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数字化时代下数字人权的困境和出路

在当前的数字化社会中,数字人权面临着理论和现实的种种困境。理论上,数字人权深陷理论偏狭,学界对其地位的认可并不统一。实践中,数字资源分配不均,导致数据利用主体之间地位不平等,数字霸权和网络暴力现象屡见不鲜。为了满足现实社会对于数字人权承认和保护的新需求,可以完善数字人权的法律规范体系,加强对数据掌控者的监督。同时,政府发挥监管和救济作用,防止出现数字霸权事件,执法和司法机关加强对网络环境的审查和执法力度,数字弱势群体也加强自身数字素养的提高,培养数字意识。各方综合发力,才能真正解决数字人权面临之困境,数字生产力也能得到进一步提升。

农民工群体性事件的影响因素——对苏南地区农民工的调查

通过苏南地区农民工的调查,分析当前农民工对群体性事件的认知倾向,并运用logistics模型,分析农民工群体性事件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程度。结果表明:农民工年龄、适应城市程度、签订劳动合同、体制内维权困难、参与非正式组织与否、心理危机来源和对政府的满意度对农民工参与群体性事件有显著影响;农民工工资拖欠等权益受损问题并不是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最直接的因素,只有当权益受损且体制内维权困难的情况下农民工才会选择参与群体性事件。

维权型群体性纠纷的私益性及解决路径

维权型群体性纠纷在外在表现形态上以及对社会的影响方面,与单一主体的纠纷不同,但在纠纷性质上,仍无法脱离私益性的本质,并有其自身存在的正当性和积极性价值功能。我国已建立以诉讼为核心的综合性的维权型群体纠纷解决机制,但还不完备,相关程序设计也不尽合理。因此,在肯定司法功能优势的同时,在制度层面构建一种"类型化"纠纷解决机制成为当前的重大课题和解决维权型群体性纠纷的最终努力方向。

特殊利益群体的维权行为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以政治安全和社会安全为视角

政治安全和社会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特殊利益群体的维权行为给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安全带来新的挑战。要有效控制特殊利益群体的维权行为给国家安全带来的影响,需要从根本上把握特殊利益群体产生的"来龙去脉"。在坚定不移地推进依法治国之当下,减少利益差别、缓解社会矛盾是处理特殊群体维权的科学途径。在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准确把握特殊群体未来发展趋势,是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必要前提。同时,强化政府自身建设,筑建社会管理法治壁垒,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时代潮流进步。

论和谐社会构建中对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

弱势群体是社会上在经济收入、社会地位、权益维护、竞争能力等多方面处于不利的人群,他们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他们合法权益的维护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法律援助是保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有效方法,应当进一步提高立法层次,制定《法律援助法》,强化政府责任意识,完善对弱势群体法律援助的制度体系,充分保障弱势群体的自由和权利,促进社会和谐。

论维权性群体事件中职务犯罪的法律处置

社会急转型、利益大调整致使职务犯罪引发的维权性群体事件频发。但受现行处置组织缺乏中立性、处置方式较为单一等因素影响,现行处置方式已无法有效应对此类事件,进而化解社会危机。因此,有必要在借鉴国外有益经验的基础上,构建司法前、司法中两个阶段的维权性群体性事件中职务犯罪的法律处置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