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视域下长城文化的形象塑造与应用传播

从美术视域探讨长城文化的形象塑造与传播,指出长城形象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美学特征及传播意义,并与美术教育紧密关联,提出丰富塑造手法、拓展应用领域和传播渠道、促进与当代美术创作融合等优化对策。

群众路线:毛泽东的一个伟大创造

群众路线的概念虽不是毛泽东首先提出的,但赋予群众路线以丰富内涵并提升为党的群众路线理论,却是他的一个伟大创造。这是毛泽东和他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斗争经验的科学总结。群众路线是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能够取得胜利和成就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也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一个基本点。在改革开放的今天,群众路线同样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活的灵魂,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伟大的时代意义。

从《三国志》到《三国演义》

本文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全面梳理了《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指出:在史传文学与通俗文艺这两大系统长期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双向建构的基础上,元末明初的伟大作家罗贯中,依据《三国志》(包括裴注)、《后汉书》提供的历史框架和大量史料,参照《资治通鉴》的编年体形式,对通俗文艺作品加以吸收改造,并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天才,终于写成雄视百代的《三国演义》,成为三国题材创作的集大成者和最高典范。在论述中,澄清了一些不准确乃至错误的认识。

德拉布尔与“伟大的传统”——与玛格丽特·德拉布尔的对谈

玛格丽特·德拉布尔是英国当代著名小说家。由于不同时期社会历史语境的影响、文学本身的发展、19世纪作家和同时代其他作家的影响、作家的个人经历和作家对文学传统的创新需求,其创作主题和形式都不断发生变化。其早期作品关注步出校园的青年知识女性的婚恋、职业女性面临的生活和工作的两难困境以及各种家庭事务。后来创作视野逐渐扩大。其中后期作品聚焦英国国内的一些社会问题和不断变幻的国际事务。创作手段由现实主义逐渐趋向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在后期作品中,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创作手段混合交织在一起。无论创作手段如何变化,德拉布尔作为一位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她的文学创作却始终遵循弗·雷·利维斯的文学创作观,以道德教育和提升为核心。

高职院校文明创建工作探讨与实践——以三峡电力职业学院为个案

文明创建工作是一个涉及到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对促进高职院校又好又快地科学发展意义重大。为做好文明创建工作,全校必须统一思想,凝心聚力,建立党、政、工、团齐抓共管的格局;以"创建制度、领导班子、党组织、创建载体、校园文化"为着力点,以创新创建思路和创建内容为抓手,全面推进文明创建工作向纵深方向发展。

出土文献中的创世神话与《周易》宇宙生成观

长沙子弹库《楚帛书》与郭店简《太一生水》内含丰富的创世神话情节,《周易》的宇宙生成观又充满神话思维,因此,以"创世神话"为切入点,对这三篇文献的神话思想进行系联研究,对于挖掘《周易》所蕴含的神话思想,明晰神话思维和哲学思维的异同与转变有着重要的意义。

对青年进行改革开放史教育的切入点探索

对青年"四史"教育是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相对于社会主义史、中国共产党史、新中国史的研究和宣传,改革开放史的研究和宣传相对较弱,需要创新。改革开放史教育不应该只是简单地梳理时间脉络和历史事件,或是仅仅呈现取得的成就。还需要加强研究改革开放伟大成就背后的原因和中国智慧,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在何处?让青年理解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与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之间的关系,产生更深刻的情感认同和理论认同,增强四个自信。

冷战背景下的英国文学创作解析

冷战背景下的英国面临着诸多棘手的问题,人们的思想再次受到战争的挑战,对世界的未来深感忧虑。但是,英国文学界并没有屈服于这一压力,一些作家通过创作来反映英国社会现实以及冷战给英国带来的影响。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和文学批评的方法解析冷战背景下的英国文学创作的主题思想、表现手法以及如何服务于冷战,可以揭示冷战时期英国文学创作的真实面貌。

抗战时期大后方的诗歌观念及其艺术价值

大后方诗歌研究的滞后导致人们对大后方特殊的诗歌观念的忽视。从抗战时期大后方诗歌情感内容的探讨、诗人创作路向的选择、诗歌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以及抗战诗歌艺术缺失的批判等角度展现大后方诗歌观念的概貌,对现阶段科学解读抗战时期大后方的诗歌观念及其艺术价值提供了新的思路。

写在《实验技术与管理》创刊50周年

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实践是了解世界和客观规律的唯一办法。以近代科技史上3个重大创造发明事例,阐述了历史上的重大发明创造都来源于实践的科学命题。祝愿《实验技术与管理》继续前进,更上一层楼。

大跃进文艺发生论

长期以来,学界多把大跃进文艺的发生看做极左文艺思潮或领袖政治的产物。这一看法有着合理性,但却忽视了群众介入文艺这一历史因素对大跃进文艺发生的影响。宏观把握20世纪前半期的文艺发展,可以发现其呈现出知识分子—群众的转向趋势,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合法授权则起着关键的衔接作用。大跃进文艺之根早已种植在文艺的群众转向中,是其历史性发展在特殊时代土壤中突破的结果。它的发生不仅赋予了群众特殊的文艺权力,标志着文艺群众转向的高潮,而且形塑了群众新的文化形象。

盘古精髓·女娲彩石·黄帝玄玉——中华创世神话考古专题“玉成中国丛书”总序

中国汉族的创世神话叙事母题中一再凸显玉石神话的信仰因素,如盘古精髓化为珠玉、女娲用五色玉石补天,黄帝在峚山吃白玉膏并播种玄玉等。这些充分体现中国性的神话母题是如何发生的,这便是"玉成中国丛书"要解答的神话考古问题。借助于考古新发现的东亚玉文化近万年发展脉络,可以清晰地揭示从无文字的大传统到汉字小传统的神话观念的渊源和流变情况。

智业革命:超越智能工业化——百年变局视域下的智能化道路抉择

审视人工智能与人类智力之间的关系,即谁是第一性的问题,其导向一种是“继续工业革命”视域下以人工智能为中心,掀起机器人大生产运动,但不改变人类劳动性质,只带来技术性产业浪潮;另一种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视域下以人类智力为中心,彻底改变人类劳动性质,带来产业社会大革命浪潮。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视域下,人工智能服务和支撑人类智力大生产体现为智创劳动工具化;人工智能催生智创生产方式体现为“智创-智研-智造”产业链;智能工业化向智业革命跃变体现为智业-工业-农业新业态。全球化进程面临“继续工业革命”和“超越工业化”两种发展机遇的抉择,我们应以人类智力创造为中心,把智力活动本身转变为正规的社会化大生产,开辟更大更具决定性的发展空间。

也谈“韵高而才短”——以张爱玲、奥斯汀、沈从文为例

因为风格、境界各异,作家的学力、阅历、天分等各有不同,所以小说和小说家也有着"韵的高低"与"才的长短"的差异。张爱玲、沈从文、奥斯汀等都是极具天分但是学力一般,且近些年声名渐隆的中外作家。张爱玲、沈从文是上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后重新进入大众视野的,其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分量和热度甚至超过传统的显学"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同样在英国,奥斯汀的6部小说也从小众范围沉淀成大众经典。通过分析发现,三位"韵高而才短"的隐逸作家的生活范围和作品题材都相对狭小而稳定,都有着敏感、内向的性格特点和纯净的文章风格。虽然个人学力、阅历都不足以使他们倾力于对普通人生的描写和对人性、人情的深刻挖掘,但他们的作品在岁月的淘蚀中仍保持了长久的魅力。

崇高的人格 伟大的创作

屈原有崇高的人格 ,并因此而有伟大的创作。他上下求索 ,又九死不悔。“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亦余心之所善兮 ,虽九死其犹未悔”。

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俄国长篇小说

19世纪及20世纪初的俄国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因肩负反对封建农奴制和抵制资本主义制度的双重任务而独秀于世界长篇小说之林。它重视文艺复兴和启蒙文学中冷静地观察、如实地描写、客观地反映社会面貌的现实主义传统,又表现出对充满人文精神的光明未来深深的求索。与西方现实主义长篇小说所宣扬的社会因素和生物因素决定人的原则不同,俄国现实主义长篇小说作家承认个体的精神自主性,并把它凌驾于物质世界和周围环境之上,但不割断人和社会环境的联系,而是深刻地、精细地展示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新时期新疆石河子美术发展态势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石河子美术得到了快速发展。先是1980年代版画独领风骚,之后,1990年代国画崛起,走上“龙头”地位。其中,新疆大山水画的创作实践与理论探讨在疆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屯垦戍边题材始终是石河子美术家创作的重要选项,多年来创作出大量这方面的作品,董振堂更是通过集中系列创作,将这一题材的创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考古发现与现当代书学

20世纪的"三大考古发现"(殷墟甲骨、简牍帛书、敦煌遗书)不仅丰富了书学思想,甚至改写了中国书法史,而且还适应了"从下往上看"的价值观转化趋势。引发了人们对民间书法和精英书法的重新思考。考古发现还让许多新的或者长期被忽视的审美元素进入书法创作和欣赏之中,从而鼓荡起流行书风的大潮,导致了非经典对经典的反动。当今,学科体系日渐系统化、科学化,"三大考古发现"也促使人们重新考量书法学科的构建。

如何正确理解“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

纪德君教授的《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再思考》,对徐朔方先生提出的"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仍多误解。徐先生的"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是综合考察了宋(金)元明时期包括杂剧、南戏、话本在内的小说戏曲传世之作的结果,并非仅仅是考察了明代"四大奇书"所得的结论。如果仅仅从明代"四大奇书"出发批评徐先生的"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难免以偏概全。纪教授一再认为徐先生的"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是贬低了四大奇书写定者的创造性劳动,当与纪教授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有关。

以群众运动实现文艺创制——对大跃进文艺生产机制的一种考量

大跃进文艺与群众运动有着紧密的联系。它往往是先有运动,再有创作,以运动来带创作,再以创作来促运动,文艺的生产过程呈现出运动(外)→文艺(内)→运动(外)的发展模式。无论是从外部的文艺环境来考察,还是从内部文艺作品的生成过程来分析,群众运动对文艺所起的作用都超出了影响的限度,达到了介入中的宰制,它俨然成了大跃进文艺的一种生产机制。借助于这一生产方式,大跃进创造出了特殊的运动式文艺,使得文艺成了运动的和声:文艺通过运动来创制与传播,运动也通过文艺进行渲染与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