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iteSpace的我国草原生态保护补偿研究热点及演化趋势分析

[目的]全面了解我国草原生态保护补偿相关研究的发展现状及演变趋势。[方法]以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为数据来源,以“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草原生态补奖”“草原生态补偿”“草原补偿”为主题进行检索,时间跨度限定于2000—2022年,检索范围选取北大核心期刊、CSSCI期刊论文。采用CiteSpace(6.2.R4)软件对筛选到的301篇该领域文献的发文年度、来源期刊、作者分析、研究热点进行研究。[结果]①从研究现状来看,草原生态保护补偿方面的相关文献发表从2007年开始,整体呈现波动式上升趋势;《干旱区资源与环境》《中国草地学报》《黑龙江畜牧兽医》是发文量前三的期刊;靳乐山、周升强、巩芳3位作者发表文献数量较多,均为11篇;不同作者之间的合作关系主要表现为以单位为团体的合作模式;不同机构之间合作关系具有明显的地域性,跨区域不同机构之间连线较少,合作关系较弱。②从研究热点来看,关键词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政策的补奖标准和补偿对象,对应的关键词有“补偿机制”“奖励机制”“农牧民”“牧户”等;第二类是政策评价指标体系设计,目前研究者构建评价体系主要从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方面展开;第三类是政策实施效果。有研究者以牧民为切入点对政策实施效果进行评价,也有研究者从草地生态方面进行评价。③从研究热点演进来看,初期的热点是“草地”“生态补偿”“补偿机制”“奖励机制”,侧重于探索如何补偿和奖励方面,2010年前后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对政策本身进行分析,找出问题、给予建议,近些年逐步转移至对政策实施的效果评价。[结论]国内草原生态保护补偿的相关研究受到了学者的广泛关注,其研究成果能为政策实施提供科研支撑和参考。

温性荒漠草原植物群落特征对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响应

【目的】通过2011年、2016和2021年草原植物的调查研究,了解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温性荒漠草原植物群落特征的影响,揭示植物群落特征动态变化规律。【方法】以新疆巴里坤县温性荒漠草原为研究对象,采用实地调查法和数学分析法进行系统研究。【结果】结果表明: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后植物群落平均高度、盖度和地上生物量整体呈现升高的趋势;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实施对加固温性荒漠草原主要植物群落优势地位更加明显;生态补奖政策实施10年,温性荒漠草原植物群落特征结构并未达到稳定状态,仍然处于变化之中。【结论】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草原植物群落正向演替起到了积极作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10年,未使西北干旱内陆地区温性荒漠草原植物群落达到顶级群落。

草原生态补偿:生态绩效、收入影响和政策满意度

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的第一轮实施期(2011-2015)即将结束,系统地评估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对于完善下一期补助奖励机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利用2014年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四子王旗、陈巴尔虎旗三个旗县的470户牧户样本数据,从生态绩效、收入影响、政策满意度三个方面对草原生态补偿政策(即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进行了评估。生态绩效评估结果表明:草原生态环境得到了一定的改善,草原利用方式更趋合理,平均牲畜超载率下降明显,但超载过牧的现状没有得到根本的转变,样本调研旗县2011-2014年减畜任务达成比例为42%,总体减畜任务达成情况一般。收入影响评估结果表明:平均每户理论收入影响为-8 607元,草原生态补偿标准偏低,需要在原有基础上提高35%;平均每户的实际收入影响为16 686元,牧民没有严格按照政策要求进行完全的减畜;草原生态补偿标准不只是单纯标准偏低的问题,同时也有标准差别化问题,需要在不同地区之间做出调整。政策满意度评估结果表明:草原生态补偿政策的满意度为57%,其中陈巴尔虎旗的政策满意度最高,为87%;四子王旗其次,为62-63%;阿拉善左旗最低,为18-32%。政策满意度与实际收入影响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实际收入影响正向越大,政策满意度越高。牧民对草原生态补偿政策的政策满意度越高,并不意味着草原生态补偿的政策设计和执行就越好,政策满意度越高,实际收入影响正向越大,但生态效果可能不佳。

典型草原牧区“生态奖补”政策落实及牧户偏好研究

草地退化严重威胁我国的生态安全。"生态奖补"机制作为实施草原新政的主要措施,能否起到恢复草原生态的作用?基于2012年锡林郭勒盟调研所得到的224份牧户问卷调查和2013年对呼伦贝尔市牧户和有关部门进行的开放式访谈,文章从补偿对象、补偿方式以及补偿标准三个方面对"生态奖补"政策在牧户层面的落实情况进行分析,并从补偿对象、补偿方式、载畜量标准以及补偿标准四个方面研究牧民对当前"生态奖补"政策的偏好。研究发现,在"生态奖补"政策的实施中存在补偿对象单一,部分地区补偿金不能按时按量发放,以及载畜量标准制定与牧民意愿不相符等,这使得"生态奖补"政策难以为牧户自觉保护草原提供有效激励。

青海省生态畜牧业政策效应与评价研究

国家对草原生态特别是西部牧区的生态保护高度重视,相应出台草原生态奖补等措施,打破了西部牧区传统畜牧业生产中人、草、畜的要素安排模式。如何在草原生态环境保护"新常态"下,实现西部牧区经济功能、社会功能、生态功能的协调统一,已引起各级政府和社会高度重视。为实现畜牧业可持续发展,青海省从2008年开始在牧区六州试点开展了生态畜牧业建设,实现了牧区外部性的内部化从而形成牧区经济、社会、生态三大功能协调发展。本研究运用层次分析法,就青海省2008-2010年草原生态畜牧业发展的政策效益构建AHP评价模型。建模过程中,将青海省生态畜牧业发展的政策效应评价分成三个层次;将政策效应评价指标分为经济指标、社会指标和生态指标等三个方面,具体包括畜牧业产值、种羊场能繁母畜数、种牛场能繁母畜数、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数量、农村居民家庭经营牧业收入、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中农村牧区存款、牧区县定居牧户数、草原建设人工种草当年新种面积、草原建设围栏草场面积等9个细化指标。通过模型分析显示,2008-2010年生态畜牧业政策效应评价排序结果为:12010年0.643 0,22009年0.220 1,32008年0.136 9;2010年和2009年政策效应均优于2008年政策效应,2010年政策效应最佳。模型分析得出的政策含义主要有:生产发展、生态好转、牧民持续增收的生态畜牧业发展模式已成为当前草原生态环境保护"新常态"下畜牧业发展的重要选择。

牧户对草原生态补奖政策认知与评价

基于社会认知理论,利用青海省牧区455牧户调研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牧户的草原生态补奖政策认知对政策评价影响。研究表明:(1)政策内容认知显著正向影响政策评价。当政策内容认知提高1个单位,政策生计效果评价提高0.211个单位,政策生态效果评价提高0.175个单位。(2)政策执行认知显著正向影响政策评价。当政策执行认知提升1个单位,政策生态效果评价提升0.283个单位,政策生计效果评价提升0.18个单位。因此,应加强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宣传,规范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执行程序,提升政策执行中的公平性与透明性,以此调动牧户参与草原生态补偿项目的积极性。

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评价指标体系设计

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是新时期草原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是保障草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建立科学、合理的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评价指标体系,是跟踪项目实施进度效果和及时优化项目实施内容的重要保证。结合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实施内容,在分析评价指标体系目标及原则的基础上,构建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评价指标体系。研究结果为政府部门掌握此项评价指标体系,并开展绩效考核奖励提供了参考依据,同时也是跟踪项目实施进度效果并及时优化项目实施内容的重要保证。

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下牧区半牧区的牧业生产及牧民收入分析

为进一步了解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实施以来对中国牧区半牧区的作用影响,本研究分析了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前后,中国牧区半牧区的牧业生产、牧民收入的变动情况。结果显示,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实施后,牧区半牧区的牛出栏量及牛肉产量基本稳定,羊存栏量、羊出栏量、羊肉产量、奶产量均有不同程度增加;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牧业收入、牧业收入比重呈持续增加态势。最后提出要进一步转变牧区牧业生产方式,逐步提高牧民收入水平,完善草原生态保护补奖的配套政策等建议。

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对畜牧业规模化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2004—201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构建DID实证模型,重点研究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的实施对中国畜牧业养殖规模化的影响。结果表明: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对传统的养殖方式形成巨大挑战,从传统散养向适度的规模化养殖过渡是未来畜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国家从2011年开始实施的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畜牧业养殖规模化的影响是显著的,随着该政策的持续推进和绩效考核机制的不断完善,畜牧业养殖的规模化程度呈逐年递增趋势,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正面效应逐步凸显。中国畜牧业养殖规模化程度呈现明显的地区差异,西部地区显著高于东部地区。此外,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人均农作物总播种面积、人均可利用草场面积、种畜场数量及技术人员人均服务出栏数量等变量对畜牧业规模化程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林牧渔就业人数比重、各地区旱灾成灾面积对其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相关扶持政策和用于扩大再生产资金情况等变量虽然不显著,但对于这方面的关注有助于全面分析中国畜牧业养殖规模化的影响因素。

新疆阿勒泰地区实施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研究

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在阿勒泰地区的实施,标志着该地区草原生态保护进入兼顾民生的发展时期。该地区的政策实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还存在补偿标准低、草畜平衡难度大、基本规章制度尚未完善、配套设施及项目资金滞后、农牧民缺乏现代科学技术等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有:草地牧草总产量和实际放牧量难以掌控;法律机制不完善;草原产权不清晰;草原生态建设的投融资机制不完善;生态保护观念尚未建立;农业转型困难等。

补奖政策实施、肉羊价格波动对牧户收入的影响研究——基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111户牧户实地调查数据

本文对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实施、肉羊价格波动双重背景下的牧民收入进行了研究;讨论了肉羊价格波动对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创造最高收入是牧民生产决策的核心;肉羊价格的波动直接影响牧民生产行为,与牧民收入呈显著正相关;政策的激励作用存在阶段性,激励程度与肉羊价格的变化趋势相反;牧民的"惜卖"行为使其面临巨大的金融负债危机,后续发展容易进入盲区。因此,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的实施要与市场机制挂钩,才能实现显著的激励作用,促进牧民生产行为的转变,保证牧民收入稳定。

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实施效果评估

从生态、经济与社会三方面构建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效果多指标综合评估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和熵权法确定权重,评价2015-2018年青海省海北州生态补奖政策实施效果。结果表明:2015-2018年青海省海北州生态补奖政策的实施基本实现生态保护和牧民增收双赢的目标,成效显著,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存在显著差异,政策仍有调整和改进的空间,包括解决管理职能交叉、提高基层管护能力以及动态调整补偿标准和政策实施时限等。

宁夏草原生态保护与管理政策认知调研分析

为了全面了解宁夏草原生态保护与管理政策对宁夏主要草原地区草原生态、草畜产业发展和农牧民生产生活的影响,运用灰色关联度分析农牧民对草原保护与管理政策认知,进行主要影响因素关联度排序。结果表明:农牧民对草原政策的认知,受农牧民文化程度、个人社会身份、家庭草原面积以及是否从事养殖业等多种因素的交互影响。由此提出通过加强草原地区农业技术推广、大力推进草原确权登记工作、加强乡村自治淳化质朴民风等措施进一步巩固生态保护与管理成果,实现草原生态保护、生产发展与农牧民增收相统一协调,提高宁夏草原可持续发展能力。

我国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效应评价研究进展

草原补奖政策旨在维持草地生态功能,促进牧民增收,是当前我国草原生态补偿的重要举措之一。本文依照政策的主体思路,梳理已有的政策效应评价研究,并对我国草原补奖政策做出总体效应评价。结果显示,当前我国草原补奖政策存在制度体系缺失以及补奖标准偏低等问题,牧民对政策的满意程度存在区域差异,补奖资金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牧民收入但对牧民减畜的激励作用有限。自2010年以来,我国草地生态恢复总体成效显著,但也存在局部区域效果不佳。未来的研究可适当聚焦于草地生态功能恢复产生的经济效益,并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覆盖更广泛的政策试点区域,探明政策启动以前的牧民生计、草原生态基线值。

基于两轮草原奖补政策满意度评价的实证研究——以内蒙古阿拉善左旗为例

基于牧民对第一轮和第二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简称草原奖补政策)满意度评价的调研数据,对比分析两轮政策的满意度,运用描述统计法和有序Logit回归模型,探究牧民对草原奖补政策满意度评价的影响因素和影响程度。结果表明,牧民对第二轮草原奖补政策满意度评价有所提高,总体满意度提高16.2百分点;不同性别、年龄、民族、文化程度的牧民对草原奖补政策满意度评价存在差异;补贴金额、牧业收入、草料支出等对政策满意度评价有显著影响。

新疆草原生态奖励补助政策实施效应分析

本文基于2019年对新疆呼图壁县入户调研问卷调查结果,分析实施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实施效果及其影响。调查结果表明,新一轮草原生态奖励补助政策实施后,草地生态环境得到改善,牧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牧民对奖补政策实施满意度较高,但在全面推行草原禁牧和草畜平衡制度时,仍需要做好宣传引导工作,研究结果可为补充和完善草原奖补政策的进一步实施提供依据。

祁连山北麓草原生态环境现状及保护对策

全面介绍祁连山北麓自然概况的基础上,从水源涵养、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屏障、著名的生态旅游胜地等方面论证了祁连山地重要的生态地位。从气候持续干旱,草原退化面积逐年增加,天然草原超载过牧,虫鼠危害严重,生态恶化、生态系统功能逐步缺失,人类过度干扰、生物多样性遭到严重破坏等论述了该区所面临的生态危机现状,提出祁连山的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对策。

边疆牧户对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的态度分析

基于内蒙古边疆牧区9个典型牧业旗县获取的449个牧户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考察不同类型样本牧户对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以下简称“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态度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对现行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持肯定态度并愿意继续参与的牧户占比更大,不同类型牧户补奖态度的影响因素差异明显。由于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禁牧型牧户的放牧行为限制较多,对牧户家庭收入、家庭成员就业以及社会保障带来较大消极影响,该类牧户对现行补奖政策的接受度较低。草畜平衡型牧户对草场的依赖程度与禁牧型牧户相比有所减轻,牧户对于补奖标准的公平性评价越高,牧户拥有的人均草场面积越广,家庭生计多样性指数越大,牧户越愿意继续参与草原生态补奖机制。因此,建议健全牧户补奖参与机制,多措并举提升牧户畜牧业收入和非牧收入,完善补奖配套机制以提升禁牧户福利水平。

阿拉善左旗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对农牧民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影响

从阿拉善左旗生态补助奖励政策产生社会经济效益出发,分析第一轮草原生态补助奖励政策(2013—2015年)至新一轮草原生态补助奖励政策(2016年)的实施对农牧民生产生活的影响及其原因。结果表明:由于实施草地生态补贴激励政策,草地、禁牧和耕地大幅度减少的趋势,吻合阿拉善左旗转变畜牧业发展方式,注重生态保护,认真落实生态补奖政策。并且,农牧民的生产方式有了转变,在政府正确政策的引领下,由原来粗放、落后型生产方式(天然放牧)向集约、规模型生产方式(舍饲圈养、蔬菜大棚等)转变,生产投入减少,但整体来看阿拉善左旗依然以牧业为主,农牧户、打工人口比重增加。农牧民家庭收入均有提升,家庭支出整体上生活性支出的比重较大。对农牧民意愿的分析表明:满意程度与家庭平均收入成正比。随着草原生态补助奖励政策的实施,农牧民对补奖政策的理解和认知程度也逐年提高了。2016年60%的农牧民愿意实施草生态补奖政策,对推动生态补奖政策的继续实施有一定的助益。

新疆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政策效益分析评价

本文采用数据统计比对分析法探讨了草原补奖政策的实施对天然草原生态和牧民生产生活的影响,通过2017年全疆草原监测数据与实施草原生态奖补机制前的2010年、“十二五”期间、近五年及上年监测数据进行综合对比分析,结果表明:2017年全疆天然草原牧草长势总体平稳,综合植被盖度、综合植被高度比近五年(2012-2016年)增加了1.71个百分点和2.42厘米,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全疆天然草原禁牧区鲜草产量比实施草原生态补奖机制前的2010年提高32.66%;比“十二五”期间提高了28.68%,比近五年(2012-2016年)提高了17.47%;全疆天然草原草畜平衡区鲜草产量比实施草原生态补奖机制前的2010年提高了26.53%;比“十二五”期间提高19.54%;比近五年(2012-2016年)提高了12%。天然草原超载率由实施生态补奖机制前2010年的33%降至目前的8.7%。新疆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成效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