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中心化自治组织法律性质的解释论与立法论

去中心化自治组织具有分散、自治、开放等特征,是基于技术革新、要素重组及产业升级而催生的新质生产力新业态。在解释论上,去中心化自治组织并非公司、信托或合伙企业,而应定性为民事合伙。但该定性未赋予去中心化自治组织主体资格并给予成员有限责任保护,不利于其进一步发展。因此,有必要从立法论层面予以回应。对此,域外的有限责任企业、创新技术安排、新兴实体及二元主体立法模式具有借鉴意义但不宜直接移植。在我国,去中心化自治组织具有法人化的组织与政策基础,但其并非全新的算法法人,而是仍为自然人的团体构造,形成新型公司、非营利社团与财团三元类型体系。当前可引入沙盒监管模式进行实验性立法,未来则应通过制定单行法和完善相关法构建规范体系,从而实现组织创新与法治干预之平衡,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法律多元视野下的国际体育组织基本法理问题

国际体育组织对国际体育法的发展以及国际体育运动实践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国际体育组织相关法理依据的欠缺限制了其功能的进一步发挥。以法律多元格局为视角,运用传统国际法理论与"全球体育自治法"理论,为国际体育组织的存在和运作寻求法理依据。国际体育法概念的演变体现了国际体育组织在国际体育法秩序中的作用,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全球体育自治法"理论;从国际法传统理论视角分析国际体育组织的法律人格,政府间国际体育组织具有国际法主体资格,非政府间国际体育组织不具备国际法主体资格,仅为设立国的国内法人,而在"全球体育自治法"理论下,非政府间国际体育组织具有"全球法"上的主体资格;根据传统的国际法渊源理论,国际体育组织"内部法律"属性是"国际软法",而依据"全球体育自治法"理论,则属于独立的"全球法",但"国际软法"概念下的国际法渊源理论更为成熟。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制度三论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虽在《民法典》中被定位为特别法人,但性质上应属公法人,一是其成立的主要依据是《宪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二是通过履行一系列管理职能以实现“服务于公益”这一职能目的;三是财产来源的公共性。其章程不同于营利法人和非营利法人,而实际法律化为《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即为法律性章程,主要原因在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已经涵盖了村(居)民委员会法人章程所需内容,实质上成了村(居)民委员会法人的章程;同时,法律性章程比一般私法人章程多了“强制力”这一执行力保障,能确保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功能的实现;而且,只有法律性章程才能解决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在自治过程中遇到的诸多问题,克服自治性章程的固有弊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的民事能力受其“职能”的限制,主要体现为财产支配和交换能力、侵权责任能力、劳动合同能力与监护人能力;不能以自己的名义为交易行为,也不宜被赋予破产能力,除依法代行村集体经济组织职能的村民委员会外,不能为他人提供担保。

再论区块链去中心化自治组织的法律性质——兼论作为法人的制度设计

当下主流去中心化自治组织具有共同的组织要素,与有限合伙高度匹配。基于去中心化自治组织的基本架构、主体要素、治理方式,依据合伙企业法,分析其运行机制可见,适宜将其纳入现行法有限合伙规范框架,从而确证其有限合伙定性的法律可行性。随着区块链技术构造的组织类型愈加多样,作为法人的组织本体基础渐成,社会制度需求强烈,且法人制度实践已然展开,应当创立新型法人,赋予去中心化自治组织法人主体资格。基于区块链技术及产业发展需要与战略定位,去中心化自治组织法人制度设计应富有前瞻性,实行多元共治,注重链上智慧治理,秉持审慎谦抑必要原则,通过实验、混合及授权立法,构造实体程序一体化的制度体系。

“依法治校”视域下的高校学生自治组织法治化建设探析——以桂林理工大学学生自治组织为例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我国高等教育正处于全方位改革关键阶段,必须牢固树立"依法治校"方针。学生自治组织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承担着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主维权的关键功能,"依法治校"视域下的高校学生自治组织法制化建设有着深远意义。

流动人口自治组织的伴生与发展设计——控制流动人口自救式犯罪的一种思路

从犯罪学角度提出的流动人口犯罪控制方案多是自上而下,居高临下式的。从公共管理学角度来看,流动人口的自治机制是与流动人口伴生出现的,政府可引导现有的自治机制,使得流动人口不再只是被管理者,同时也是自我管理者,从而实现从单一行政调控机制转向行政调控机制与自治机制互动。对单个流动人口来说,有效的利益表达会将矛盾解决在初始阶段,从而最终减少其自救式犯罪的数量。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应急行为的合法性检视——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例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不仅仅是政府的职责,同时也需要社会各界力量的共同参与。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的重要主体,同时法律也明确规定其有权采取一些应急措施。在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有的应急行为超出了法律规定,主要表现为简单粗暴的封路封村行为、隔离的违法性、禁止租户进入小区以及对公民个人信息的泄露等。在检视其行为的基础上,从加强政府的指导与监督、完善相关法律规定、由法定主体实施相关封锁行为、结合实际实施分类防控、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等方面提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应急行为合法性回归的建议。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的立法路径选择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在理论界主要有法定化和自治两种立法路径的争论。为更好地维护成员权益,顺利推进农村集体产权改革,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应选择法定化为主、自治为辅的立法路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制度包括法定资格认定标准与程序、自治决定成员资格的范围与程序两方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法定资格的认定标准应区分既有成员和新加入成员:对于既有成员的认定标准,法律应明确规定,同时明确,集体决议不应随意剥夺其成员资格;对于新加入成员的认定标准,除法律规定外,集体可以有更大的自治空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自治决定成员资格的程序应交由集体决议。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自治制度的创新路径探析

乡村自治制度是我国基层民主制度建设的伟大实践,亦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体现,乡村振兴战略为乡村自治提供了新的历史发展机遇。当前,我国对乡村自治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随着新发展阶段新问题和新挑战的不断显现,不论是从实体层面还是从程序层面,现行乡村自治制度面临一些困境,存在主体权限不清、法律关系错位、规则设计弹性大、程序性机制阙如等问题,难以真正助力乡村振兴。借鉴国外乡村自治相关经验,着重从立法完善、主体定位、程序强化等方面破解当前我国乡村自治的制度困境,是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推进乡村自治的有效路径。

去中心化自治组织的法律主体性思考——立法实践、规则构建与中国应对

去中心化自治组织“DAO”具备颠覆现代组织架构的潜能,为保障参与者权益,需在反思DAO的本质结构、法律特征与立法实践基础上明确其主体性。DAO由资本-叙事-技术三者及其关联组成,在该结构下DAO的法律主体性呈现出与现实法律难以通约、参与者保护不足及权利义务分配不均的特征。各国实践中多将DAO视作有限责任公司,同时新形式亦在涌现。从DAO的本质结构出发,应将DAO认定为一种新型法人实体,并从DAO法人资格的获取、DAO及其成员权利义务的分配,以及DAO及其成员的责任承担等方面建立相应的规则。针对我国发展DAO所面临的法律障碍,应进一步明确其法律主体性,利用数字人民币来推动DAO的发展,并在试点城市中进行法律或政策的创新。

农民集体行使所有权的实践路径与主体定位

为了解决农民集体对外行使集体所有权难题，地方实践和学界探索出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集体等同并进行法人化构造、将农民集体作为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并以土地用益物权出资成立法人等路径。但是，这些做法存在集体土地所有权被流转或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委员会被虚化的危险，应当明确农民集体是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唯一主体．不宜对其进行法人化改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委员会作为特别法人，其特别之处在于其法人属性的动态性与灵活性。前者基于独立经营对外代表农民集体行使集体所有权，其具体法人类型可以分地域分时期灵活选择：后者基于对内管理服务代表集体行使集体所有权，其法人属性依其履行职能需要而确定。

特别法人制度的法律构造及制度展开——以《民法典》第96~101条为分析对象

在“功能主义”思维的指引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特别法人制度虽然对“营利法人、非营利法人”按照二分法进行了拓展与补足,但是没有明确四类特别法人的具体功能属性、组织规范和运行规则。在现实生活中,四类特别法人制度面临不同的发展境遇。机关法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有专门的立法且体系完善;合作经济组织法人呈现差异化的立法结构,除农民专业合作社外,其他合作社立法有待完善;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则出现立法缺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特别法人条款应通过各领域专门立法的形式予以展开:一是继续优化机关法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的制度体系;二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立法框架下,制定统一调整各类合作经济组织的“合作经济组织法”;三是制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

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法律制度运行中的问题及其对策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四项制度之一,基层群众自治的产生与发展,推动了从中央到地方形成比较完整的基层群众自治的法律制度保障体系,但是,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法律制度在其运行进程中也存在影响基层群众自治的障碍因素。本文针对存在问题,提出了促进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法律制度良性运行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