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竞争对慈善组织运营效率的影响效果研究

选取2016—2021年慈善基金会年度报告为样本数据来源,实证研究慈善行业市场竞争对慈善组织运营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市场竞争显著提高了慈善基金会运营效率。影响机制的检验结果表明:信息透明度、自媒体监督渠道、理事会议次数、员工专职数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根据上述研究结论,目前在我国吸收社会力量投资慈善组织和提升行业市场竞争度对发展我国慈善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社会资本对网络微公益筹款能力的影响:基于组织与个体层面的双重验证

本文旨在研究社会资本对网络微公益筹款能力的影响。将社会资本分为结构型、关系型和认知型三个维度,并将网络微公益分为面向组织和个体两种类别,探讨社会资本对筹款能力的影响。使用Python抓取了“腾讯公益”“轻松公益”“轻松筹”“水滴筹”等网络微公益平台上的信息,并利用SPSS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研究发现,发起方的社会资本对筹款能力的影响具有一定复杂性,且组织与个体有所差异:在组织层面,结构型社会资本中的捐赠人数、关系型社会资本中的项目动态更新数量等因素能够提升筹款能力,而结构型社会资本中的发起方微博粉丝数、关系型社会资本中的曾帮助项目数、认知型社会资本中的消极词数等因素则对筹款能力具有一定的负面作用。在个体层面,结构型社会资本中的捐赠人数、关系型社会资本中的项目动态更新数量与转发数量、认知型社会资本中的积极词数等因素能够提升筹款能力。最后,围绕社会资本的三种类型,提出提升筹款能力的对策建议。

何以促进慈善组织行稳致远——基于政策工具视角下慈善组织治理政策研究

慈善组织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本文运用内容分析法,对1996年以来中央发布的慈善组织治理政策文本进行挖掘与分析,结果显示:我国慈善组织治理政策紧抓制度建设这个“牛鼻子”,发挥政府在慈善组织治理中的主导地位,但尚未形成协同治理的局面;在政策工具维度,政策工具的数量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增加的趋势,但也存在命令性工具使用偏多、象征及劝诫性工具使用不均衡、激励性和能力建设性工具使用不足的情况;在政策目标维度,政策工具的使用主要集中于制度建设方面,存在分布不均衡的情况。据此,本文提出优化政策工具的组合结构,实现政策工具的优势互补等建议。

范氏义庄论纲

本文将范氏义庄引入当代公共管理与公益慈善研究者的视野,基于范氏义庄的历史文献与已有研究,强调当代对于范氏义庄开展新研究的意义与价值。从公共管理和公益慈善角度,提出了三条范氏义庄的研究线索。线索一,关注范氏义庄在慈善信托结构上的制度创新,提出其与西欧、伊斯兰文明类似制度对话的可能性。线索二,基于范氏义庄组织历史与国家宏观历史的互动,提出范氏义庄案例对于发展中国古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价值。线索三,从范氏义庄历史中公共性的生成出发,探讨其如何从私人有形财富向公共无形财富演化。最后,从精神内核、内部治理、传承积淀三方面归纳范氏义庄对于当代家慈善实践的启示。

民国时期慈善组织公信力的法律形塑——基于财务规制的考察

慈善公信力在慈善事业发展中具有重要价值,它是慈善组织赖以存在的基石。随着民国时期慈善立法活动的展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都颁行了一些有关慈善组织财务制度的法律条文。这些慈善财务规制,既规范了慈善组织的财务管理,也强化了慈善事业主管机关的监管职能,有助于提升慈善行为的效能,获得社会各界的普遍信任与认可,塑造良好的公信力。通过《上海市慈善团体会计规程》文本分析的微观考察,并结合其实施情形,可知财务规制是民国时期慈善公信力进行法律形塑的重要内容与途径。

清代地方法律治理中的国家与社会:以慈善组织为中心的考察

清代慈善组织数量众多、分布广泛,不仅发挥了施善的作用,也深深嵌入到地方法律治理之中。以养济院为代表的官办慈善组织,逐步打破原籍地收养主义,将军流人犯之年老、笃疾者纳入收养范围。各类民办慈善组织,则在治安维持与盗贼缉捕、司法审判与刑罚执行、命案检验与尸体管控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官办与民办慈善组织的创设与运转,均是官民互动的结果,展现了官民合作模式的动态演变,反映出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多面性与复杂性。从地方法律治理出发,慈善组织被定位为发挥政府法律治理职能的延伸机构,带有明显的官方主导色彩。

民国时期北京慈善救助的现代化转型(1911—1937)——兼论社会救助与社会工作的同源与分殊

民国时期北京贫困问题与所伴生的弱势群体问题突出。西方在华教会兴办的慈善组织引入了先进的管理和服务技术,中外社会精英一道推动了社会救助事业的现代化转型。社会救助向“社会服务”的转型促成了中国早期社会工作的发端。北平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北平家庭福利协济会与燕京大学“学院派”等带有“专业化”和“本土化”特征的社会工作专业实践推动了社会工作的落地生根。通过梳理民国时期社会工作在北京经由社会救助被引入和落地生根的历史过程,澄清了社会工作与社会救助乃至与更为宏观的社会保障之间的历史关系。

我国公募慈善组织监管机制的挑战及其应对

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需要代表公众捐赠意愿进行慈善财产处置,涉及面广、关注度高,其监管问题事关公众对慈善事业的认知和行业公信力。尽管我国已建立了一套链条完整的监管体系,监管力度较大、标准较为严格,但仍存在财产募集管理使用不合规、内部治理乱象、信息公开不到位等问题。应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以贯彻落实新修改的《慈善法》为契机,以改革破题,完善法规政策体系、健全综合监管机制、提升行政执法能力、加强组织内部治理,不断织密织牢监管“安全网”,建立健全符合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要求的中国特色现代慈善组织制度。

《慈善法》施行以来地方慈善立法创新与启示--基于12部地方性慈善法规的分析

《慈善法》施行以来,地方慈善立法加快推进,成为我国慈善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已颁布实施的地方性慈善法规将《慈善法》的一般规定与本地实际紧密结合,从慈善组织及公募资格退出、慈善组织认定激励、慈善项目评估、慈善服务协作、区域慈善合作、慈善组织社会监督等多个层面积极推进慈善制度创新,为其他地区的慈善立法和慈善改革创新工作提供了重要实践参考。

信任体系与慈善权威的建构机制——以《近代中国慈善组织公信力研究》为中心

《近代中国慈善组织公信力研究》一书从生成机制、实践效果和评价标准等角度考察了近代中国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强调内部自律机制和外部监督机制的共同作用,为慈善组织公信力的生成和维护提供了制度保障、法律制约和社会监督。这种底层逻辑的运行使信任原则的公共权威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树立,为当今社会慈善提供了共性和普适性的标准参照,堪称一部兼具学术史性质与现实价值的连珠之作,给我们辨析慈善组织的运行机制与近代公信力体系的建构带来了一维标准。

股权捐赠的会计处理:分析与建议慈善组织接受上市公司公益

慈善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具有积极作用。近年来,随着慈善理念的发展和居民财富积累形式的成熟,我国慈善组织发展的步伐日渐加快,接受捐赠的形式和类型也在不断丰富。文章结合作者所在单位实践,探讨了现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体系下,慈善组织对于接受上市公司公益股权捐赠的会计处理规定的适用性,并通过实际案例比较了各类会计制度下的核算差异及经济后果,结合慈善组织的实际情况,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

非营利组织公益慈善项目运作和资源管理策略研究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非营利组织得到了迅速增长。非营利组织在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方面转变了政府的职能,可以更有效地关注政府难以顾及的方面,因此非营利组织在满足社会需求和承担社会职能方面有着政府和市场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目前,中国非营利组织面临着组织人员的能力和人力资源不足、慈善组织过度依赖政府、缺乏自主性和自主性、财务透明度低以及公信力不足等问题。我国的慈善组织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慈善组织,慈善组织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培育和规范,不可能完全脱离政府而独立存在,我国政府在慈善组织发展过程中要正确定位,既不能“越位”,也不能“缺位”,为缩小差距、提升管理效率,迫切需要从组织内部和外部出发,全面保障非营利组织项目运作规范与组织使命一致。

媒体监督能影响基金会绩效吗？--来自我国的初步经验证据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基金会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其治理机制的关注度不高,规范研究较少,实证研究尤为匮乏。该研究以我国全国性基金会为样本,对媒体监督与基金会绩效之间的关联进行研究。实证研究发现,受到媒体负面报道后,基金会筹资绩效受到负面影响,捐赠收入显著下降。受到媒体负面报道后,基金会将更多的资金和精力投向公益活动,业务活动成本率显著提高。进一步测试发现,相对于声誉低的基金会,声誉高的基金会绩效变化受到媒体负面报道的影响更大。该研究验证了媒体监督在我国基金会中能够有效发挥治理效应,从而引导资源有效配置,缓解委托代理问题。

制度环境对社会捐赠水平的影响——基于2001—2013年省际数据研究

通过收集中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2001—2013年的数据,实证检验了制度环境对社会捐赠水平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制度环境对社会捐赠水平具有显著影响,在制度环境越强区域,社会捐赠水平越高;制度环境中经济环境、法律环境以及地方政府管制对社会捐赠水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社会信任同样对社会捐赠水平具有显著影响,但其影响受到其他三个因素的调节;在程度上,地方政府管制对社会捐赠水平的影响最大,法律环境、经济环境次之,而社会信任相对较小。本文认为,地方政府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往往致力于经济环境、法律环境的改善和社会信任体系的维护,社会捐赠水平的提升在某种意义上是上述行为的"溢出"效应。因此,地方政府欲进一步动员慈善资源,提升社会捐赠水平,最为关键的是放松对慈善组织的管制,拓展慈善组织的发展空间和捐赠者的选择空间。

我国慈善组织品牌导向的维度构建研究

以我国官办与民间慈善组织为研究对象,采用多案例质性研究方法,通过对8家慈善组织中高层管理者的深度访谈,分析我国慈善组织对于品牌导向的认知及实施现状,建立符合中国情境的慈善组织品牌导向维度的理论框架,提出慈善组织品牌导向可分为品牌意识、品牌识别、品牌互动和品牌协同4个维度。研究发现,我国官办与民间慈善组织对品牌导向的认知和实践存在较大差异。官办慈善组织品牌导向总体较为薄弱,其更多将自身视为政府职能的承接者,注重与政府的协调关系;而民间慈善组织对品牌导向的认知和实践则表现得更为复杂多样。

慈善事业与近代中国的民族精神

近代中国社会,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慈善事业与民族精神有着丝缕难断的关系。近代慈善事业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抵御外侮、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手段,是弘扬和振兴民族精神的重要途径,是构筑和体现民族精神的重要领域。而近代民族精神的弘扬也促进、推动了慈善事业的发展。同时,近代慈善事业对培育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方面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论社会捐赠的制度激励与保护——5·12汶川地震社会捐赠引发的思考

5.12汶川大地震的社会捐赠,因其捐赠主体范围广、捐赠额度大,受到社会各界的空前关注,也对我国现行社会捐赠制度设计进行了整体透视。在慈善事业相关立法、慈善组织管理体制、税收政策等诸多制度性缺陷充分显现的同时,慈善组织的公信力也面临着严峻考验。本文从完善社会捐赠相关立法、改变政府在慈善事业中的主导地位、建立慈善组织的评价、监督与信息披露机制,以及规范社会捐赠的税收政策等方面,提出了激励与保护社会捐赠,促进我国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政策建议。

国际比较视野下的慈善组织监管机制研究

在利益相关者众多且分散的情况下,我国的慈善社会组织衍生出众多问题,如管理体制不顺、资金管理不当和项目运作不善等,这些问题严重弱化了慈善组织的社会公信力。因此,本文在分析我国现有慈善组织监管机制的基础上,借鉴其他国家对慈善组织的监管制度,进而探讨构建我国慈善组织监管机制的有效路径,从而推动我国慈善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联合劝募:慈善组织管理与运行的新机制研究

慈善资源是慈善组织得以顺畅运转的基础。中国慈善组织一般可分为官办慈善组织与民办慈善组织两种类型,它们的慈善资源经营模式和治理机制不同。当前国外发展比较成熟的联合劝募经营模式,却为官办慈善组织与民办慈善组织加强联合与合作提供了一种新的模式。在中国大陆,联合劝募模式发展缓慢,但在中国台湾地区,以"中华社会福利联合劝募协会"为中心的联合劝募发展得却比较好,以"中华联劝"为典型的联合劝募模式,可以为上述两种慈善组织的合作提供借鉴。

慈善公益组织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思考:公信力建设的视角

慈善公益组织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公信力是慈善公益组织存在的基石。当前慈善公益组织公信力"失信"严重,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集中在政府主导的慈善组织,包括慈善信息公开透明度低、慈善专业人才匮乏、监管机制缺位等。强化公信力建设是推进慈善公益组织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构建慈善公益组织公信力建设长效机制的路径是:明晰治理结构的权力制衡;优化慈善信息公开"软实力"建设;完善慈善公益组织发展的制度环境;建立多元化的慈善监督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