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迁徙自由

迁徙自由是公民一项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此项权利不仅为世界各国宪法所确认，也为《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确认。宪法对公民迁徙自由的规定是指公民具有自由择居和自由出入国境的自由，国家为维持公共秩序和保障国家安全可以在不违背宪法自由精神的前提下制定法律对之加以必要的限制。我国现行宪法没有规定公民的迁徙自由有其历史和经济方面的因素，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宪法重新确认公民的这一权利是十分必要的。

论惯常居所地法及其在中国的适用

惯常居所地法是确定国际民商事关系中主体身份能力的一项法律适用原则,不仅已被许多国内立法和国际条约采用,而且其适用范围有日益扩大之势。它不仅极大地方便了当事人主体能力的确认,而且是对住所地法原则的发展。属人法的这一新发展既有利于规范和统一我国的冲突法制度,又有助于解决我国区际属人法的冲突。

跨国继承的法律适用问题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跨国继承案件必将越来越多。当今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法律制度千差万别,解决跨国继承中的法律适用问题不仅具有理论上的意义,更有实践上的重大价值。分析了跨国继承法律适用制度的基本结构、同一制和分割制、连结点的选择、跨国继承的国际公约等内容,并指出跨国继承法律适用制度的国际统一需要各个国家的协调与合作。

论《民法典》实施背景下经常居所的认定

经常居所是现行民事法律体系中的重要概念,既是《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规定的确定准据法的重要连接点,也是《民法典》中规定的具体法律规则的重要内容。在法律适用上,对于经常居所的准确界定,有助于《民法典》所确立的法律规则在涉外民事法律纠纷中的准确运用。以此为前提,在现行民事法律体系中,对于经常居所的理解与确定应在体系解释、目的解释的视角下,首先明确其与住所之间的规范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将经常居所的确定标准归纳为两项:一是客观标准,核心考量居住时间因素;二是主观标准,核心考量居住的意思。在经常居所不明时,应以现在居所作为补充;在没有经常居所时,应综合考虑其他规范连接因素,在属地法主义和属人法主义之间为民事主体权利的充分保护寻得适当的平衡点。

浅谈惯常居所地法及其适用

惯常居所地作为属人法连结点,逐渐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国际条约所采用,已经取代国籍和住所成为属人法的发展趋势。在最新颁行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中,我国首次采用经常居所地这一新的概念作为属人法的连接点。这一改变缓解了长期以来国籍和住所两大连接点的分庭抗礼的局面,同时也符合我国当前的法制形式,对于我国国际私法立法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论民法典中的居住权

《民法典》规定了居住权制度。但在《民法典》没有系统的人役权制度且缺乏用益权的情况下,居住权的相关内容都难以准用用益权的相关规定。在居住权制度中,居住权的设立方式、主体范围、客体界定、法律效力、消灭事由等问题,都需要通过解释论进行阐明。明确上述问题,能够丰富与完善我国用益物权体系,并有助于使居住权的规范性效力转化为居住权规范的实际效力。

我国个人住房期房抵押贷款法律问题研究

我国期房抵押贷款与英美法系“按揭”制度不同 ,期房抵押贷款与一般现房抵押贷款有别 ,期房可以作为抵押权的客体。个人住房期房抵押已突破了我国传统的抵押权制度。

我国涉外民事案件中自然人“经常居所地”界定的困境探析

自然人“经常居所地”概念具有双重属性,其既是主体涉外认定标准的事实要素之一,又是我国重要的属人连接点,分别作用于民事诉讼程序和法律选择适用领域。该概念具有不确定性,因而其具体内涵需要在相关法律解释的指引下结合个案才能予以明确。但是由于这种界定方式的特殊性,在司法实践中,自然人“经常居所地”的认定面临着法律依据模糊和概念混淆困境。这种困境主要源于两个方面:立法上,部分法律出现了缺位现象或呈现僵硬化趋势;司法上,许多法院忽略了相似法律概念的差异性,任意混淆错用。

论我国侵权冲突规则的适用——以首例邮轮旅客公海人身损害赔偿案为视角

羊某某与英国嘉年华公司海上、通海水域人身损害纠纷案是我国首例邮轮旅客公海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在该案中,法院认为《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四条无法适用于新型复杂案件,因而弃置这一规定,转将最密切联系原则上升为处理相关问题的首要规则。为此,有必要对《适用法》第四十四条的适用技术和配套规则进行明确和完善,尽可能排除其适用障碍,从源头上避免司法者随意认定法律适用难题,并任意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的情况。类似案件中,《适用法》第四十四条的适用主要面临两方面的问题。在属人法问题上,跨境法人经常居所地的认定缺乏明确的规则指引。可将欧盟法中对应的解释规则进行本地化处理,在降低适用成本的同时保留其中适时聚焦法人分支机构的核心理念,以此填补我国立法中的空缺。在属地规则方面,我国法律对侵权行为地采用不附任何条件的复义解释,侵权行为地的竞合问题较为突出。应注意到行为地的竞合在我国更多地呈现链式结构,可借助推定规则与排除事由这两个层次的筛选规则,使侵权行为地的确定有章可循。

从“身份”到“场所”——属人法连结点的历史与发展

属人法连结点的发展大约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古罗马至19世纪是住所地主义形成时期;19世纪至20世纪中叶是国籍原则与住所地主义的并存时期;20世纪中叶至今是属人法连结点的新发展时期。其中,第二个历史阶段的起点并非是国内学界所公认的1804年《法国民法典》,而应是后来的孟西尼学说。国籍原则衰退后,住所的缺陷也逐渐显现出来。在第三个历史阶段,"惯常居所"替代了住所,成为属人法连结点在当代的新发展。

居住权的法教义学分析

民法典回应时代之需,自欧洲大陆法系国家引入了一种新的用益物权——居住权。由于缺乏实证法的基础,既有文献均围绕居住权的历史源流以及我国是否应当引入居住权制度而展开,本文则尝试应用法教义学方法对《民法典》第三百六十六条至第三百七十一条的规定展开法解释论分析,目的在于使该制度能够从应然的规范层面跃然而为实然的生活层面,并为因此而产生的纠纷解决提供裁判上的指引。文章从居住权的规范意旨及规范功能出发,研究了居住权设定的可能场景,界定了居住权的客体,分析了居住权设立的具体方式,阐释了居住权的具体内容与效力,添补了居住权人与所有人之间的法定债之关系。最后为居住权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居住权的商业化。

属人法的主义之争与中国道路

本国法主义与住所地法主义的道路殊别,成为两大法系国际私法最主要的区分标志。我国属人法方法从本国法主义向经常居所原则的根本转变,只有放在两大法系属人法之争的背景中,才能明晰其意义和未来演变方向。本国法主义与住所地法主义都坚持属人法的统一性。前者以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为思想基础,后者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为价值追求。本国法主义的历史形成具有单边色彩,它倾向于扩大法院地国属人法的支配范围,伴有对相关法律的道德性的比较判断,借此保障海外国民的基本民事权利。住所地法主义促使不同国籍当事人的民事身份与地位趋于平等一致,客观上促进了一国的族群融合,其体系性功能稍优于本国法主义。惯常居所原则主要是国际公约的妥协产物,其弊端是割裂了个人与特定国家间的精神联系,销蚀了属人法的精神属性。经常居所是惯常居所的中国表达,但最新司法解释赋予了经常居所一定的特殊含义。经常居所未来应进一步"住所化",顾及我国国民跨国流动的现实,实现住所地法主义的价值追求。

自然人属人法与经常居所的中国式选择、判准和适用——兼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司法解释(一)》第15条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将自然人属人法主要定位于经常居所地法,局部兼顾本国法,但缺乏对经常居所连结点的界定。自然人经常居所的判定准据涉及连结点的解释和法律适用,主要有等同方法、客观方法、目的方法和综合方法四种判定方法。《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司法解释(一)》第15条的规定体现中国式选择,即自然人经常居所的判定准据从法院地法到冲突法,自然人经常居所的判定方法从单一标准到叠加标准。在涉外民商事司法实践和法律适用中,应当按照冲突法的语境来理解经常居所,综合考虑经常居所判定标准的叠加适用,解决经常居所的可能冲突和连结点的时际变更,慎重考量经常居所的例外情形和公共政策。

身份证明与个人信息保护——我国居民身份证法律规制问题研究

信息社会人们之间的交往需要权威的身份证明,由公权力介入推行的身份证明制度满足了这种需要,并在社会生活中广泛应用。但是只有通过法律规制明确公民个人信息自决权,并设定政府不侵犯和保护个人信息的责任,才能真正发挥身份证证明身份的权威作用。我国目前身份证法律规制的弊端在于政府没有履行必要的个人信息保护职责,公民的个人信息主体地位缺失,导致了政府滥用职权和个人权益受到损害。所以必须以保护个人信息为核心完善我国的居民身份证法律规制制度。

论作为自然人生活中心的经常居所地

较之国籍和住所,作为属人连结点的经常居所地概念具有不确定性。现行法采用当事人生活中心地来界定自然人经常居所地,是用一个不确定的概念描述另一个不确定的概念,并不能显著地提升法律适用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为减少认定属人连结点的不确定性,在给定的概念模型下,只能通过在法教义学上建构合理的解释模型,先究清作为概念核心的生活中心地这一法律观念的本意,再通过给出认定生活中心的参考事实的范围、种类、相应的规范限定和准据时间点等构成要件,协助经常居所地概念在司法实践中逐步演化出合理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