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监察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机衔接

监察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机衔接,作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部署要求,具有确保反腐败格局中职能责任的依法履行、确保反腐败法网密织及流程贯通、确保反腐败执法司法公平公正的时代价值。推进监察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机衔接,亟需从理论上回应“结构平衡说”“监察中心主义说”等学术争议。其一,构建以监察执法为主导的监察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结构形式。应当从反腐败格局中的职责定位来深刻把握腐败治理与社会治理在刑事诉讼领域的差异,深刻把握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政治逻辑。其二,明确监察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主体责任。该主体责任是建立在监察机关履行反腐败法定职能基础之上的监察机关与审判、检察、公安及相关执法特定机构和人员所承担的法法衔接职责和义务。其三,完善监察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主要包括监察机关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中与审判机关的协调配合机制,如证据审查认定、审判信息通报配合等,以及与检察机关的衔接机制,如重大疑难案件提前介入、案件移送等,其要旨是通过监察执法与刑事司法的配合制约,确保反腐败执法司法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犯罪低龄化之应对--以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为视角

青少年“依法犯罪”案件频发导致了社会的愤怒与焦虑,要求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呼声此起彼伏,《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民意予以积极回应,并将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作个别下调处理。刑事责任年龄的设定关系到多学科的科学评估和理性探讨。在我国应对青少年犯罪的刑事政策指导下,根据刑罚的局限性、青少年身心发展的特殊性、救济措施的多元性以及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律性,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不应当作为应对犯罪低龄化的主要手段。在青少年犯罪率逐年下降的背景下,进一步明确专门矫治教育的适用条件,合理适用教育惩戒措施,增加监护人刑事监督责任,平衡惩罚与保护的边界,才是法律层面应对犯罪低龄化的基本思路。

食品安全监管领域渎职犯罪问题研究

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事故多发,严重影响民生,食品安全监管渎职行为是深层次的原因之一。如何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依法打击各类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犯罪,有效参与食品安全领域的社会管理,是检察机关应当关注的重点问题。然而,食品安全监管者的渎职犯罪在刑法适用中却存在诸多困境。文章采取实证研究的方法,就其成因,试从实体和程序机制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并对如何规制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犯罪的刑事责任,以及检察工作如何创新机制,参与食品安全领域社会管理创新进行了阐述。

论国家公务人员监督过失责任追究机制的构建——从矿难事故中刑事责任的追究切入

在我国矿难等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中,存在着司法机关对监督过失者无法追究或者很少追究刑事责任的司法错位,造成了安全生产事故防控的困难和罪刑的失衡。化解这一司法困境的进路是借鉴监督过失理论,构建我国的国家公务人员监督过失责任追究机制。具体建议为:其一,设立业务监督过失罪和职务监督过失罪;其二,在监督过失犯罪中增设资格刑和罚金刑;其三,在司法中适用"信赖原则"限制司法权力滥用;其四,在诉讼程序上实行"举证责任倒置"。

传染病防治刑事监管责任立法的类型化整合

在新冠肺炎传染病防治期间,防治监管职责的渎职行为主要表现为防治主体不履行、不完全履行以及错误履行监管职责。防治监管职责的落实不到位除了与监管者本身原因有关外,还暴露出我国监督管理体制存在的缺陷。强化监管职责的履行才能保障传染病防治长效机制的建立和执行。当前我国有关传染病防治刑事监管责任的立法分散在多部法律法规之中,缺乏系统化的整合使其无法满足现实的需要,甚至难以与刑法形成有效的衔接。根据类型化的思维,从主体、对象、内容以及主观罪过四个方面对传染病防治刑事监管责任进行类型化的建构,并通过附属刑法的形式实现传染病防治刑事监管责任的立法整合。

惩治食品安全犯罪研究——兼论受害人的赔偿救济

食品安全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必须以刑事法律为武器,依法惩治食品安全犯罪,保障人民生命健康和社会经济稳定。从分析我国打击食品安全犯罪的现实状况入手,阐释惩治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立法及司法适用的相关问题,并提出遏制食品安全犯罪的措施:加大行政执法和责任追究力度,严厉打击食品安全渎职犯罪,加强食品安全宣传工作,促进受害者索赔。

依法实施刑事技术鉴定的理性思考

当前刑事技术鉴定中存在着自侦自鉴、受理鉴定检材随意性强、原鉴定人与重新鉴定人主体同一等问题。造成这些问题既有观念上的原因,也有法律监督缺乏和立法不完善等方面的原因。应通过立法,完善刑事技术鉴定的法律监督程序,规定违法鉴定的程序性后果以及完善鉴定人员的法律责任,以彻底消除这些问题。

法律责任视角中的行政权监督——议行政主体的行政赔偿责任和刑事责任

行政权是国家权力的一个重要部分,在对公民权利进行保护的同时,也对公民权利存在着巨大的威胁。通过对行政主体的行政赔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分析,提出建议修改我国的国家赔偿法,在赔偿范围上,不仅赔偿物质损失,也应赔偿精神损失,不仅赔偿直接损失,也应赔偿间接损失。尽快完善赔偿程序,最好能直接立一部行政赔偿程序法,以便进一步完善对行政权的监督机制。

工程监理的刑事责任与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

从监理刑事责任的一般法律规定入手，分析认为监理的责任事故犯罪适用于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工程监理承担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的构成要件及责任主体，为工程监理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法律指导。

监理刑事法律责任研究

介绍了监理刑事责任的定义,就监理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及其主体进行了分析,提出了降低监理刑事责任风险的可行办法,以使监理行业、监理人员朝着规范化的方向发展。

关于破坏监管秩序罪的认定

破坏监管秩序,是罪犯在监狱及其他监管场所服刑期间时有发生的行为,破坏监管秩序,情节严重则构成犯罪。我国《刑法》第315条规定了破坏监管秩序罪的构成及其刑事责任。破坏监管秩序罪,是指被依法关押在监管场所服刑的罪犯,殴打监管人员,组织其他被监管人破坏监管秩序,聚众闹事,扰乱正常的监管秩序,殴打、体罚或指使其他人殴打、体罚其他被监管人,情节严重的行为。破坏监管秩序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

食品监管渎职行为的公法责任体系及其发展趋势——以食品监管渎职罪的修订为视角

合理配置公法责任对规范食品安全监管、约束渎职行为至关重要。我国分别建立了针对食品监管渎职行为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体系,其中行政责任主要按照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组成部门两大类主体,区分渎职行为轻重搭建责任体系,刑事责任则主要由食品监管渎职罪进行规定。食品监管渎职罪修订反映了我国食品安全治理策略,配置食品监管渎职公法责任时应当符合治理策略,包括以监管责任为基础、以尽职作为承担责任的核心标准、遵守罚责相适应的基本原则、立足食品安全合作监管现实等。《刑法修正案(十一)》最终以“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作为入罪条件,适当调整了入罪范围。食品监管渎职罪修订后,食品监管渎职罪案件数量明显减少,刑事处罚范围总体上受到限缩,但少量渎职行为的刑事处罚得到扩张。

论监察程序调查机制——以《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为切入的分析

监察程序的法理基础和制度设计不同于刑事诉讼程序。我国刑事诉讼继受苏联法学理论,形成了“重心前置”的刑事责任——审查模式。域外主要国家均已在形式或者实质上放弃立案的关口功能,而形成了“重心后置”的犯罪线索——发动模式。监察程序在内部控权模式下形成了立案——调查机制,通过严格的层次性结构与预职能分设制约形成了程序控权。立案——调查机制是一种不同于既有制度的权力控制与运行机制,在控制权力的同时保证了程序的运行。

刑事错案中检察机关的责任探究

刑事错案是一种客观的司法事实,它既可能发生于侦查阶段,也可能发生于检察阶段,还可能发生审判阶段。不仅检察机关具有防止刑事错案发生的义务,而且公安机关和人民法院同样具有防止刑事错案发生的义务。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应当是每一起被判决有罪的刑事错案的共同责任人,而检察机关则应为刑事错案的第一监督责任人。

关于一起屠宰加工死因不明动物案的查处与体会

本文介绍了河南省滑县动物卫生监督所查处一起加工死因不明动物(鸡)案的处理及移交公安机关过程,阐述了办理此类案件的一些体会,旨在为办理动物卫生监督涉嫌犯罪案件提供参考。

收售药品包装的刑事责任与废弃医疗物品的监管

制销假、劣药的行为涉嫌生产、销售假药、劣药罪;护工收售药品包装用于制销假、劣药的行为,可成为上述罪名的正犯或共犯。为维护我国正常药品监管秩序,应从源头上全方位、全过程进行监管;关于规范护工收受药品包装的行为,应从立法、司法和执法等方面作相应规则的重塑。

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界限厘清之改革建议

行政责任指行为人因其行为违反了相关行政法律法规而应承担的在行政法律层面上不利法律后果。刑事责任指行为人因其犯罪行为所应承受的,代表国家的司法机关根据刑事法律对该行为所作的否定评价和对行为人进行谴责的责任。二者适用上的混淆对我国法制建设具有严重的危害,因此应对其界限进行厘清,具体措施包括:立法上明确界限,实践中严格依照法定标准进行区分判断,制度上完善和加强监督机制。

对刑事诉讼中强制医疗程序的认识

《刑事诉讼法》专门增设一章,将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纳入诉讼化轨道,对保障公民权利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另一方面,该程序相关规定还不够细化,还需要进一步补充完善。

重大责任事故罪规制体系的困境与纾困

近年来安全生产事故频发,重大责任事故的防治成为重要议题。在预防刑法的背景下,安全生产行业的风险防控被摆在显著位置。但在实践中,重大责任事故罪的规制体系仍有不可忽视的缺陷,具体表现为单位主体资格缺失、刑事处罚手段单一、技术监督存在较大空白等痛点。为此,应以组织体刑事责任论为理论基础,将单位纳入本罪主体范围;同时,完善刑罚种类和措施,引入罚金刑并构建以“单罚为主,双罚为辅”的刑事处罚体系;最后,检察人员要深度融合数字检察思维,建立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以进行全方位、精细化的安全生产监督。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刑事风险与前瞻治理

技术的突破性发展,极易导致刑事风险的激增。既有刑事法律体系前瞻性和抽象性的欠缺,导致刑法缺乏针对性的规制措施。为了更好地应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造成的刑事风险,应当结合其运行原理和基本特征,精准发掘其内生性缺陷和刑事风险,理顺其治理理念,将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兼顾依法治理、自主可控;同时,顺应我国当前的发展趋势,优化营商环境,从平台责任向个人责任回归,构建分级分类的监管模式,推动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