代基层党建转型思路的逻辑起点。

媒介化治理的基层本土实践:样态、结构与范式

媒介化治理是将媒介化作为治理资源,促进媒介逻辑对公共空间、公共政策、社会生活和社会治理的全方位渗透,同时将人民民主的价值理性融入和贯穿治理全过程,实现媒介化治理与社会结构、政治逻辑的有机结合与互动。中国的媒介化治理应在媒介化政治和媒介化社会两种语境下加以洞察。媒介化政治层面,解决的是媒介化治理的理念问题或治理目标问题;媒介政策演进、新技术迭代更新、平台化趋势等编织的媒介化社会景观,为媒介化治理提供了实践之基。以融媒构建多元化的公众参与通道;通过数据聚合,型构治理扁平化结构,实现精准治理;以服务型治理方式实现柔性治理手段与国家治理刚性结构的有机融合,这些媒介化治理的基层实践,构建了独特且重要的传播景观,彰显了人民民主的价值理念,成为理解媒介化治理“中国之治”的破题之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社会风险演变及生成机理

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人类社会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风险与挑战不断增多,其中乡村社会也是风险发生的重要场域。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风险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并呈现鲜明的时代特征,表现为: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期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乡村社会风险;后税费时代工业化、城镇化深化发展中的乡村社会风险;新时期现代化进程加快中的乡村社会风险。整体来看,乡村社会风险呈现出时代演变规律,表现为:“自上而下资源汲取”引发的风险转向“自上而下资源赋予”下的风险;基本生计需求引发的风险转向更高层次服务供需不平衡引发的风险;乡村内部治安管理纠纷引发的风险转向开放流动社会中的社会风险;早期乡村工业化污染引发的风险转向局部生态系统破坏引发的风险。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风险的生成与演变有其内在机理,体现为:国家战略目标实施与乡村发展实际之间的张力;社会流动下的基层政权“悬浮”与治理重心“下移”中的运行困境;不同类型权力主体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利益共性与差异;实践活动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总体来看,乡村社会风险既是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的结果,也是人的实践活动的结果。人类要解决风险必须充分认识自然,提高驾驭自然、驾驭社会的能力,认识并把握社会发展规律,在实践中不断创新解决社会风险的方法与手段。

党建化治理:乡村振兴进程中基层改革创新特征和逻辑

新时代,基层改革创新的党建化色彩愈加浓厚,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党建化治理模式。党建化治理突出党建功能发挥,注重优势治理和共同缔造,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强调积极治理与为民服务相融合的治理机制及行为,注重融合发展和集成治理,致力于探索高质量党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有效实现方式。基于党建化治理视野,乡村振兴进程中推动基层改革创新要注重强化党建势能和属性治理,巩固拓展党组织为民服务功能,促进公共治理的简约高效化,全面塑造党领共治的治理网络,推动引领型协同治理与积极型互动治理的有机结合和良性互动,促进基层社会发展和善治能力增强。

法治社会的规范意涵及建设路径研究

法治社会意指社会主体自下而上地借助国家立法与社会自发形成的规则实现社会自治,并同时针对公权力展开持续的监督与制约,其与“法治政府”“社会治理”相比有着不同的规范意涵。法治社会命题的提出立基于法治内含的社会面向、社会转型期多元化的价值理念及其潜在的冲突,以及对政府推进型法治的反思。这一命题的实践革新了我国传统的法治发展模式,标志着我国社会转型的初步完成。法治社会的建设路径在于政府主动放权,充分提升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自我发展的自由度;同时,赋予公益性、互益性社会组织以更多的自由,打造公平竞争的环境,逐步减少行政扶植,实现社会组织的多元竞争化发展。

融合育人:学校与基层社会关系的历史脉络、现有经验与关键对策

近百年来,我国学校与基层社会的融合育人关系经历了两次从融合走向脱嵌的过程,致使当前出现双方自育与育人都不力的困窘状况:一边是学校教育责任无限增加,无力或无意承担对基层社会文化教育的建设责任;一边是基层社会的文化自育能力不足,同样也无力分担学校教育的责任。当前,在我国社会治理日益向县域下沉和乡村文化振兴的发展趋势下,学校与基层社会的有效融合育人将是未来一段时间的建设任务。就国内外融合育人的现有经验和管理体制来看,均不足以重建学校与基层社会融合育人的新愿景。关键对策既需要学校转变身份,以“共同体形象”重构的基层社会的融合育人关系,把参与基层社会文化建设作为已任;也需要重建新枢纽,以“融合育人中心”作为学校与基层社会的融合育人载体。

西藏牧区基层社会多元主体合作治理探析

西藏牧区作为西藏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海拔高、范围广和居住分散等原因,其社会治理面临诸多困难与挑战。根据“治理理论”的思想,多元治理的效用是最大的。过去基层社会治理的主体是单一的,不利于发挥综合力量的作用。为此,要按照“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基本原则,聚合社会力量,激活一切积极因素,发挥基层党组织、政府、社会组织和公众等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该文通过对西藏牧区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西藏推进牧区基层社会多元主体合作治理的对策建议。

基层社会治理法治保障研究

基层社会是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通常被认为是具有人口、文化、地缘属性的组织形态,与社会成员的生活息息相关。随着从农耕文明向商工文明的转型,基层社会的传统属性已有重大改观。国家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对基层社会治理提出了新挑战和更高要求。依据治理理论,基层社会治理表现为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和治理目标的多向度性。在法学视域中,法治保障是基层社会治理和保持社会秩序稳定的基本要求和必要途径。法治保障的回应体现在,国家法与“民间法”并举,强化法治思维,健全配套机制,实行“三治”融合。在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对基层社会治理法治保障进行深入研究正当其时。

“五社联动”助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实践逻辑和推进策略

“五社联动”是近年来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其本质就是通过整合社区“两委”的统筹优势、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专业优势、志愿组织动员优势和社会慈善资源广泛优势,不断满足人们多样化社会需求,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过程。“五社联动”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我们在外部要处理好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在内部要形成有效的联动机制,因地制宜选择适合当地情况的发展模式,推动广大居民积极参与。推进“五社联动”有效运作,政府要加快简政放权、“五社”主体要找准自身定位,发挥优势,以利益共同体建设促进治理共同体发展,同时,利用数字技术赋能,实现治理能力的提升。

城市基层社会的深层权力秩序

近十多年来,我国城市经济和社会各个领域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尤其是单位制、户籍制和“街-居制”构成的城市管理制度结构的松动,社区建设全面启动。使城市居民的身份、城市基层的社会整合方式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变得复杂起来,由于国家与社会在基层社区最现实的生活层面相遇。由此便引伸出了一些问题,基层社会的权力秩序是怎样的?其内在逻辑何在?为此,本文试图通过研究上海城市的一些基层社区组织之间的关系来揭示最基层社会的深层权力秩序。

论中国社会转型的同源性与非同源性

中国“社会转型”因社会主义制度结构先于其工业化设置而具有不同于西方先发国家19世纪社会转型的政治、经济结构。这样的社会实存,既对我国市场化社会转型产生着强大的规制并促使其保持“社会主义”的同源性,又意味着中国社会转型与其它国家由工业化使然的社会转型具有非同源性特征。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转型,是因国家工业化导入市场机制而发生的一种必然回应,因而它又与世界其它国家由工业化使然的社会转型具有某些同源性的特质和特征;正如马克思所说,“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两种或两类同源性现象及过程,本身存在着理论谱系、逻辑传统、方法论和价值观张力等非同源性的基元;于是,规制我国社会转型的基本制度场域的既成性,并不能帮助我们完全有效地规避“工业化+市场机制→社会转型”的潜在风险;而且中国社会转型还将长期处于一种同源性与非同源性博弈的性状之中。

中国部分省份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民间组织状况分析

目的了解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下同)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民间组织状况,为更好地动员和支持民间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提供建议。方法利用第六轮中国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作为平台,通过网络招募、邮件组、深入访谈等形式收集相关信息。结果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民间组织在不同省份的发展状况很不平衡,其中55%为未注册的机构,基本都具有艾滋病防治工作经验。所有专门从事男男性行为人群干预的机构均未注册,且分布在城市;专门从事吸毒和暗娼人群干预的民间组织为数不多,为感染者和受艾滋病影响儿童提供关怀和支持的机构,则与感染者的分布及是否有项目支持相关。结论要进一步加强对非政府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支持力度,加强对民间组织开展工作的统一规划、指导和管理,强化和支持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技术支持作用,同时鼓励民间组织加强自身能力建设。

清末州县巡警的创办与基层社会

20世纪初,随着新政的举办,警察制度逐步向州县发展。清末州县巡警除承担逮捕、押解盗贼凶犯等司法职能外,还承担城乡户口调查与管理、卫生、消防和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等职能,成为基层社会中的一种新的权力关系。然而由于这种权力行使的不规范,也由于州县巡警采取了"就地筹款"的方式解决经费来源,导致警民冲突不断。与此同时,随着州县巡警的建立,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发生转变,国家权力借助警察制度深入基层,并促使乡绅进一步分化。

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乡土性”景观

对中国社会的基本判断,古今中外都相当一致:以农耕文明为本的乡土中国。无论从性质、内容还是范畴、形式,都以"三农"为本、为主、为范。就社会性质而言,"乡土性"可以概括。很自然地,乡土景观也以农为基本,在此背景之下所形成的形态各异的景色、景致、景观就成为中国乡土视觉的对象和形态。在当代乡村振兴战略中,我们需要对其中的"乡土性"给予特别强调。

从“政权建设”到“社会建设”:新中国70年城市基层社会的形塑与变迁

城市基层社会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行政权力深入市民日常生活形塑而成的独特空间,在不同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形态,从"国家政权建设"到"国家社会建设"构成了其逻辑主线,具体包括国家职能范围从"全域覆盖"向"有限管理"转变、国家与社会互动方式从"纵向吸纳"向"横向建构"转变、基层社会组织形态从"高度合一"向"主体多元"转变三个层面。该结论对以往将城市基层社会的形成归因于中国权威政体纵向建构整体性社会的惯常认知做出修正,也为下一阶段推进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的治理改革提供启示。

从“守望相助”到“吏治应以团练为先”——由团练组织的发展演变看国家政权与基层社会的互动关系

中国传统社会中 ,保甲制度是国家政权对基层社会实行有效控制和管理的手段 ,而团练源于保甲。通过对团练组织、功能等方面发展流变的历史考察 ,可以看到 ,随着基层社会自身系统发展的趋于成熟 ,团练逐渐从幕后走到前台 ,其作用日益突出。清中后期 ,团练势力的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