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瓶在两晋之交的衰落与消亡

魂瓶源于堆塑五联罐,是流行在我国吴晋时期东南地区的陶瓷明器,主要产自以上虞为中心的早期越窑,依托于葬俗中的神仙信仰存在。受永嘉南渡等因素冲击,以魂瓶随葬的习俗在两晋之交迅速衰落。这一时期,东南地区税赋、劳役负担沉重,通货紧缩,经济陷入长期萧条。豪门大族隐匿人口、侵夺山泽,商税苛重,早期越窑等民间手工业全面衰退。晋制葬俗等中原文化的传入改变了东南地区的社会文化风气,吴姓士族被侨姓大族压制和削弱,地方习俗难以维持,魂瓶等专用明器用量锐减。大约在咸康年间,随着侨姓大族深入会稽,魂瓶彻底消亡。

怀柔与威服:论西晋对匈奴的羁縻政策

西晋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发展的一个特殊历史时期。伴随着内迁浪潮,许多民族开始在中国北方的广大地区活跃起来。其中,匈奴展现出更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在北方众多民族中具有重要地位。为了巩固统治,新兴的西晋政权通过改变匈奴社会体制、调整匈奴部落聚居方式、封赏匈奴贵族,以及征调、贩卖匈奴人口的方式,不断加强对匈奴的控制。这推动了民族融合的进程,也引发了匈奴的反抗情绪,对这一时期的民族关系和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分立与整体:辽宋夏金时期中国历史整体性的发展轨迹

辽宋夏金王朝是原唐朝统辖的民族在原唐疆域内建立的政权,各王朝统辖的各族人口中以汉人占多数。辽夏金王朝从国情出发,程度不同地继承中原王朝典章制度的同时,兼容了统治民族的传统制度和文化特点,体现了中国历史整体性的内在机制与发展轨迹。南北民族大迁徙使民族杂居状况更为普遍,客观上加速了民族融合,分布于内地与边疆、北族王朝与两宋王朝的同一民族内部割不断的亲缘关系,强化了古代中国社会底层的整体关系。各王朝统治者皆自称“正统”,将重建大一统王朝作为最高目标。儒家文化成为各王朝的主体文化,北族王朝积极吸纳汉文化精华发展本族文化,在客观上促进了不同民族在以儒学为主的整体文化层面上,实现了由浅入深的文化认同。

再论两晋南朝时期的弹劾文化

两晋南朝时期,弹劾文化已经形成并趋于稳定。探讨这一时期弹劾文化机理是深入理解古代监察体制的重要视角,可以从三个角度加以阐释:其一是弹劾精神文化,两晋南朝的君主和大臣都极力弘扬弹劾精神,营造浓厚的弹劾文化氛围;其二是弹劾行为文化,君主通过各种制度手段规范监察官员的弹劾行为,增强其本身及弹劾实施的庄严性和权威性;其三是弹劾激励文化,君主从地位待遇及情感两个方面激励监察官吏,认同其职任身份,以刺激其敢于弹劾,更好地发挥监察效能。文章从多维度解释、分析两晋南朝弹劾文化,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察体系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西晋辞赋中的洛阳书写

西晋辞赋共230多篇,其中与洛阳相关的约104篇。西晋辞赋寄寓洛阳邙山之“悲”,又为黄河、洛水加之以“德”,滋生出一个属于西晋洛阳的“山悲水德”。对洛阳建筑的描写主要集中在“太极殿”“金墉城”“二馆”“华林园”“神泉”等,无不雄伟壮观、富丽堂皇。植物赋、动物赋、器物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洛阳物阜民安。对祭祀、宴会和籍田礼的辞赋描写不仅突出了当时洛阳复兴周礼的风气,而且也意在表明西晋统治地位的正当性。西晋辞赋记叙了洛阳帝都的自然灾难和上层社会的穷奢极欲,同时也涌现出一批名士清流之作。

西夏任得敬分国考

“任得敬分国”是西夏仁宗朝的一次政治危机。史书皆载任得敬专权,甚至胁迫夏仁宗分国。然观仁宗之应对,疑点颇多。任得敬可称专权,但并未脱离仁宗控制;仁宗之退避忍让,源自其为应对宋、金对峙时,外部环境的需要。

两晋上层士族阶层女性家庭环境、婚姻关系与政治活动探讨

两晋时期,士庶有别。出身于上层士族阶层的女性,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德才兼备;在婚姻对象的选择上,除嫁给皇室司马氏之外,她们大多与同阶层高门士族联姻;在政治活动方面,嫁入皇室的士族女性对两晋政局的影响较大,嫁入同阶层高门士族的女性其政治表现也很突出。女性的出身阶层是两晋士族联姻成功的前提,女性的品行与教育有助于维系士族阶层婚姻与家庭的稳定。士族阶层女性的婚姻是推动两晋社会政治资源在同阶层流动的重要因素,其本质上是一种社会交换行为。个别女性影响了两晋政局走向。

唐钞本《文选集注》所见西晋时期南北士人的文化冲突——兼论陆机的悲剧命运

“太康之英”陆机在洛阳被杀,是中古史上南北士人冲突中的一个典型事件。日本新发现文献唐钞本《文选集注》,为研究西晋时期南北士人的文化冲突提供了一个更加宏阔的视角和丰富的历史细节:《三都赋序》注揭橥“三国争统”的文化背景,有助于明晰吴人陆机在出仕西晋之前的文化心态,此为探讨西晋时期南北士人文化冲突的一个起点;潘岳《为贾谧作赠陆机一首》及陆机《答贾长渊一首》诗注,记录并诠释了西晋时期南北士人在融合中的文化冲突点;陆机诗注中的“时网”,则启引探索入洛仕晋对陆机的诱惑与捆束。由此可知,南人陆机携带着三国争统的余绪入晋,其思维在本质上还停留在东吴时期对历史、文化的建构和认知上;面对大一统的西晋王朝中原士人的文化认知和历史叙事,交锋已在所难免;他与中原士人的一系列龃龉与缠绕,最终导致其悲剧命运。从表层看,陆机的悲剧命运固然与其兀傲的个性有关,而深层次的因素乃在于他和中原士人在文化理念上的激烈冲突。

试析西晋惠羊皇后的悲剧人生

晋惠帝皇后贾南风被鸩杀后,在权臣孙秀的操控下,泰山羊氏羊玄之之女羊献容继立为晋惠帝皇后。在羊皇后12年的皇后生涯中,她不过是一个傀儡,非但未能享受皇后的殊荣,反而屡遭羞辱,甚至多次命悬一线;作为渴望关爱的妻子,她不过是徒有名分的玩偶,非但未能享受夫妻之爱,却总在恐惧不安中苟且偷生。西晋亡后,她被匈奴人刘曜俘获,并再次被立为皇后。这一时期,她尽享殊荣,对爱情和权力的渴望都得到了极大的满足。纵观羊献容的一生,她出身名门、五废六立、一身二后,这些经历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数百位皇后中是绝无仅有的,她的人生勾画出古代社会上层妇女的又一种命运轨迹,并再次证明了在父权制文化下,女性在根本上就是依附(从属)于男性的,她们最终只能是男性的派生物。

早期拓跋鲜卑与东汉、曹魏、两晋政权关系研究

历史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成果证明,早期拓跋鲜卑对汉文化高度认同,重视与东汉、曹魏、西晋、东晋等政权建立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交往交流交融。

陕西咸阳布里村西晋墓M17发掘简报

为配合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建设,2020年12月至2021年1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咸阳市渭城区底张街道布里村北发掘了一批古墓葬,其中M17为一座西晋墓。该墓为长斜坡墓道多室砖室墓,形制完整,保存完好,随葬器物232件(组),其中有空柱盘、黛砚、陶俑、陶灶等具有西晋时代特征的器物。该墓的发掘为研究关中地区埋葬制度和埋葬习俗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郴州晋简与中古时期财政年度变革

西晋之前出现了两种财政年度,一种是战国秦汉时期基于黄河流域粟作生产的“计断九月”,一种是孙吴创设的符合江南稻作生产的“岁终为断”。根据郴州苏仙桥晋简记载的桂阳郡赴京上计时间判断,西晋统一后采用了“岁终为断”的财政年度;十六国及东晋时期户籍的编造日期,也可佐证这一点。与唐代计帐一样,西晋计簿著录的包括田租、户调及徭役在内的数据是预算而非实征,中央财政机构汇总后就可以编制出下一年的财政调配计划;计簿登载预征田租额也可以追溯到汉代江南的做法。汉代江南地区基于稻作生产采用的田租预算方式和孙吴因此创设的“岁终为断”的财政年度,共同构成了西晋统一后全国财政预算体制的基础性来源,西晋财政年度“江南化”是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变动在中央政策上的必然反映。

试论两晋南朝时期的弹劾文化及其时代启示

两晋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成熟时期,监察机构和官员的设置逐渐专业化,弹劾程序日益固定化,弹劾文也出现了格式化的倾向,许多弹劾先例和“故事”也成为后来实施监察时的理论依据和事实支撑,而被援引。两晋南朝时期形成了一支稳定的刚正不阿的监察官吏队伍,涌现了一批重要的监察官员和家族,弹劾文化日趋稳定,深刻地影响这整个官僚群体的日常行为和国家治理。两晋南朝时期的弹劾文化对当下的监察体制改革也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西晋墓葬出土空柱盘研究

空柱盘流行于西晋时期北方地区的墓葬中。本文通过对西晋时期洛阳地区墓葬及其他地区所见空柱盘材料的类型学分析,对空柱盘的形态、性质、功能等有了一定的认识。空柱盘体现了魏晋时期薄葬的丧葬观念,其在洛阳及西安地区形成了一定的埋藏习俗,为墓葬祭祀所用,符合“晋制”流行的时空范围,可能是魏晋时期丧葬制度下诞生的用于祭祀的新器物。

西晋“朝望”考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普遍关注人物品评、舆论,在语言表达的需求下,时人开始用“朝望”指称朝廷中有威望的大臣或朝廷舆论。《晋书》中提到的“朝望”有傅玄、裴楷、张华、王戎、裴■、王衍、乐广等人。从他们的出身、文化素养、仕宦履历、身份来看,朝望有严格的标准,而且朝望在维持元康之治以及衣冠南渡建立东晋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朝望主要以引领朝议的方式影响政治决策,因势力单薄在“八王之乱”等政治斗争中左支右绌,因而未能挽救西晋覆亡的命运。

魏晋南北朝时期汉语言文字在西域的传播使用研究

语言文字的传播使用是各民族相互往来的必然结果,也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直接例证。论文以“魏晋南北朝时期汉语言文字在西域的传播使用”为问题展开研究,通过梳理历史史料,运用语言学和历史学的相关理论,从中央对西域的治理、政治和亲、屯田活动、经济往来、文化交流以及汉语学习、语言借用、民汉翻译等方面,梳理出汉语言文字在西域传播使用的脉络;接着从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受众和传播效果五个方面论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汉语言文字在西域的传播使用特点。研究结果表明,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中原中央政权对西域的治理力量有所减弱,但是汉语言文字在西域的官方地位却一直保持不变,其在政治、经济、文化层面对西域的影响依然卓有成效,促进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不断发展,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立碑时间发微

《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是研究云冈石窟的重要文献,原石碑早已不存,碑文幸存于清人传抄的《永乐大典》天字韵《顺天府》条引《析津志》文中。碑文为皇统七年(1147年)曹衍撰写,但这并不是立碑时间。从碑文中避金世宗及“寿昌”讳,以及出现了“经武将军”这一武散官名称,可以判断立碑时间在金世宗大定十四年(1174年)三月改名完颜雍至明昌初年之间。

重庆巫山江东嘴晋墓的发掘

2001年秋,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发掘重庆巫山县江东嘴遗址,西晋大墓(M7)是本次发掘最重要的收获,该墓为券顶砖室墓,平面呈"凸"字形,有5人合葬。出土青瓷器皿、金银发饰、串饰、铜带钩、铜镜、铜弩机等30余件(组),出土器物的形制、种类与同时期北方地区晋墓所出十分接近,为研究西晋时期峡江地区的葬俗和生活习俗提供了重要资料。

辽宋西夏金的避讳、称谓和排行

避讳、称谓和排行是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三者有一定的关联,而在辽宋西夏金代又有其特点。本文在以前的研究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介绍和论述。

两晋疫病及相关问题研究

两晋时期,疫病流行的范围广、频率高,其发生与水旱等自然灾害、战乱、环境、医疗水平等因素有关,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针对疫情,当时社会各阶层展开了自救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作用极其有限。两晋时期疫病发生与流行,也暴露出当时社会健康保障制度的严重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