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旅融合背景下城市快进慢游体系的规划与研讨

交旅融合是交通运输和旅游服务结合形成的一种新型产业模式,推动传统交通由单一通达功能向游憩、文化、经济、生态和社会等多功能转型突破。以南京市主城区为研究对象,在分析研究区交旅融合发展的基础上,构建域外快进、域内慢游的“快进慢游”城市交旅融合发展体系,对促进城市旅游业和交通业高质量发展均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基于“生态-气候适应性-游憩”多功能耦合的复合绿地生态网络格局优化

城市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如何构建多功能耦合的绿地生态网络格局是促进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以成都市为研究区,基于“源-汇”理论,综合运用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Morphological Spatial Pattern Analysis,MSPA)、景观连通性指数、电路理论等方法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热环境改善、游憩服务构建单因子网络,分析源地、廊道、生态战略点等空间要素特征,形成基于“生态-气候适应性-游憩”多层级、多功能复合生态网络优化格局。结果表明:(1)筛选出“源”-“汇”景观(生态159—29个,气候适应性30—14个,游憩208—40个)。生物迁徙廊道在研究区中部、西南部呈团簇状分布;气候适应性廊道呈中部集聚、东西稀疏的分布特征;游憩廊道相对密集,以中心城区为核心向四周扩散。(2)多层级“源-汇”景观网络中,总长度上,游憩廊道>生物迁徙廊道>气候适应性廊道;总面积上,生物迁徙廊道>游憩廊道>气候适应性廊道。一、二级廊道的适宜宽度为生态廊道200、100m,气候适应性廊道100、60m;游憩廊道60、30m。(3)叠加多目标廊道获得生态关键点753个,干扰点2371个。游憩源地中8.18%的面积应退让给生态廊道和气候适应性廊道。多功能耦合的生态网络优化格局可激活不同景观资源的潜在价值,对协调生态保护与城市发展的双向需求,实现绿地资源在城市空间中的最优配置具有重要意义。

碳市场建立对非控排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

以尚未纳入碳交易体系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溢出效应框架分析碳市场建立对非控排企业环保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客户被纳入碳市场交易促进了非控排供应商企业的绿色创新。其作用机制在于,碳交易下的控排企业绿色创新具有基于生产网络的压力效应和动力效应,能够激发关联非控排企业的绿色创新意愿,并助推其绿色创新能力提升。这一溢出效应有助于实现非控排企业绿色创新增量提质,且该过程具有方向性,碳市场建立并不存在基于生产网络“自上而下”的治理效果外溢,相关影响在非控排企业客户集中度较高、绿色创新基础较好及环境不确定性较高时更加明显。此外,碳市场建立的绿色创新溢出效应对于推动非控排企业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作用。研究结论为高效发挥碳市场绿色治理效果、深化环保改革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管理启示。

外部技术网络嵌入、知识重组能力与制造企业节能减排

在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战略部署下,作为绿色转型的关键实施主体,制造企业不断利用网络嵌入和知识重组以促进其在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工作的平稳、有序推进。本文以中国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收集整理企业联合申请发明专利数据,采用社会网络分析软件对外部技术网络嵌入的技术网络地位和网络有效规模进行测算,基于“外部合作-知识重组-节能减排”的逻辑思路分别探索外部技术网络嵌入对制造企业节能减排的直接效应,以及从知识重组视角探讨知识再创造和知识再利用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技术网络地位和网络有效规模显著有利于降低合作企业的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知识重组能力在技术网络地位与网络有效规模对节能减排的影响中存在显著中介作用。据此提出相应的管理启示以提高制造企业节能减排成效,为推进“统筹发展与绿色低碳转型,深入实施绿色制造”提供一定的经验证据。

铁路网络联系对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影响研究——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研究目的:探究铁路网络联系对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为依托铁路交通发展促进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提升提供科学依据。研究方法:超效率SBM模型,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空间面板模型。研究结果:(1)长三角城市铁路联系强度和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均呈现显著的增长趋势,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区域差异。(2)铁路联系强度的提高促进了本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提升,与综合铁路联系相比,高铁联系对本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提升作用更加明显。(3)铁路联系的加强促进了本城市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的提升和创新产出的增长,进而对土地绿色利用效率产生影响。高铁联系在促进本城市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提升和创新产出增长方面的作用更加明显。(4)城市对外铁路联系强度的提高产生了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抑制了邻近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提升。研究结论:应充分发挥铁路建设在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创新方面的作用,依托铁路网络加强区域内经济技术合作、发挥各城市比较优势,以推动区域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整体性提升。

数字化环境监测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环境监测网络建设的准自然实验

数字化环境监测将数字技术应用于环境监测领域,旨在提升政府环境治理决策的科学性,而实现海量监测数据互联互通的关键是构建生态环境监测网络。本文基于2013—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绿色专利数据,利用各省份陆续出台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方案事件构建强度双重差分模型,检验数字化环境监测的微观创新效应及其机制。研究发现,环境监测网络建设能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且政府环境执法和环保补贴的效率优化是实现环境监测效应的有效路径。进一步检验发现,对于政府数字化水平较高、联网监控的重点排污单位占比较高的省份、环境规制强度较高的地市以及研发投入较高的企业,环境监测效应更明显。此外,环境监测网络建设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数量和质量均有显著的提升作用。本文从微观层面提供数字化环境监测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积极证据,拓展了环境监测效应及企业绿色创新影响因素相关文献,对新时期推动数字政府建设和实现经济绿色发展具有一定启示。

基于MSPA-生境质量评估和电路理论的城市绿色基础设施网络优化研究——以深圳市为例

城市绿色基础设施对缓解生态环境问题、确保人居环境安全和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有重要作用。以深圳市域为研究区域,采用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法(MSPA)和InVEST生境质量评估模型来识别生态源地,利用电路理论提取生态廊道并识别生态夹点和障碍点,构建城市绿色基础设施网络并提出优化策略。深圳城市绿色基础设施网络由56个生态源地、79条生态廊道、面积约71.69 km^(2)的生态夹点和180.12 km^(2)的生态障碍点构成。生态源地主要分布在东南部和中西部的山体、林地等生态质量较高的区域;生态廊道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和东北部等地区;生态源地间普遍存在生态夹点,主要分布在中西部、西南部及东北部;生态障碍点多位于生态源地的边缘或生态廊道内部,主要分布在西南部、中部及东北部。从生态源地、廊道和夹点的保护与质量提升,生态障碍点的修复,生态修复优先区的界定与分级三方面,提出城市绿色基础设施网络优化策略,为深圳城市绿色基础设施网络的构建与优化提供方法支撑和实践指导。

中国绿色创新效率空间关联网络特征及其驱动因素研究

运用基于序列DEA的SE-U-SBM模型测度我国30个省份2007—2019年绿色创新效率,利用修正的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解构了我国省际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关联特征,并借助QAP方法探讨了绿色创新效率空间关联网络的驱动因素。研究结果显示:(1)我国省际绿色创新效率上升趋势明显,呈现东部>中部>西部的空间分布格局。(2)中国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关联呈现出复杂的多线程空间网络关联关系,省际绿色创新效率的关联性不断加强,空间关联网络稳定性进一步增强,东部省份大多属于净溢出板块,中西部省份为相对受益板块。(3)地理距离、城镇化水平差异、人力资本差异、财政分权差异、相近的R&D投入强度和资源禀赋差异是影响我国绿色创新效率空间关联网络形成与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对绿色创新效率空间关联网络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应着力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破除区域市场分割和行政壁垒,加强区域政策协调性,实现绿色创新效率协同提升。

贸易自由化、企业生产网络与绿色贸易

本文研究了在具有企业间生产网络的背景下,贸易自由化对绿色贸易的影响规模及机制。本文采用HITS算法创新地构建了中国企业的生产网络中心度指标数据,建立了包含中间品进口、最终品出口和污染排放的生产网络理论模型,并进行理论与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贸易自由化有利于企业降低出口排放强度,实现绿色贸易的发展,并且该促进作用随着企业网络中心度的上升而不断增强,主要影响渠道来自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区分行业上游度来看,处于最上游位置行业的生产网络调节作用不明显,处于最下游位置行业的网络中心度对出口贸易自由化的调节作用较为显著,而居中行业的网络中心度对进口中间品贸易自由化的调节作用较为显著,区分地区来看,生产网络的调节作用对东部企业显著,而对中西部企业不显著.

区域绿色创新效率评价及空间网络特征分析

构建区域绿色创新网络是推动绿色发展的重要载体,更是推动经济转型、完成“双碳目标”的核心引擎。使用SBM模型对甘肃省12个城市的工业绿色创新效率进行了测量和评价,并运用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其空间关联特征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定西、庆阳等地绿色创新效率较高,张掖和平凉绿色创新水平较低;甘肃省绿色创新网络关联程度不高,等级性较强;兰州和嘉峪关对全省的绿色创新资源具有吸附效应,处于创新网络的中心位置;甘肃省工业绿色创新网络形成受到城市间的地理临近性、经济基础和创新支持系统差异的影响。建议应重点完善产业和环境政策,并在全局寻找方向,加强区域空间关联,进而全面提升甘肃省绿色创新水平。

基于街区小气候环境冬夏协同优化的城市绿地生态网络精准修复

越来越多城市绿地生态网络建设进入存量更新和结构性优化并存发展的阶段,生态安全优先基础上如何进一步提升城市绿地生态网络的多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是当前风景园林实践研究的重要议题。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极端天气多发导致的人居环境宜居性下降问题,目前基于气候适应的城市绿地生态网络规划关注促进自然通风以缓解夏季热岛效应,尚忽视了其冬季可能带来的负效应。从气候调节视角切入,探讨城市绿地生态网络在协同冬夏季小气候环境中的低效空间识别与精准修复技术方法。以江苏省昆山市密集城区的189个街区单元为研究对象,通过遥感反演的方法对其冬、夏季小气候环境进行分析,聚类获得7类小气候特征街区。之后,叠加现状绿地生态网络与计算流体力学模拟风环境结果,提取现状适于通风的生态廊道,从宽度、方向、类型等方面分析其潜在通风效能,耦合街区冬夏小气候环境特征,识别研判现状绿地生态网络在冬夏温湿环境调节上存在的低效问题,并提出冬夏协同的精准修复策略,为优化人居环境宜居性、提升城市绿地生态网络生态系统服务综合效能提供技术参考。

基于生境网络构建优化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途径研究

城市绿色空间是承载生物多样性的关键,以其为基础构建生境网络有助于整合破碎绿地斑块,促进物种交流与迁徙,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基础。现有生境网络构建过程中存在依赖单一模型、忽略区域实际物种情况、网络构建的工作路径尚未统一、输出成果难以与上位规划衔接并在规划层面进行实践应用等问题。在明确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工作内容与目标的基础上,综合运用生境质量分析、地理探测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等模型方法,识别区域生境源地和廊道,并在考虑区域指示物种的基础上补充重要生境节点,构建面向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生境网络,系统优化了“源地识别-廊道模拟-节点提取-网络构建”的网络构建方法;以对接国土空间规划下的绿地系统专项规划为目标,将生境网络构建结果通过红线比对、绿地分类匹配等途径,从空间管控角度提出保护措施,实现与绿地系统规划的有效衔接,构建统一规范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工作路径,以通城县为例验证工作路径的可行性,优化面向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生境网络构建方法,为县域绿地系统规划与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数字贸易网络对绿色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证分析

近些年,绿色经济发展已经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主题与共识,数字贸易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基于2007—2021年“一带一路”沿线38个国家双边数字贸易数据,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构建数字贸易网络模型,并对样本国家绿色经济发展水平测算,实证检验一国数字贸易网络对绿色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1)数字贸易网络对绿色经济发展具有积极正向影响,一国数字贸易网络中心性的提升及网络联系强度的增大有利于绿色经济发展;(2)数字贸易网络特征对绿色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数字基础设施水平的门槛效应。网络中心性对绿色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双重门槛;(3)数字贸易网络联系强度对绿色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单一门槛,只有达到一定的数字基础设施水平,一国数字贸易网络联系强度对于绿色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才会显现。

数字服务贸易网络地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基于1995—2018年数字服务贸易数据,利用复杂贸易网络分析方法、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究数字服务贸易网络地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显示:(1)全球数字服务贸易网络密度总体增加、平均路径长度减小、贸易关联更密切;(2)一国数字服务贸易网络地位提高显著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并通过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与促进创新能力提升两条途径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3)数字服务贸易网络地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相较于发展中国家,数字服务贸易网络地位对发达国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更显著,对核心国家的促进效应更强。

基于校正条件生成对抗网络的风电场群绿氢储能系统容量配置

以条件生成对抗网络(CGAN)为代表的半监督学习可计及风电波动并生成出力场景集合,生成的数据可输入氢气储能容量配置模型以支撑优化求解。为此,该文首先设计一种校正条件生成对抗网络(CCGAN),并基于风电预测误差构建条件校正器,对预测失准事件和风电爬坡事件下输入生成器的标签信息进行识别和校正;然后,以储能定容的综合成本和各风场弃风成本为目标函数,构建绿氢储能容量配置的多目标优化模型,并引入基于切比雪夫距离的膝区域数学概念,以指导多目标优化算法设计;最后,以新英格兰39节点系统为例进行算例分析,结果表明未经校正的条件信息将导致定容决策偏离实际,而CCGAN能生成计及风电不确定性的高置信出力场景,使得容量配置结果兼顾鲁棒性和经济性。

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的城市绿色生态网络规划策略研究

文章深入探讨了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城市绿色生态网络规划的关键策略。鉴于现代城市化对生态环境带来的挑战,强调了生态网络在维护生态平衡中的核心地位。首先,分析生态系统服务的评估方法,强调其在识别和保护关键生态资产中的作用。随后探讨空间连接性的重要性及如何用来保护和恢复生物多样性;深入研究生态走廊的划定、绿色基础设施的整合及生态修复与重建策略,旨在推动更加和谐及可持续的城市发展,为城市规划者、决策者和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有助于实现城市与生态的和谐共生。

基于社会-生态功能复合与SPCA的城市绿地生态网络重要源地识别

构建基于社会-生态功能复合的城市生态源地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上海市闵行区城市绿地为对象,运用GIS、RS、Invest及景观连接度模型等方法计算指标,采用SPCA确定指标权重,通过空间加权计算和重分类识别重要源地。结果表明:(1)在424个备选源地中,极重要、重要、一般、不重要和极不重要等级面积占比分别为16.2%、16.1%、25.3%、23.0%和19.4%;(2)共识别极重要、重要源地139个,总面积18.61km^(2),平均面积0.134km^(2),占备选源地总面积的35.6%,占全区总面积的5.0%;(3)区域绿地是重要源地的主体,其次是公园绿地和附属绿地;(4)在规划实践中,可依托区域绿地开展绿林农湿多要素复合,提升源地总体规模和服务功能。研究成果可为上海及长三角其他城市精准识别城市绿地生态网络重要源地提供借鉴。

“双碳”目标下黄河流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评价及影响因素

基于“双碳”目标视角,采用超效率动态网络SBM模型测算黄河流域82市(盟)2011—2021年绿色技术创新的综合效率、科技研发效率及成果转化效率,并利用面板Tobit回归模型检验外部环境因素对三种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将CO_(2)排放量纳入指标体系后,中下游地区绿色技术创新综合效率得以提升,上游地区效率反而下降;黄河流域绿色技术创新综合效率呈波动上升趋势,科技研发效率起引擎作用;黄河流域绿色技术创新综合效率区域差异明显,成果转化效率差异是综合效率差异的主要来源;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高级化、人力资本禀赋、对外开放水平、政府支持力度和环境规制强度对三种效率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建议黄河流域提高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完善创新成果转化平台,推动能源和产业结构升级。

无连接区域覆盖的绿色网格网与数字孪生验证

尽管“连接未连接”的挑战一直是研究热点,但最近发布的全球6G愿景中,泛在连接场景尚未直接包含仍处于实验阶段的5G非地面网络。该文认为,5G非地面网络架构上一个潜在的发展趋势是绿色和灵活性,它很有可能在后期的6G阶段发挥更大作用。为了增强空天地一体化系统的绿色和灵活性,该文特别考虑了一种地面上的绿色网格架构,采用数字孪生建模方法进行了概念验证,对微基站处的可再生能源、物联网设备运行和无线资源分配策略等进行了建模,并开发和评估了基于Transformer的精确数据驱动的能效预测方案。这一初步的网络架构和无线接入概念验证,将有益于推动早期阶段数字孪生卫星的可行性研究,为未来6G空天地一体化网络的发展提供参考。5G非地面网络目前尚处于前期探索阶段,但其在绿色、灵活、可持续等方面的创新理念,非常契合6G网络的发展方向。该文通过数字孪生建模的方法,验证了非地面网络在6G时代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城市绿地游憩服务网络特征及不同出行模式的响应差异

【目的】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市居民亲近自然的游憩需求显著增长。在城市尺度提升绿地的蓝色和绿色游憩服务效率成为当前亟须解决的问题。【方法】以武汉市为研究区域,通过提取居民游憩出行的最短路径,利用社会网络分析软件Ucinet 6.0分别构建步行、骑行和驾车3种出行模式下的5 min、10 min和15 min城市绿地的游憩服务网络,并分析网络的整体特征、节点功能和节点类型,进而探究这些特征在不同出行模式下的响应差异。【结果】当出行时长为5 min时,骑行和驾车模式能够组织超过85%的城市绿地节点协同联系形成游憩服务网络,而步行模式下游憩服务则呈零星局部组团分布。随着出行时长的增加,3种出行模式下游憩服务网络的核心集聚功能节点占比呈上升趋势,且节点类型主要以绿色游憩服务为主。骑行和驾车模式下的边缘汇聚功能节点占比则随出行时长增加而逐渐下降,但其蓝色游憩服务型核心集聚节点的占比则逐渐上升。【结论】城市绿地游憩服务网络效率的整体提升须系统考虑不同出行模式下居民的游憩需求,并协同整合蓝色和绿色游憩空间。这些发现可以为城市绿地游憩体系的构建和完善,以及游憩资源的系统整合提供直接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