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建立普遍意义的附条件程序出罪制度的思考

程序出罪的规模化现象,使我国不附条件不起诉欠缺正当性或正当性不足的特征突显。这必然影响规模化程序出罪的持久性、稳定性,也会形成轻微犯罪治理质效逐渐劣化的趋势。司法规范实际确定了具有相当普遍意义的附条件程序出罪规则,及时弥补了立法的缺陷,修正了规模化程序出罪正当性不足的偏差,也为建立普遍意义的附条件程序出罪制度积累了经验。普遍意义的附条件程序出罪制度,应由附条件不启动刑事追诉程序和附条件终止刑事追诉程序构成,具体包含附条件不予立案、附条件撤销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几种具体的程序出罪方式。以不同等级的附条件不起诉取代酌定不起诉、情节显著轻微不起诉,是建立普遍意义附条件不起诉的关键。

《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背景下单位犯罪治理体系的完善——以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为视角

以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为视角来审视我国单位犯罪刑事司法治理体系是否健全,应在法教义学下确保自身价值、逻辑、体系的一体,并与我国刑事司法核心理念和价值追求保持一致。单位应具有相对独立的行为、行为背后的意志及相对独立的主观罪过,具有清晰的归责逻辑,并能够实质分离单位责任与单位直接责任人责任,由此实现单位犯罪归责机制重塑。涉企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建构以此为基础,但并不止步于有效合规的诉讼评价,其“条件”应表达为刑事惩罚性与企业合规自治的结合,遵循宽严相济、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刑事诉讼法》在进行第四次修改时应当对此予以必要关注和回应。具体到涉企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构建中,建议完善涉案企业合规保证金制度、合规整改期间涉案企业特定经营禁止制度、涉案企业有效合规承诺制度等,推动涉企刑事诉讼程序专门化,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涉案企业合规执法司法制度体系。

“套路贷”刑事案件罪名认定困境及其应对研究

我国刑法并没有针对“套路贷”的明确规定,其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概念,它只是司法实践中对部分新型“侵财类”犯罪行为特征的概括性评价,如何对其进行准确评价、合理界定和有效规制仍处于初期研讨阶段。“套路贷”犯罪往往与涉黑犯罪交织,具有罪名基本固定、犯罪行为手段多样、社会危害性大等特点。当前学界和实务界对“套路贷”刑事案件司法认定问题存在诸多争议,主要表现在罪与非罪、罪名认定、财产认定和依法打击等方面。通过对近两年“套路贷”犯罪现状进行实证分析,对司法适用过程中罪与非罪、罪名认定、犯罪数额认定提出对策建议。

养老诈骗侦查信息挖掘与应用的脚本分析

以信息论科学为研究起点,可知侦查信息是反映“犯罪—侦查”系统的动态运行和静态结构状态的可识别性内容,其挖掘和运用是不断明确和修正侦查认识、作出侦查决策的基础,也是预防和控制犯罪的前提,是侦查工作开展的起点。以养老诈骗犯罪为例,引入犯罪脚本分析的理论,研究养老诈骗的犯罪模式;“犯罪脚本”如何在老年人这一较为封闭的社会群体中进行传播和发展;老年人如何在特定的背景下产生错误认识进而上当受骗。为此类高发、社会影响恶劣的复杂案件侦查信息的获取和应用提供新的认识途径,有利于此类侦查信息挖掘和应用水平的提升。

论重大疑难经济犯罪案件的精准辩护

对重大疑难经济犯罪案件做精准辩护意义重大。精准辩护的原则包括利益最大化原则、专业化原则、手段多元化原则及多策略并用原则。重大疑难经济犯罪案件精准辩护的路径由案件事实确定、依据(政策、法律、立法/司法解释、类案、学术观点)确定、相关领域专家参与、最终辩护方向确定、与办案人员沟通、法庭辩护等阶段组成。在重大疑难经济犯罪案件辩护过程中,还需要从理念与措施两个层面进行尝试性探索,以此提升精准辩护的深度与广度。

关于重大职务犯罪案件指定管辖制度的研究

本研究首先强调指定管辖制度在确保司法效率、提升案件办理专业性及防止地方保护主义干扰方面的积极作用。随后,对当前重大职务犯罪案件中指定管辖制度的实践情况进行梳理,结合“赵正永案”和“陈树隆案”揭示该制度在现实中的运作状况。接着,深入剖析指定管辖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策略,即明确指定管辖制度的法律依据、优化司法资源配置、加强对被告人权利的保障、提升诉讼效率等,以更好地发挥指定管辖制度在重大职务犯罪案件中的积极作用。

有组织犯罪案件分案处理的问题检视与完善路径

分案处理是我国目前在实践中针对不能或不宜合并处理的案件采取的一种特殊做法。有组织犯罪案件往往具有涉众性、犯罪行为复杂性的特点,因此出于诉讼经济、保障迅速审判、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特殊保护的需要,对有组织犯罪案件的分案处理较为常见。但当前我国分案处理的具体程序和规则并不完善,导致实践中有组织犯罪案件的分案处理较为随意、无法保障被追诉人的程序性权利。通过明确有组织犯罪案件分案的适用条件、统一分案的具体标准、赋予被追诉人程序参与权以及明确前案裁判效力,以规范有组织犯罪案件的分案处理。

重罪案件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的三大实体法争议问题

我国检察机关主导的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的改革实践是值得肯定的,能否对企业涉及的重罪案件作不起诉决定,不仅要关注企业治理结构的改进,而且要考虑刑罚目的的实现。现行刑法并没有把企业刑事合规计划作为免责事由,而且对重罪案件实施刑事合规不起诉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和平等原则,有放纵犯罪之嫌,并不可取。否定在重罪案件中实施刑事合规不起诉,并不意味着否定企业因在事前实施了完备的、科学的刑事合规计划而排除其具有单位犯罪意志。若企业已经实施了完备的、科学的刑事合规计划,而单位之下的自然人借助单位名义实施犯罪,则不构成单位犯罪,只需追究单位之下自然人的刑事责任。在事后刑事合规计划的情况下,即使对单位及单位之下的自然人从宽处罚,也不宜由此赋予企业刑事合规义务。对于企业反悔的情况,检察机关可以以量刑过轻为由提起抗诉,做好企业刑事合规的“后半篇文章”。

刑民交叉视野下犯罪认定与合同效力关系研究

当合同行为与犯罪行为产生交叉时,判决重点在于明确合同效力与犯罪认定之间的关系。合同效力与犯罪认定分属于不同法律的规范内容,不能相互证成。行为人涉嫌刑事犯罪,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合同效力依据民事法律的规定予以认定;即使存在有效合同,也不能成为阻却犯罪成立的直接理由,刑法要将对合同效力的判断进一步转化为对行为违法性的判断。行为违法性以缓和的违法一元论为基本立场,民法允许的行为,必然不具有刑事违法性;民法禁止的行为,不一定具有刑事违法性。在此基础上,刑法与民法关系的认定应采用相对从属性原则,从属性体现在刑事违法性以前置法设定的一般违法性为前提,相对性体现在一般违法性与刑事违法性造成法益侵害的量存在区别。

论虐待罪中家庭成员之间共同生活的主观意愿

共同生活的主观意愿是共同生活状态的基础,否则有违共同生活和家庭成员作为虐待罪的构成要件的应有之义和相应的法定价值。以客观上的共同生活状态来类推当事人主体之间的主观意愿并不符合全部的现实情况,会导致家庭成员的法律附随后果缺乏主观基础。对于主观意愿的认定,可从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两方面进行判断,即当事人需要能充分认识共同生活的状态,且具有希望共同生活状态得以实现的积极心态。可借助当事人的精神状态、认知能力、行为表现、事后陈述等多个客观要素进行综合判断。

新型经济犯罪中涉案虚拟财产管理模式的重塑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在新型经济犯罪中越来越多的涉案财产以虚拟形式生成与储存。然而,我国目前对于虚拟财产管理方面的法律规定处于空白状态,司法实践做法不一。新型经济犯罪中的虚拟财产具有去中心化、匿名性、跨境性等特点,管理难度较大,现有的管理模式导致涉案虚拟财产保管手段的特殊性被忽略,从收集到执行的技术性被割裂,对犯罪事实的证明性被限制,利益相关方的参与性被阻断。为应对这一挑战,有必要搭建统一管理的专业性机构,把控管理流程的手段与风险,创新价值性证明的评估方式,保护涉案公民的数字性权益。在此基础上采取一站式管理模式,并对一站式管理模式的理念、权责、对象和数字化管理方式进行了明确,助推涉案财产处置工作现代化。

数据化侦查思维在网络经济犯罪侦防中的应用

随着5G通讯时代的到来,我国互联网产业发展迅猛,以互联网为载体的经济犯罪也较之前愈发突出,发案数量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犯罪手段和方式趋向于多样化、智能化,给广大群众带来危害的同时,也给经侦工作带来了新的问题和挑战。在此背景下,运用数据化侦查思维侦查网络经济犯罪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近年来,各地公安机关已经逐步认识到数据化侦查在互联网领域的经济犯罪侦查中发挥了巨大优势。通过对数据的深度挖掘、整理应用,做到对经济犯罪的实时预警监测、对违法犯罪线索的深度收集研判,变被动受理受案为超前主动侦查。在破获大批经济犯罪案件的同时也整理形成了多种高效的数据分析模型和侦查技战法,真正实现了情报精准导侦,打击防范一体的数据化经侦机制。

自由贸易区经济犯罪案件侦查难点与对策

我国自由贸易区的数量和规模逐年增长,管理也日趋完善,但是,自由贸易区的经济犯罪活动阻碍了经济的快速发展。自由贸易区经济犯罪活动具有企业空壳率高、网络化程度高、区域性特点明显、涉案金额和人员流动性大、涉税违法行为多等特点。公安机关开展经济犯罪侦查活动时面临涉案主体复杂、犯罪手段专业、区域内外认定执行标准不同、人员查捕困难、各部门合力较弱等问题。为有效打击自由贸易区经济犯罪行为,研究并实施增加侦查力量、提升取证能力、精准厘定不法行为、加大追踪罪犯力度,警税部门优势互补等对策,以期提高自由贸易区经济犯罪案件侦查工作效率,为自由贸易区的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专题入库参考案例解读

人民法院案例库围绕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专门收录了21件入库案例,进一步统一了类似案件的裁判尺度。在入库案例的编选理念方面做到了“三个坚持”:坚持宽严相济,确保罪刑均衡;坚持问题导向,细化法律适用标准;坚持综合治理,顺畅行刑衔接。本文所选取的7件代表性入库参考案例分别明确了涉公开个人信息案件的处理规则、行踪轨迹信息的认定规则、财产信息的认定规则、网络暴力型公开个人信息行为的定性规则、批量个人信息数量的计算规则,对类案审判具有参考、指引作用。

重罪合规案件分案处理制度研究

当前,对于企业轻微犯罪案件适用“双不起诉”已成共识,但对于企业重大犯罪案件能否适用合规不起诉仍存在争议。为了进一步扩大合规不起诉制度效果,避免出现“办理一个刑事案件,搞垮一个企业”的不良后果,一些检察机关进行了相关的制度探索,提出了“分案处理”的改革思路。但是,分案处理面临着违背单位犯罪“双罚制”的基本原理、缺少法律依据、导致单位和责任人员处罚失衡等现实困境。从司法实践来看,重大单位犯罪案件分案处理不仅必要而且可行。为走出重罪案件合规分案处理机制现实困境,应从理论层面予以创新和突破,重新建构单位与责任人分离模式;从立法层面予以明确和固定,以成文法形式规定合规从宽、不起诉的适用情形和条件,完善分案处理程序与规则;在司法实践方面于探索和落实,进一步发挥检察机关主导作用,积极推动重罪合规分案处理机制落地实施,巩固理论和实践成果。

人民检察院跨行政区划职务犯罪办案基地中的犯罪嫌疑人应急救护机制建设研究

我国人民检察院跨行政区划职务犯罪办案基地中的犯罪嫌疑人应急救护机制存在明显缺陷:应急救护的相关规定不完善、获得犯罪嫌疑人医疗健康信息的途径受限、应急救护基础条件差和传统办案模式应急救护风险较大。应针对性地完善应急救护的相关规定、建立犯罪嫌疑人医疗健康信息获得机制、提升检察机关办案人员的应急救护能力、加强应急救护基础条件建设以及通过演练不断健全应急救护机制;其中由应急救护专家帮助设计应急救护机制和建立“基地+医院”联动机制的经验值得推广。

共情技术在“帮信”案件侦查讯问中的应用研究

电信诈骗案件发案数在我国仍然居高不下,其犯罪网络复杂,犯罪手法多样,绝大部分都形成了上下游犯罪的完整链条。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作为电信网络犯罪的下游犯罪,案件数量巨大,证据收集困难,对其主观明知的认定困难也给公安机关侦查起诉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帮信”罪作为一种非接触型犯罪,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往往也会成为定罪量刑的关键证据。探讨将共情技术应用在拒供态度不恶劣的“帮信”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讯问中,有利于犯罪嫌疑人对其主观明知的如实供述,有利于提高案件办理效率,保证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的实现。

轻罪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研究

自2012年我国法律确立附条件不起诉以来,该制度在实践中扩大了适用对象,逐渐成为一种有助于轻罪治理的制度模式。这种制度形成过程与欧美国家的相关制度发展保持了大体一致的态势。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适用,体现了协商性司法的基本理念,有利于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可以预防轻罪嫌疑人再次实施犯罪行为,发挥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的作用,具有较为强大的制度活力。未来,有必要将这一制度扩大适用到所有轻罪案件,完善其适用条件,确立有针对性和差异化的监督考察项目,建立较为完善的教育矫治体系,健全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程序,将那些具有生命力的内容上升为国家法律规范,使其发挥普遍的规范和指导作用。

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现状及批判性反思

2023年7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明确提出“深化涉案企业合规改革,推动民营企业合规守法经营”的最新要求。涉案企业合规改革推行至今,理论与实践均暴露出诸多问题。从理论层面来看,单位与个人的责任承担方式仍需明确,未来可采取分案审理的方式作为单位犯罪双罚制法律障碍的程序纾解;我国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仍停留在事后合规层面,未来应由事后合规转向事前合规,明确合规改革意于帮助企业预防犯罪的制度设计。从实践层面来看,案件多集中于民营中小微企业的适用范围问题、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过度捆绑等启动阶段难题亟待优化;“有效合规”标准失灵、“二次合规”之定位等验收阶段衍生问题也需进一步关注。立足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现状,认真厘清相关理念,系统分析存在的问题,提出针对性解决之策,将会对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的纵深发展有所裨益。

非法经营罪中“违反国家规定”的解释逻辑——以具体案例为视角的考察

“违反国家规定”是确定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的前提条件,但并非唯一条件,除此之外,还需要考察行为是否符合《刑法》第225条规定的四项行为方式。行为即便“违反国家规定”,符合《刑法》第225条规定的行为方式,也不一定构成非法经营罪,还需考虑是否存在出罪事由。依据司法解释追究被告人非法经营罪的刑事责任,前提条件是涉案行为符合司法解释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