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至民国时期中医译者群体研究

中医译者群体是中医西传的主体,以中医译者群体为研究对象,考察晚明至民国时期的中医译者群体及其翻译活动,探讨不同历史时期中西文化交流背景下中医译者群体的特点、影响,及其中医观、翻译观和调试策略等。在中西交流的文化竞合关系中,传教士、汉学家、医生和药剂师等中医译者群体在不同时期对中医表现出赞许、尊重、质疑等不同态度,也选择了不同的翻译方式和内容。中医译者群体的活动,受到历史环境和中西文化碰撞等因素的影响,折射出中西两种医学类型,乃至中西文化的竞争与融合。中西文化的竞合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中医译者群体的形成、活动特点、观念态度和译事选择等。厘清其中发展可为完善中医外译史书写提供素材,为当下中医外传献计。

明末壬辰战争与中国海商

明万历二十年(1592),在朝鲜大地上出现了一场悲壮、激烈的中朝人民共同抗击侵略者的战争,即著名的壬辰战争。在此次战争中,中国海商的表现颇值一提。他们于日本发动战争前冒险回国递告军情,在战争打响后联络日本的和平力量,架构中日和平通商之桥梁,为朝廷拟定正确策略和减少战争伤亡做出了贡献。

明代海外华商经营活动探析

明代中期以后,中国人开始大规模地向海外经商和移民,其活动范围主要是日本、菲律宾群岛、印尼群岛和中南半岛的一些国家。至清初以前,上述各地华人华侨的职业以经商为主,他们凭借辛勤艰苦的劳动和敏锐超卓的商业智慧,取得了事业的成功。本文即从市场开发、商品创新、资源配置、合作关系及经营方式、经营原则等方面,对明代海外华商的经营活动作一分析探讨。

明清小说之儒商群像与社会风习

儒商,指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商贾群体。其特点表现为:以义取利、诚信为本的道德追求,童叟无欺、和气生财的行为准则,精打细算、刻苦勤俭的职业操守,与人为善、乐善好施的人文精神。风习本身又存在着优劣之分,而儒商就理所当然地与良善的社会风习发生着关系。当儒商的精神风貌、思想情怀外化成一种文化符号,成为一代又一代商贾群体追求的一种职业境界或商贸行为习惯,成为商贾以外其他职业的人们所认同和景仰的一种社会生活范式,这时,就演化成了一种社会风习。然而这种风习的形成,又反过来影响着儒商精神、儒家文化的发展与传扬,这在社会上表现出对商贾及其活动的正能量的传播。明清小说之儒商群像正充分体现了两者之间的正面影响。

从明清十大商帮的宿命探索当代温州商帮的文化创新

十大商帮在明清时期盛极一时,但最终因小农经济意识、区域封闭性和非制度化的企业管理等文化缺陷而湮灭。温州商帮是当今国内成绩最突出的企业家群体之一,但也遭遇发展瓶颈。温州商帮应吸取明清十大商帮的经验及教训,创新思想意识,改变交易方式,完善企业管理制度,建立区域特色文化,以保持活力并延长生命力。

明代东南亚华商经营之道探微

明代,尤其是16世纪以后,中国人开始大规模地往东南亚地区经商和移民,至清初以前,东南亚各地华人华侨的职业以经商为主,商贾小贩和亦工亦商的手工匠人是其主体。他们凭借自身的辛勤努力和卓越的商业智慧赢得了事业的成功,并极大推动了当地商品经济的发展。因此,了解明代东南亚华商的经营活动及其经营之道,是了解海外华人开拓史的基础,本文即对此作一粗疏探讨。

明代华商出海贸易的厉禁与弛禁

明代华商出海贸易的规制置于海禁的基本框架下,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厉行海禁时,华商出海贸易被严禁;海禁松弛时,华商可以有条件地出海贸易。明代中后期随着中外环境的变迁,在不同利益主体的长期博弈下,最终促成“隆庆开海”,与之相适应出现了详细的规制。效率更高的制度对效率偏低制度的替代、转换的过程是制度变迁的实质,只是不同的制度何时变迁、如何变迁受诸多变量的推动与影响。明代华商出海贸易法制的变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明帝国的自我修复能力,授权地方政府因势利导私人海外贸易,缓解了内外危机,延续了明帝国的存在。

中国在“全球化第一波”中错失的三次历史机遇

公元15世纪后的三四百年是全球化的第一波,是世界近现代史的开端和初期。在这个时期中,欧洲人率先走上了现代化和全球化的道路,而中国却三次错失了宝贵的历史机遇,结果是只能继续停滞在封建社会阶段。郑和航行比哥伦布和达·伽马时间更早,规模更大,但却未能成为标志世界近现代史开端的事件。明代海商集团曾经在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这三个世界现代史上最先崛起的海洋大国和殖民大国在中国东海和南海进行角逐并占据上风,但终于在中国国内封建王朝和外来海洋殖民大国夹击下失败。中国明清之际的中西交流和中西会通也以失败告终。这三次历史机遇的错失教训沉重。

明清绘画市场化与徽商

明清绘画艺术大规模的市场化虽然取决于多方面因素,但经济的发展是其形成的必要条件。徽商作为明清经济的重要构成力量,在绘画艺术大规模市场化的进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通过分析明清时期绘画市场和经济状况、当时社会对艺术商品化和市场的认知,以及徽商雄厚资本积累及其"贾而好儒"的文化共性等,可以厘清明清绘画艺术市场化的形成与徽商间的密切关系。

明清话本小说之人物群像与社会风习

文士、商贾、僧尼是明清话本小说描写最多的文学群像,他们的个人生活和社会活动都与社会风习发生密切的关系。而他们的各种行为习惯逐渐形成的社会风习,既有良好的,也有不良的,因而对当时乃至后世社会所产生的影响自然也就有着正面和负面之分。从文学接受史角度分析,这些人物群像对于匡正祛邪,净化人性,营造良好习俗都有着警诫和教育作用。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讲,则可为当今的文化建设、道德建设以及制度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明清徽商与书画艺术的联动

明清时期,具有儒者气质的徽商与书画艺术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主要表现在开始研究翰墨、收藏书画、刊刻书画等方面。徽商之所以热衷书画艺术,其原因主要有徽州的文化氛围、徽商"贾而好儒"的文化品格、明清时期愈演愈烈的收藏风尚及其徽商雄厚的财力支持。反过来,书画艺术也对徽商产生了深远影响:书画艺术促进了徽商的文化修养;徽商以书画为媒介,便于其在经商中左右逢源,从中获利;一定程度上保存了一批珍贵的书画作品;为书画家艺术创作制造了良好的条件。徽商与书画艺术存在着积极的互动关系。

明清时期鲁商和徽商兴起的相似性

鲁商和徽商皆为中国十大商帮中的典范,两大商帮的崛起存在众多的相似之处。它们都对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传统观念的转型起了促进作用。

族谱所见明清时期中菲贸易的月港海商

明代隆庆初年,官府废除明初以来的海禁政策,在福建漳州月港部分开禁,月港成为明中叶之后唯一合法的对外贸易港口,逐渐享有"天子南库"的盛誉。1571年,西班牙人占领菲律宾,开始了从吕宋到美洲阿卡普尔科港的大帆船贸易,并与月港海商发生了联系。从散落在民间的族谱资料入手,关注中菲贸易中的普通海商及其背后家族,探讨他们与吕宋的贸易往来。明末清前期,月港出洋人数在族谱中留下的印记远远超过之前,这一现象是当时闽南海洋社会老百姓生计模式的新转向,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明清时期中国与英美海洋文学作品对比研究

明清时期,中国与英美等国家在造船业、航海业方面都取得了极大的进步,而海洋事业的兴盛也促进了海洋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对明清时期中国与英美海洋文学作品的各个发展阶段进行梳理,对其内容、形式、思想进行分析,从而得到中国与英美海洋文学作品在文化核心、思考角度、思想特质方面的差异。

制度与路径:明代西南土司制度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研究

明代土司制度研究者众,成果丰硕,然多关注于明代西南土司制度之设立、内容诸方面。具体对明代西南土司制度历史价值之研究则多集中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面向,对其与中华民族之自在发展关联的解读尚不多见。明承元制,完善和夯实了土司制度,并在建设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进程中发挥了积极促进作用。明中后期,土司制度弊端显现,严重破坏了国家稳定和社会发展,只能改土归流。从历史发展的长期性和整体性而论,明初西南土司制度的推行,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土司及其治下各族对明王朝的认同,推动了边疆地区开发与建设,促进了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对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在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新的视阈。

《安南譯語》知莊章組對音漢字讀音表現及其歷史含義

本文以屬於“華夷譯語”丙種本的《安南譯語》爲例,分析其知莊章組對音漢字中的讀音表現,由此觀察其背後的基礎方言和官話方言特徵問題。可以發現:(1)知莊章合流,但知二+莊三(非捲舌)、知三+莊二+章(捲舌)似構成音類對立,或有對立趨勢;(2)《安南譯語》在止、曾、梗等内轉韻攝,莊組字有與精組合流迹象,與同時期的譯語和韻書材料比較,似與《西儒耳目資》《切韻聲原》等韻書及南京型官話的情形相類。綜合n-/l-區分、-n/-η分明、寒桓銳鈍分立等其他聲韻特徵看,認爲其音系主體仍是明代官話,但帶有南方音色彩。

海洋文化与企业创新——基于东南沿海三大商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客家、广府以及福佬三个商帮的企业数据,探究海洋文化对于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客家族群是乡土社会的典型代表,讲闽南方言的福佬族群属于典型的海洋社会,讲粤语的广府族群介乎两者之间,这三个族群在东南地区广泛分布并主要在广东形成犬牙交错的格局,使得我们可以在控制地域因素的前提下识别族群文化的影响。本文手工收集广东省的村级族群分布数据,从而匹配出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企业族群背景。在清代"迁海复界"的冲击之下,三大族群在特定地区临海混居,形成外生性的族群分布,基于此的实证结果显示,客家、广府、福佬企业的创新投入依次递增,表明海洋文化有利于企业创新;进一步将样本扩展至全广东的多族群区域,控制地理、经济、人口学特征等因素,只保留沿海县区、考察多族群乡镇内部差异等处理仍然支持结果的稳健性。除了直接影响,族群文化还对政府政策产生调节效应,政府补贴在海洋文化浓厚的族群区具有更显著的创新激励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