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犯罪侦查中的证据收集与合法性审查问题研究

网络犯罪作为现代社会的重大安全威胁之一,广泛涉及金融、信息、隐私等多领域的非法活动。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犯罪呈现出日益复杂化和隐蔽化的趋势,如何在侦查过程中有效收集证据并确保其合法性成为执法部门的重要课题。文章旨在探讨网络犯罪侦查中证据收集的基本要求、合法性审查的重要性以及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提升网络犯罪证据合法性审查的策略,为维护法律正义和有效打击网络犯罪提供理论支持。

新型网络犯罪侦查事实建构研究

新型网络犯罪侦查工作在基础、过程和目标层面皆面临一定的现实冲击,犯罪事实建构在语义学角度涵盖犯罪事实系统生成和生成过程逻辑清晰两个层次的内容,为侦查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路指引。但囿于主体思维淡化、数据技术缺陷、证据运用失衡的现实阻碍,侦查实践中尚不能全面而精准地建构起相关犯罪事实。为此,首先应明确“一核多元”的事实建构模式和“基于假设”的推进方式,其次从确定性事实、关联性事实和否定性事实三个角度完成犯罪事实的实质建构,最后以图示法实现对犯罪事实细节的精准核验。

论行政复议机关调查取证的限度

新《行政复议法》第45条规定复议机关有权调查取证,但是未明确可以调查收集哪些证据。依据《行诉法解释》第22条第1款和第135条第3款,复议机关可以为原行政行为补充调查取证,并据此作出维持复议决定。复议机关补充调查取证的实质是,把原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行政行为修复为符合法律规定,面临一系列难以化解的合法性质疑。“行政一体化”理论和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理论主张复议机关全面调查取证,但前者颠覆了行政复议的性质,错误地把行政复议作为后续行政程序,后者仅以“未再启动新的法律程序”目的为基点,忽视行政复议的监督与救济功能。在监督行政与救济权利的视野下,即使为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复议机关调查取证的范围也应当限于程序性事项、核实当事人证据三性、证明原行政行为违法或申请人实体诉求成立以及涉及公共利益的事项。

个人信息保护领域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研究

大数据时代,涉众型侵害个人信息权益的事件屡屡发生,个人信息大规模侵权问题严重侵害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成为个人信息保护的新路径.目前,个人信息保护检察民事公益诉讼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该领域相关制度规范过于原则,对适用条件、法律责任等尚无明确规定,难以指导司法实践,目前存在损害要件难以界定、法律责任不够明确、调查取证缺乏刚性等难点.应完善检察机关调查核实权,明确侵权人损害赔偿责任,并且与相关行政机关建立个人信息保护协作机制,探索个人信息保护领域检察机关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以震慑功能预防相关犯罪.

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取证存在的不足及其解决路径——以“四专两合力”总体思路为切入点

有效地开展取证活动是成功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关键。但是,由于一些侦查人员取证意识、取证能力以及取证协作三个方面仍存不足,导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侦查取证效益还不高,影响了对这类犯罪的打击力度。对此,应以“四专两合力”(专题研究、专门队伍、专案攻坚、专门技术、内部合力、外部合力)的思路来予以解决。具体如下:提高思想认识,加强取证专题研究;组建取证专门队伍,全面提高取证能力;构建分层级的专案攻坚体系;更新取证技战法,丰富取证专业技术;依托反诈中心,抓好取证内部合力;构建协同取证机制,促成取证外部合力等。通过这些针对性路径来推进取证活动,从而为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提供有力支撑。

检察民事公益调查取证权强制性之否定——兼论取证难问题的解决

我国对检察机关在民事公益诉讼中调查取证权无强制性的规定是一以贯之的。近来,随着取证难问题的凸显,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因强制性的缺失遭受诟病,“赋强说”兴起且成为理论界实务界的主流声音。取证难问题的解决虽与调查取证权“赋强”二者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但手段并不具有妥当性。“赋强说”内部的赋强逻辑存在诸多误区,且悖于民事诉讼固有的价值理念和基本原则,甚至会引发对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正当性的诘问。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赋强不是取证难问题解决的最优解,该问题的解决应着眼于现有制度的完善和潜能发掘,以及检察机关客观举证能力的提高。

论监检衔接下被调查人言词证据的转化

在被调查人言词证据从监察阶段到审查起诉阶段的转化过程中,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在证据收集和审查上存在衔接不顺畅之处。监察机关收集的被调查人言词证据跨越初步核实和调查阶段,包括违纪、职务违法、职务犯罪三类案件。因不同阶段、不同案件对证据的取证措施、取证标准等存在差别,对于监察机关收集的被调查人言词证据,不应直接按照《监察法》第33条的规定认定其具备刑事证据资格,而应当区分阶段、案件类型进行准确认定,限制部分被调查人言词证据的刑事诉讼准入资格;完善监察机关内部机构设置,使监察证据审查具备中立性,保证被调查人言词证据的证据质量;同时构建检察机关对被调查人言词证据的确认式审查模式,明确被调查人言词证据在审查起诉阶段中的使用方法。从而使监检之间在被调查人言词证据的转化上能够顺畅衔接。

论虚假商事仲裁的检察监督

在经济生活中,商事仲裁是极为重要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进入新时代以来,在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要求下,检察机关强化对虚假商事仲裁的民事法律监督逐渐提上日程。当前,在商事仲裁制度和机构具有局限性、人民法院司法审查缺乏主动性、案外人和当事人欠缺合理的权利救济渠道等情形下,检察机关成为实施虚假商事仲裁法律监督的合适主体,但是也面临案件线索少、调查核实难、限于执行阶段等困境。检察机关应通过强化线索收集和移送机制、充分运用调查核实权、适度扩大虚假仲裁监督范围、加强多部门协作配合、灵活制发检察建议等积极措施,不断提升虚假商事仲裁检察监督质效。

基于VR技术的公安院校毒品犯罪侦查取证教学体系设计

随着我国诉讼制度的改革与毒品犯罪样式的演化,我国毒品犯罪侦查取证工作遇到了更大的挑战,而公安院校作为公安人才的培养基地,其传统的毒品犯罪侦查取证教学体系存在着教学场地局限化、教学过程偏重理论、实训不足、教学缺乏规范化反馈机制与教学训练对抗性不足的缺点。VR技术是近年新兴的虚拟仿真技术,具有仿真沉浸性、交互自主性与超越现实性特点,基于VR技术的毒品犯罪侦查取证教学体系在构建真实训练环境、开放互动的实战演练场景与立体多维的评估反馈机制等方面拥有独特的优势,这一教学体系可通过法律法规教学模块、业务实战训练模块与个体反馈模块等对公安院校受训学员开展针对性训练,能够有效提高公安院校受训学员在相关业务方面的综合素质。

大数据侦查中的辩护困境及其应对

大数据侦查的广泛应用令控辩关系呈现出对抗性有余、协作性不足的特殊性,必须依靠有效辩护理念改善控辩失衡的侦查格局,寻求控辩双方的实质性对抗。然而,大数据侦查中律师辩护面临诉讼权利保障不足和辩护流于形式的现实困境,使得律师有效辩护的空间不断被压缩。这背后的深层原因是大数据侦查与无罪推定原则、控辩平等原则以及因果性证明逻辑的矛盾。为调和这一冲突,提升辩护效果,有必要从辩护理念、权利保障以及技术反思等三方面着手,在“数字无罪”理念指导下完善并加强对辩护律师知情权、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等诉讼权利的保障,在技术反思的基础上明确大数据技术对侦查机关的辅助作用,并推进智能技术与刑事辩护的有机融合,实现控辩关系向平等对抗的理想状态转变。

论私人刑事调查取证的证据能力认定

私人刑事调查所获得的证据常见于司法实践,但对其证据能力的认定缺乏制度依据与理论探讨,司法实务中对其处理略显棘手:若鼓励私人取证,则有损司法权威;若一味地对私人调查所获得的证据予以否定与排除,则可能有违控辩平等原则。因此,对于该问题的探讨具有现实意义,需要完善我国对于私人调查取证的司法运用与排除规则,以协调私人不法取证的违法性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冲突,切实保障被追诉人不受不当定罪的权利、被取证者的合法权益及司法机关的追诉利益。

消防火灾调查取证的难点及相关对策

火灾调查取证工作的质量关系到火灾认定结果的准确性。若火灾调查取证工作存在失误,不仅会影响各类物证的完整性,还会对火灾认定工作产生影响,引起群众对火灾认定结果的质疑,使消防部门无法获得正确的火灾预防方向。因此,必须正视调查取证工作的难点,并采取相应的改进对策,保证火灾调查取证工作的质量。基于此,分析研究消防火灾调查取证的难点及相关对策,以供相关人员参考。

论黑社会性质犯罪中“组织性”证据的收集——兼论检察引导侦查的可操作性问题

"组织性"证据,是指证明实施犯罪的集团是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证据材料。实务中,由于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组织性"证据的收集存在三方面的突出问题。因此,有必要明确"犯罪的组织性"是"组织性"必要构成,明确"组织性"证据收集的途径和具体规格,同时加强警、检协作和追逃力度。

律师持令取证的实践现状与制度构建——以浙江省为例的实证研究

"律师取证难"是困扰民事诉讼司法实践的突出问题。本文以浙江省的裁判文书和律师访谈为样本,对律师取证方式进行实证研究,以便揭示律师取证的实践现状。实证分析显示,律师自行取证和申请取证这两种传统的法定取证方式的效果不佳,而地方自行推行二十余年的律师持令取证展现出强劲的现实需求和实践效果。但调查令制度存在缺乏法律依据、有地域适用限制等问题,导致律师持令取证时常受阻。从立法层面亟需建立一套系统的调查令法律制度,从而适度拓宽律师的取证渠道,助力法院更加准确、全面地查清案件事实,促进司法公正。

论检察机关的犯罪指控体系——以侦查指引制度为视角的分析

构建侦查指引制度是检察机关健全和完善以证据为核心的刑事犯罪指控体系的基石性问题。经过近30年的实践发展,侦查指引在制度定位上实现了从法律监督向服务公诉的转变,并且在捕诉一体格局下获得了新发展。基于固有侦查模式存在的显著弊端,在全面推行刑事诉讼以审判中心的改革和社会犯罪形势发生明显变化的情况下,侦查指引被赋予了完善以证据为核心的刑事指控体系的重要使命。从理论上讲,侦查指引制度的构建和运行与警检结构的深层次命题并不存在绝对“依附关系”,但为了避免其落入颠覆警检结构的理论窠臼,有必要将侦查指引与参与侦查、指挥侦查进行合理区分,并正确认识监督与指引两项职能之间的冲突和调和。在运行多年并取得一定积极成效的同时,侦查指引也面临着一些内在问题和外来质疑,需要予以进一步解决。

侦查阶段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实现困局与完善路径

在现代刑事诉讼中,调查取证权是律师辩护权的基本内容,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1条对此进行了规定,包括侦查阶段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但是由于立法对侦查阶段律师调查取证权的规定不明、相应的操作性规范缺位、律师执业保障不足、社会认识偏差等一系列原因,我国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遭遇制度和实践的双重困境。我国应当充分认识到侦查阶段律师调查取证的特殊意义,加快完善律师的执业保障机制,明确规定侦查阶段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及其范围和方式,进一步规范律师刑事责任的认定和追究机制。

监察机关取证录音录像的价值、功能与过程规制

《监察法》要求调查人员在进行取证时应当对"全过程"录音录像,这与《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相比适用范围更广,要求更严格。这不仅确保了调查人员问询的客观公正性,而且凸显了被调查人员的合法性权利。如若被调查人对证据的合法性提出异议,录音录像可以对案件审理情景进行真实还原。同时,录音录像也是实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需要。监察机关录音录像的功能定位主要体现在收集言词证据、实物证据等两个层面。讯问、询问和谈话构成收集言词证据的基本措施,而搜查、查封和扣押属于收集实物证据的主要方法。同时,录音录像的保管、移送、调取以及播放都必须贯穿"全过程"的法制流程。因此,科学且合理地运用录音录像,在一定程度上规制且规范了监察机关调查取证行为。

声纹技术在网络犯罪侦查取证中的应用初探

当前网络犯罪整体上处于高发态势,且不断有新特点、新手段产生。网络犯罪的取证一直是研究热点和难点,因此需要在侦查技术方面进行革新,以应对不断出现的新型智能化犯罪。同时,在网络犯罪的侦查取证过程中,声纹技术在判断案件性质、犯罪心理画像提供侦查线索、同一认定作为定案依据、网络阵地控制和高危地区、高危人群管控等方面往往能发挥重要作用。实现声纹技术的广泛应用,声纹数据采集和运用的合法性难题、声纹技术部门建设和人才培养滞后、专门声纹实验室建设不足、数据应用的地域局限和侦查体制限制等问题亟待解决。

侦查阶段律师调查取证权之理性思考

调查取证权是刑事辩护的基础和前提,也是增加辩护方抗辩能力的有效路径。我国律师在侦查阶段自行调查取证权没有明确的规定,围绕新《律师法》修订实施后是否有所转变也存在诸多争论。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享有一定的调查取证权是必要的。侦查阶段律师的调查取证对象应当侧重为"犯罪嫌疑人不构成犯罪的事实"。

论视频侦查取证的策略与规范操作程式

视频侦查取证是侦查机关运用各种视频设备和相关技术对记录的动态图像信息进行提取、处理和分析,从中获取侦查线索和犯罪证据的侦查活动。实践中,视频侦查取证存在视频资料质量整体较低、应用水平不高、工作人员素质不匹配、工作机制不成熟和视频资料管理混乱等问题。要充分发挥视频监控信息的最大效能,需要把视频侦查取证与常规侦查措施相结合,运用规范的视频侦查取证操作程式。视频侦查取证规范操作程式包括器材与文书的准备、寻找和发现视频侦查信息源、及时规范提取视频资料、科学处理视频资料、查看分析视频资料以及综合运用各种技战法获取侦查线索和犯罪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