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多元视野下的国际体育组织基本法理问题

国际体育组织对国际体育法的发展以及国际体育运动实践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国际体育组织相关法理依据的欠缺限制了其功能的进一步发挥。以法律多元格局为视角,运用传统国际法理论与"全球体育自治法"理论,为国际体育组织的存在和运作寻求法理依据。国际体育法概念的演变体现了国际体育组织在国际体育法秩序中的作用,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全球体育自治法"理论;从国际法传统理论视角分析国际体育组织的法律人格,政府间国际体育组织具有国际法主体资格,非政府间国际体育组织不具备国际法主体资格,仅为设立国的国内法人,而在"全球体育自治法"理论下,非政府间国际体育组织具有"全球法"上的主体资格;根据传统的国际法渊源理论,国际体育组织"内部法律"属性是"国际软法",而依据"全球体育自治法"理论,则属于独立的"全球法",但"国际软法"概念下的国际法渊源理论更为成熟。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制度三论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虽在《民法典》中被定位为特别法人,但性质上应属公法人,一是其成立的主要依据是《宪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二是通过履行一系列管理职能以实现“服务于公益”这一职能目的;三是财产来源的公共性。其章程不同于营利法人和非营利法人,而实际法律化为《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即为法律性章程,主要原因在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已经涵盖了村(居)民委员会法人章程所需内容,实质上成了村(居)民委员会法人的章程;同时,法律性章程比一般私法人章程多了“强制力”这一执行力保障,能确保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功能的实现;而且,只有法律性章程才能解决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在自治过程中遇到的诸多问题,克服自治性章程的固有弊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的民事能力受其“职能”的限制,主要体现为财产支配和交换能力、侵权责任能力、劳动合同能力与监护人能力;不能以自己的名义为交易行为,也不宜被赋予破产能力,除依法代行村集体经济组织职能的村民委员会外,不能为他人提供担保。

再论区块链去中心化自治组织的法律性质——兼论作为法人的制度设计

当下主流去中心化自治组织具有共同的组织要素,与有限合伙高度匹配。基于去中心化自治组织的基本架构、主体要素、治理方式,依据合伙企业法,分析其运行机制可见,适宜将其纳入现行法有限合伙规范框架,从而确证其有限合伙定性的法律可行性。随着区块链技术构造的组织类型愈加多样,作为法人的组织本体基础渐成,社会制度需求强烈,且法人制度实践已然展开,应当创立新型法人,赋予去中心化自治组织法人主体资格。基于区块链技术及产业发展需要与战略定位,去中心化自治组织法人制度设计应富有前瞻性,实行多元共治,注重链上智慧治理,秉持审慎谦抑必要原则,通过实验、混合及授权立法,构造实体程序一体化的制度体系。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应急行为的合法性检视——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例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不仅仅是政府的职责,同时也需要社会各界力量的共同参与。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的重要主体,同时法律也明确规定其有权采取一些应急措施。在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有的应急行为超出了法律规定,主要表现为简单粗暴的封路封村行为、隔离的违法性、禁止租户进入小区以及对公民个人信息的泄露等。在检视其行为的基础上,从加强政府的指导与监督、完善相关法律规定、由法定主体实施相关封锁行为、结合实际实施分类防控、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等方面提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应急行为合法性回归的建议。

去中心化自治组织的法律主体性思考——立法实践、规则构建与中国应对

去中心化自治组织“DAO”具备颠覆现代组织架构的潜能,为保障参与者权益,需在反思DAO的本质结构、法律特征与立法实践基础上明确其主体性。DAO由资本-叙事-技术三者及其关联组成,在该结构下DAO的法律主体性呈现出与现实法律难以通约、参与者保护不足及权利义务分配不均的特征。各国实践中多将DAO视作有限责任公司,同时新形式亦在涌现。从DAO的本质结构出发,应将DAO认定为一种新型法人实体,并从DAO法人资格的获取、DAO及其成员权利义务的分配,以及DAO及其成员的责任承担等方面建立相应的规则。针对我国发展DAO所面临的法律障碍,应进一步明确其法律主体性,利用数字人民币来推动DAO的发展,并在试点城市中进行法律或政策的创新。

农民集体行使所有权的实践路径与主体定位

为了解决农民集体对外行使集体所有权难题，地方实践和学界探索出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集体等同并进行法人化构造、将农民集体作为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并以土地用益物权出资成立法人等路径。但是，这些做法存在集体土地所有权被流转或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委员会被虚化的危险，应当明确农民集体是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唯一主体．不宜对其进行法人化改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委员会作为特别法人，其特别之处在于其法人属性的动态性与灵活性。前者基于独立经营对外代表农民集体行使集体所有权，其具体法人类型可以分地域分时期灵活选择：后者基于对内管理服务代表集体行使集体所有权，其法人属性依其履行职能需要而确定。

特别法人制度的法律构造及制度展开——以《民法典》第96~101条为分析对象

在“功能主义”思维的指引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特别法人制度虽然对“营利法人、非营利法人”按照二分法进行了拓展与补足,但是没有明确四类特别法人的具体功能属性、组织规范和运行规则。在现实生活中,四类特别法人制度面临不同的发展境遇。机关法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有专门的立法且体系完善;合作经济组织法人呈现差异化的立法结构,除农民专业合作社外,其他合作社立法有待完善;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则出现立法缺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特别法人条款应通过各领域专门立法的形式予以展开:一是继续优化机关法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的制度体系;二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立法框架下,制定统一调整各类合作经济组织的“合作经济组织法”;三是制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