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会馆的制度建设、运行与社会适应——由杭州鄞县会馆出发

省城杭州的鄞县会馆建于同治年间,到光绪时已形成四进院落的规模,称嘉宾堂,主要服务于同乡士子备考寓居,为确保会馆切实发挥作用,会馆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光绪年间会馆重订规约达64条,涉及禀告立案、会馆收支、入住资格、住馆规范、禁例等,彰显制度建设之用心。由此或可窥见晚清自上而下权力运行的规范化趋势及民间社会对这一趋势的呼应,体现出中国社会官民力图走出制度建设不足之窘境的积极努力。从会馆题名可见鄞县会馆对该地乡试有较大的带动作用,从会馆收支明细中亦可见该地好文尚义风气的浓郁。

明清商人会馆的地域整合及官民互动——以晋商为考察对象

以籍贯为纽带的会馆,是明清商业贸易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其中遍布全国水陆要冲和中心城市的晋商会馆尤具典型性。商人会馆的建立,首先是基于货物转运和同乡同业商人团结互助的需要。它有实体的馆驿、细致的规章,在保障自身运作的同时,对商业行为亦构成相当程度的规范作用。与此同时,面对前现代商业旅途的艰难、财富命运的捉摸不定,会馆还肩负着价值构建和观念整合的功能,以锻造商人群体的安全感和团结感,农耕社会本土的神灵信仰是完成这种构建的基础资源。在传统中国的社会与官僚国家二元结构里,作为社会市场领域的一种机制,从理论上对立的会馆与官僚国家,实际上存在着密切的合作和倚赖关系。

明清晋中宗祠砖雕艺术特征在现代设计中的应用

明清晋中宗祠砖雕艺术既具有文化属性和纪念意义,也提高了宗族成员间的向心力。砖雕艺术体现了家族关系对礼教的重视,也通过艺术符号之美传达出对生活的寄托。山西明清时期的民居大院砖雕数量多、种类多,具有浓郁的文化气息,彰显了艺术传承的特色之美。砖雕被用在宗祠不同位置进行装饰,最主要的是在屋顶和墙体,整齐有序的摆放、精致的雕刻表现出规范性秩序与庄严的风格,为建筑赋予了艺术特征和文化价值,为这一艺术形式在现代设计中的运用奠定了基础。

玄妙观雷尊殿大木构架探析——兼论明清苏州地区方三间厅堂井字型构架的演化特征

解析清初典型方三间遗构玄妙观雷尊殿的大木结构,认为其继承了宋元以来江南“厅堂井字型构架”的基本特征,并通过施用大抹角梁和减柱、简化铺作、加固厦两头屋架做法等措施予以改进,实现了室内空间的进一步扩展与畅通,精简并加固了结构。基于此,通过对比宋元以来同类遗构,进一步探讨明清苏州方三间厅堂演进特征,认为其具有平面尺度呈阶段性变化、殿身构架整合副阶构架及厦两头出际做法进一步发展等特点,并分别阐述其中动因。

明清时期肇庆府长利苏氏宗祠建筑形制研究

长利苏氏宗祠作为明清时期肇庆府地区典型的宗族祠堂,其建筑形制体现了丰富的宗族文化和传统价值观。通过对该祠堂的研究和观察得知,苏氏宗祠采用了传统的三进式布局,包括头门、中堂和寝堂,是明清时期肇庆府地区广泛应用的祠堂建筑基本形制;其次,苏氏宗祠的建筑装饰彰显了宗族的荣耀和庄严,同时传承了传统宗族文化的价值观。这一研究有助于了解肇庆府地区的宗族祠堂建筑以及传统宗族文化的重要性。

明清山陕商人在甘肃的活动及会馆建设

通过分析明清山陕商人在甘肃的经贸活动,论述了明清以来山陕商人在甘肃进行会馆建设的基本情况;并进一步评述了这种经贸活动和会馆建设对于推动明清甘肃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因素的增长、加强中西部区域经济文化交流的积极作用。

晚清至民国时期会馆演进的多维趋向

晚清时期,官绅试子会馆、工商会馆和移民会馆随着社会变迁的加快,出现了不同的演进趋向。官绅试子会馆与全国整体的政治形势以及本籍官员的政治沉浮密切相关,科举变革以后,会馆政治化色彩趋浓,会馆管理日益被纳入晚清和民国政府的视野。工商会馆在完成了内部整合的基础上,进一步在规范市场秩序、开展城市公共建设中日益显示出积极的作用。移民会馆则继续向待开发区域拓展。因此,晚清会馆的发展,并没有在整体上呈现出衰落的景象,只是其功能发生了一些迁移。

明清会馆的起源及其功能演变

明清会馆分为业缘性的工商行会与地缘性的同乡组织两类。明清会馆的起源,需要从传说与史实两个层面加以考察。就传说而论,其起源可以追溯到远古甚至先秦时代。就史实而论,其远的源头是后汉时期的“郡邸”,近的源头则是元末以来的“文会”与“文会馆”,以及讲学会馆、善会馆、试馆等。作为地缘与业缘组织的会馆,真正出现的时间是明代永乐年间,至嘉靖、隆庆以后趋于大盛。明清会馆功能的演变,则呈现出三大趋势,即从文会馆、讲学会馆向同乡会馆的转化,从同乡会馆向同业会馆的转化,以及会馆名称趋于多样化。

晚清民国畲族乡村政治的现代转向——以山民会馆为中心的察析

在“现代化”视角下,山民会馆之于畲族乡村政治现代化的意义得到彰显。山民会馆烙印着强烈的同宗同族的“血缘性”,决定了其实质是“会馆”模式的祠堂。晚清民国畲族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统治者的政治牵引以及畲族民族意识的觉醒构成了山民会馆的创建与畲族乡村政治现代转向的社会基础。在民族国家的建构历程中,山民会馆的功能发挥与角色转变透视着畲族乡村政治艰难的现代化探索进程。

明清时期青海山陕会馆的创立及其市场化因素

通过分析明清时期山陕商人在青海的贸易活动,论述了明清以来山陕商人在青海进行会馆建设的基本情况,并进一步评述了这种经贸活动和会馆建设对保证山陕商人经贸事业的顺利开展,促进青海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因素发育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论明清工商会馆的市场化进程——以山陕会馆为例

本文以山陕会馆为例 ,具体探讨了明清时代工商会馆所含的市场化因素 ,以及由这些因素所导致的部分工商会馆最终向各级市场的转变 ,从而揭示了明清时代工商会馆的市场化历史进程。研究这一问题不仅对于揭示明清时代工商会馆的发展变化规律有理论意义 。

明清厅堂的悬壁书法装饰

通过对文献资料和传世实物的考察,考证了悬壁书法的滥殇及其在明清建筑中的装饰作用和方式,指出悬壁书法是在明代永乐迁都之后,随着建筑风格的改变产生的一种新的书法式样,突出了书法的装饰功能,要求书法作品与环境融为一体,达到装饰环境的目的。

从山陕会馆碑文(碑阴)看清代工匠地位及报酬

清代聊城山陕会馆保留下来的十九通石碑中,详细记载了会馆修缮过程中的收支情况,收入包括各家店铺的捐献,支出包括物料、工匠费用等。其中的变化反映出当时经济社会问题的某些方面。

清代怀庆会馆的历史考察

怀庆会馆是清代以来河南怀庆商人集资建造的活动场所,是怀庆商人发展的标志和智慧的结晶。分布在各地的怀庆会馆,为将怀药推向海内外市场,谋求怀帮贸易更大的发展进行了多方探索。它的兴衰是怀庆商人兴衰的重要标志,并从一个侧面表现出怀庆商人的经营策略与艺术,在一定程度上展显出河南商业文化的特色。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对万历朝鲜之役的历史书写

《明史纪事本末》是谷应泰网罗一批明史专家在两年时间内所编成的清初最早一部明史著作,长期以来颇受重视,近年来学界对其史源进行了深入探讨,其价值受到质疑。本文以卷六二《援朝鲜》为具体考察对象,其对万历朝鲜之役的历史书写采取贬斥、否定、反讽的手法,否定明朝军队的战绩,这符合清初政治的需要,并为王鸿绪《明史稿》所抄录、继承,并最终被清官修殿本《明史》所沿袭,构成了清朝官方对这场战争的基本认识。因此,只有深入全面考察此书对清官修《明史》等史书的学术影响,方能更进一步认识其学术价值。

清代会馆的行规业律与商品经济的繁荣

由于清代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生产和流通的自发性和盲目性凸现出来,商品经济的正常运行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扰乱。作为行帮办事机构和商人自治团体的会馆,通过制定行规业律,对商品的价格、质量、度量衡、赊买赊卖和风险责任的承担等作了严格规定,并且禁止商品买空卖空和不正当竞争,从而加强了商业自律,整合了市场不正当行为,确保了市场运作的有序开展,进而极大地推动了商品经济的繁荣。

跨越皖浙边界山区的宗族组织——明清歙县札源吴氏及其统宗研究

札源吴氏较早从徽州迁入皖浙边界山区,并在明代中叶以后开始了宗族组织化的进程,形成了村落内部较为统一的宗族规约、祖先世系。他们的宗族观念较为原始却又务实,以坟茔为最重要的祭祖场所,同时努力建造祠堂等其他纪念建筑。乾隆至道光年间编修联合两省三县十余个村落的统宗谱,由此将札源塑造为成皖浙边界山区吴姓社会关系网络的中心。

明清工商会馆的产生及其社会整合作用——以山陕会馆为例

本文通过对搜集到的196所山陕(或山西、陕西)会馆的资料分析研究,认为工商会馆是因经济社会发展变化而进行社会整合的制度创新,是富有中国特色的综合性民间社会管理组织和设施。会馆从不同层面反映了明清时代社会的发展变化与历史变迁。

明清时期陕西商人会馆的市场功能分析

明清陕西商人会馆是中国传统市场发展的产物.容纳了某些市场经济行将到来时市民社会的特征,这些特征导致会馆自身具有许多市场调节的功能与作用.文章从明清时期陕西商人会馆具有的市场化因素出发,具体分析了会馆自身所具有的市场功能.这些市场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清时期中国封建社会转型阶段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也是现今人们在研究明清时期陕西商人会馆时所忽略的.

明清晋商会馆时空分布及选址特征分析

明清晋商会馆历经400余年的发展,遍布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列于全国政治经济要冲、工商业城镇及交通网点上,为晋商兴盛发挥了不可取代的作用。在介绍明清晋商会馆发展概况的基础上,分析了晋商会馆的时空分布及选址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