禽簋铭文与鲁国初封——兼说“兆”之异体

禽簋铭文中的“■”应隶定为“■”,释为“■”,该字亦见于周原甲骨文,与“■”“■”等同为表示“兆”动词形态的后起形声字。禽簋铭文记载的禽在东征之前“祝”的行为符合器主“禽”大祝的职业身份。“■”与鲁侯尊铭文中的“■”实为一字之异体,为系联两器提供了线索,禽簋铭文器主“禽”即鲁侯尊铭文之鲁侯,亦即初代鲁侯伯禽。禽簋铭文与鲁国初封直接关联,更与《尚书·多方》《史记·鲁世家》等文献系联,则可探索鲁国初封之年等信息。

《论语》“慎终追远”章章义考

古今对“慎终追远”章的解释基本上是一致的：以尽哀尽礼治丧解“慎终”；以尽敬尽诚祭祀解“追远”；以“君能行此二者”、“下民化之”、其德归厚,解“民德归厚”。但若结合当时的文化语境细究起来,就会发现这延续了两千多年之解释的不当。经考证,“慎终”应指德行善举的一而贯之,有始而能终；“追远”指行仁之道——“死而后已”；“民德归厚”指民众若能做到“慎终追远”,自会德性复归于先前之淳厚。

《论语》“慎终追远”章释义正误

古今对“慎终追远”章的解释基本上是一致的,以尽哀尽礼治丧解“慎终”,以尽敬尽诚祭祀解“追远”,以“君能行此二者”,“下民化之”,其德归厚,解“民德归厚”。但若结合当时的文化语境细究起来,就会发现这延续了两千多年之解释的不当。经考证,“慎终”应指德行善举的一而贯之,有始而能终;“追远”指行仁之道,“死而后已”;“民德归厚”指民众若能做到“慎终追远”,自会德性复归于先前之淳厚。

诗性人格与桂馥《后四声猿》杂剧

桂馥是清代乾嘉时期一位博学多才且建树颇丰的学者型文人,其晚年创作的杂剧《后四声猿》取法明代徐渭《四声猿》,演绎白居易、李贺、苏轼、陆游的生活故事,细腻表达了自己天涯沦落之际内心世界的愤懑、感伤与无奈;诗意生存与人生追求、文学创作与经学研究于桂馥生命过程中的消长、互动,让《后四声猿》突破了乾嘉学术观念及其操作实践之于作家个性的某种拘束,彰显了他作为诗人的情怀与审美能力。

《俎侯夭簋》:“易在俎王人□又七生”考释平义

《俎侯夭簋》"易在俎王人□又七●"一句,"七"后一字当释为"生",学者或释为"里",不确。无论从铭文字体、铭文内容、同时期分封铭文的格式与内容,还是西周时期"里"的性质等,皆可得到有力的证明。

宜侯夨簋铭文相关史地国族问题补论

本文借助高清的宜侯夨簋铭文照片,纠正了以往释为"入"的字应为"内"字,并对"立于宜"、""等词句进行了新的解释,梳理了西周时期夨、吴、虞、宜等国族源流脉络。

桂馥《后四声猿》与清代中期杂剧

桂馥《后四声猿》作为清中期杂剧的代表,体现了当时杂剧创作的特征:形式结构上的单折短剧特点;抒怀写愤的抒情短剧特征;雅化特征。

几例罕见的改制铜器

改制铜器就是通过增添或删减等办法对已经成型的器物进行二次加工。由于青铜器可以回炉重铸,因此目前所能见到的改制铜器数量稀少。本文以■侯簋盖、小臣■簋和柞伯簋为例,重新考量改制的部位、时代以及目的和用途,认为铜器的改制与当时流行的社会风尚是分不开的。

“黄常明诗话”献疑——兼论《诗总后集》的引文称名体例及其影响

《䂬溪诗话》经他书征引时常被称作“黄常明诗话”,与一般的诗话异名不同,这种称名与“䂬溪诗话”往往在一部典籍内同时出现。考察《杜诗详注》等书对《䂬溪诗话》的称引可见,归属在两种称名下的条目固定且不混用,两种称名显得不像在指代同部书籍。由此追踪“黄常明诗话”的形成过程,发现书商托名的《诗话总龟后集》为了掩盖拼凑作伪的痕迹,首先创造了“黄常明”等称名,后来《诗人玉屑》等汇编诗话将其统一为“黄常明诗话”,并在众多近世诗学书籍中得到延续。此案例充分说明,过往学界不甚重视的伪书《诗话总龟后集》,在近世社会真实的书籍制作语境与士人阅读生态中具有难以忽略的影响。

应侯簋流传及相关问题

今见录的应侯簋共2件,1件在宋代已被金石学著作所收,另1件系近年新出之器,现藏首阳斋。宋录应侯簋原为扶风乞付氏旧藏,后归宋廷,北宋末为金人所虏,或毁于金海陵王正隆年间。首阳斋藏应侯簋纹饰、铭文等似存在诸多破绽,疑系仿品。

“带下”本义与狭义化过程中的“误读”现象

带下,一般认为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带下"泛指妇产科疾病;狭义"带下"特指"沃与血相兼,带而下"为主证的妇科疾病。隋朝巢元方之前,"带下"常指广义的妇科疾病。战国初期扁鹊"带下医"之"带下"所指应非带脉之下,而是衣带之下。《金匮要略》以"带下"统称妇科病,如瘕聚、经水不利、带下无子等皆属带下。至巢元方更改仲景原文,将"属带下"改为"必带下",为狭义带下作出了定义,带下也从妇科疾病变为带下之证。宋代妇产科理论逐渐成熟,医家认识到经带疾病的重要性,医书的次序逐步调整为经、带、胎、产。

由西周“东国”看宜侯吴簋中宜地所在

宜侯见于西周重器宜侯吴簋,其封地所在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根据宜侯吴簋铭文所载,宜地位于"东国"之内。"东国"意为东部地区,亦可称为"东土"。从传世文献看,西周"东土"所指有二:一为陕县以东的区域,可谓广义"东土";一为成周地区以东的区域,可谓狭义"东土"。金文中的"东国"与"南国"、"中国"、"内国"并见。表示方位的"内"与"中"概念近似,"内国"应即是"中国"。"东国"名东,"南国"名南,都是以"中国"为中心。金文中的"东国"就是传世文献中的狭义"东土"。此"东国"东抵于大海,西止于黄河,南不越淮水,北不逾九河。宜侯封地当于此间寻找,洛邑边鄙说、丹徒说、宜阳说、阳平乡说和仪征说均可排除。

翼城大河口M1034所出叔骨父簋铭浅议

新近公布的山西翼城大河口M1034所出一件叔骨父簋,据墓葬年代及铜簋形制、纹饰判断,时代当在西周中期前段。铭记叔骨父曾得到过“侯”的作庙赏赐,后举行祭祖的■祭礼。可能为特意表达对侯的感激或恩赏之意,并延请侯莅临,然后又得到了侯的额外赏赐。铭文所言之“侯”或当指晋侯。簋铭的史料价值,主要在于为进一步研讨西周时期晋、霸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证据。

新刊侯氏盘匜辨伪与旧录侯氏诸器辨析

本文对《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著录的侯氏盘、匜进行辨伪,指出盘、匜铭文字体拙劣,部分文字如"侯""麇"等写法明显有问题,字口也粗细深浅不均,可断定系伪作,盘、匜应系春秋早期汉淮流域一带之物。同时对河南平顶山应国墓地M95出土的侯氏鬲与湖北襄阳蔡坡等地出土的侯氏簋进行了辨析,指出二器的侯氏应皆指应侯,当非同时之人,厘清了过去的一些错误认识。

觉公簋、晋侯尊与唐都地望

觉公簋的公布,确立了唐、晋异地的事实,天马—曲村遗址即燮父所迁之都,其名可通过晋侯尊铭文确定为"向",寻找唐都地望则成为当前重要的考古工作。一般认为,因周晋灭唐,后迁唐于晋,唐都遗址应表现为殷墟文化、早期周文化共存且先后相继的考古现象。但这一思路所本的《史记·索隐》语源混乱,对历史沿革、国别、国都这一从大到小的范畴区别不清,以致对《世本》、《括地志》及《左传》杜预注误读。通过语源梳理及参照相关考古资料,本文提出叔虞鄂都与古唐旧都或是两邑,在考古探寻上更有可能表现为遗存级别与唐子相吻合的殷墟文化、与叔虞封地相吻合的早期周文化遗址分居两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