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于人伦,赴以礼义:周代冠礼与当代成人礼建构

中国自古以来就以“礼义之邦”著称于世。冠礼成文仪式最早见于《仪礼》,是周代宗法社会的成人礼。周代冠礼具有多重意蕴,它指向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追寻,“成人”意味着人的伦理责任与权力、人格尊严与价值的获得。此外,冠礼“成人”之义指向的是以“家”为核心的纵贯的历史意识和横向的人伦秩序,体现了对家的存有与绵延的贞定护持。周代冠礼引导青年关怀现实,树立对家国天下的责任担当意识。以损益原则发展当代成人礼,探寻与思考人之为人的依据,引导青年树立家国天下的道德格局,是周代冠礼给予我们的有益启示。

三谈创建现代管理科学中国学派的若干问题:四条定义与三点建议

探讨了管理领域的一些基本概念与基本问题,明确提出4条定义:a.管理活动是人类的第二类活动,它为第一类活动(作业活动)提供服务;b.组织的管理活动称为管理工作,这是组织中的一大类工作;c.组织委派某些人员专门从事管理工作,这些人员就成为管理工作者;d.管理科学是研究管理活动规律与做好管理工作的全部知识的总和,是一个内容丰富的知识体系。鉴于管理与管理科学这两个术语的中英文含义差别比较大,造成中国学术界在管理科学研究中的歧义和混乱,笔者梳理出3点建议。

大平台、聚义厅及其他——四谈创建现代管理科学中国学派的若干问题

现代管理科学中国学派,是现代中国学者研究管理科学所形成的学派。它是现代中国人对管理科学研究成果之总和,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现代管理科学中国学派是个大平台(大舞台)、聚义厅、大家庭,足以容纳现有各种研究中国管理的力量共同开展研究。中国模式是中国学派的实践形式,中国学派是中国模式的学术形式,它们具有鲜明的显著的中国特色。

大型工程项目管理的中国特色及与美苏的比较

按照洋为中用、古为今用、近为今用、综合集成的基本途径,通过案例来研究工程管理的中国特色,作为研究工程管理的中国模式和中国学派的基础。首先研究了我国近期的和古代的若干典型案例,接着研究了美国与前苏联的若干典型案例,分别加以简短的评述,最后归纳出大型工程项目管理所具有的中国特色的经验。

再谈创建现代管理科学中国学派的若干问题

创建现代管理科学的中国学派,这是中国管理科学界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中国学派的基本特点是:具有中国特色,现代的,先进的,世界的,开放而与时俱进的。创建的基本途径是:洋为中用,古为今用,近为今用,综合集成。管理活动是人类的第二类活动,它为第一类活动(作业活动)提供服务;管理科学是研究管理活动规律与做好管理工作的知识体系。鉴于中文的"管理"对英文单词是"一对多"而不是"一对一","管理科学"与management science在含义上差别比较大,不宜来回翻译,笔者建议:在中文翻译为英文的时候,采用"管理"的汉语拼音guanli来表达,管理科学则表达为guanli science(GS),"现代管理科学的中国学派"可以翻译为The Chinese School of Modern Guanli Science(CSMGS)。选择工程管理领域开展中国学派创建工作的试验性研究,介绍了开展研究工作的设想。

当前管理科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几个疑点的澄清和两种研究方法的评析

澄清了几个疑点,简述了现代管理科学中国学派研究中对于基本概念所作的一些正本清源的探讨,提出从中国模式上升到中国学派的路线图。评述了实证研究的两种方法:案例研究很重要,问卷调查式的实证研究存在一些弊端亟待克服。

山西票号顶身股机制再探析

顶身股是持有者基本薪酬与绩效工资的总括,无法流通、交易和继承,同时,在顶身股机制的评判中充满了人治化的色彩。顶身股持有者的总额可能超过财东持有的银股份额,但单个顶身股持有者的份额则在一厘至十三厘之间波动;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身股持有者不愿财东持续增加银股的份额,由此在股份中出现了红利收益的正本与利息收入的副本区分。正副本之分及其收益的巨大差异,无疑在财东和经营者之间形成了一个双重的风险放大机制。在无限责任、缺乏必要监督和信用放款等条件下,顶身股机制中的双重风险放大机制最终成为摧垮票号群体的内在因素。顶身股机制尽管没有在现代企业制度中延续,但其建构中的有效成分则成为中国现代企业组织的嫁接基础,现代企业组织中的官利制则是它最为明显的体现。

三分法与管理工作

三分法包含两个侧面:一分为三,三合为一。三分法是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科学研究方法论,是一种重要的管理哲学。世界上许多事物都具有三要素结构,人类具有一种"三要素思维定势":对于各种事物往往进行"三要素划分",处理问题实行"三兼顾原则"和"三结合原则"。三分法在管理工作中很有用处,应当加以研究和宣传。三分法与两分法相结合,可能会成为现代管理科学中国学派的重要组成部分。

贵州教育先驱刘官礼兴办文教的原因分析

刘官礼是黔西南近代教育蓬勃兴起的最为主要的推手,他能够在文教事业上取得影响深远的功绩,首先取决于他在黔西南地区的至尊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势及影响力。就其彼时的情形,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在原因:渊源有自的崇文心态,希望刘氏家族在文化上崛起;权力落空而名声补偿,寻求一种声望的转换;现实迫切的人才需要,求贤若渴的心理。

新见伐簋铭文考释

伐簋铭文内容比较重要,涉及到西周的礼制和宗法等问题。铭文中的"遗"当训为"问",义为存问、存省,为宾礼之一。鲁侯赐予伐的礼器"圭瓒、彝一肆,■尊"均为祭礼中行祼礼和朝献之器,圭瓒、彝、尊在祭礼中配合使用。铭文中"伐"是小宗,而鲁侯为大宗。因此"伐"虽为父辈,仍旧要向鲁侯行君臣之礼。这说明西周社会的宗法和政治是合一的。

认真看待官利——以浙江兴业银行为中心的考察

一般认为中国近代企业的官利制度是一种落后的制度,妨碍了企业扩大再生产的资金积累。本文在前人研究官利的基础上,以浙江兴业银行45年的经营史料为依据,详细考察了官利的变化。说明在市场经济不成熟、法制尚未建立时,官利有与时代相适应的一面,起到动态地协调员工、债权人以及股东的利益,承担了发布信息、监督、激励和分阶段评价企业业绩、保护中小股东的作用。

现代文化网络中的“地方区块”:胡适与无锡地方报业

现代社会的文化网络中,地方文化的存在及参与建构,是这一全国性文化网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为一个现代公众人物和文化名人,胡适曾经以实际的参与或“不在场的存在”等多种形式,出现在无锡的地方媒体之上,成为被持续报道的对象,或者被关注、议论的焦点人物。在胡适与无锡报业之间的这种历史关系中,不仅呈现出现代信息及大众文化传播的某些典型特征,而且包含着现代文化名人的公共形象塑造建构中的地方差异性存在。而作为关键人物的胡适,亦曾有意识地参与到这种关系的建构之中,他的这种积极态度及实际行动,对于无锡地方社会及文化建设,显然也产生过正面和有益的作用,而无锡地方报业在对于胡适的持续报道中,亦提升或改进了这种文化的“地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