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歌”与黄遵宪的“普通学”教育观

为促进清末教育改革,晚年的黄遵宪以所编《日本国志》为参考,在家乡创办师范和中小学,践行“普通学”教育。尝试以客家歌谣和汉乐府的语言、句式为范本,创作言文合一的杂歌谣,推动女学、幼学和军国民教育的发展。以幼歌为蒙小学教科书之用,以军歌为鼓舞民气之乐声,为“普通学”教育之媒介与载体。以李叔同为代表的近代音乐家,承继黄遵宪的“民歌”实践,促进了学堂乐歌之修身与美育的结合,成为20世纪教育的奠基。

论客家山歌内涵与外延的跨时代、跨学科与跨地域

追溯客家山歌研究史,以客家人的主位视角来看,它是一个广义的概念,这一概念延续至今,不仅包括传唱于世界各地的客家传统山歌、客家童谣、客家竹板歌、客家歌舞等不同体裁的传统民歌,甚至包括客家山歌剧中的唱段和有异国民歌音调的东南亚“新客家山歌”。以音乐学研究者的客位视角来看,理论上存在狭义的客家山歌,但它在现实生活中和其他体裁的客家歌曲镶嵌并存,以往的研究难于或疏于剥离、分类,故研究结论有时“张冠李戴”。为了深入分析不同类别客家歌曲的音乐特色,音乐学研究者要注意从研究视角的主位—客位转换去界定研究对象,不可笼统默认民俗学和文学对客家山歌内涵与外延的理解。

论谢重光的客家歌谣研究

在客家民间文学的研究热潮和个人学术情怀与眼界的影响下,谢重光对客家歌谣研究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对客家歌谣的研究不仅影响了其后来的研究方向,而且推动了我国客家歌谣和客家研究的发展。谢重光从多角度探究客家歌谣的源流、强调客家歌谣中的人文关怀,并结合时代浪潮探究客家歌谣的不同样态,提出的许多观点对当今探讨客家歌谣研究的发展规律仍有重要意义,实现了客家歌谣研究的突破与超越。

中央苏区时期红色歌谣对客家山歌的继承与创新

红色歌谣是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苏区时期,为了发动广大老百姓参与到推翻黑暗势力统治、寻求获得解放的事业中来,中国共产党大力推动了红色文化的建设。红色歌谣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开展文化建设的一大特色,它继承并发展了客家山歌原有的针砭社会时弊、讴歌男女恋情、称颂客家妇女坚韧性格等内容,进而对歌谣的内容和创作群体等进行开创性的改变。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对客家山歌的继承与创新为当下的文化建设提供了借鉴,在创作中体现坚持党对文化的领导权、秉持文以载道的文化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原则等。

论客家山歌“唱与腔”的传统音乐文化意义——以铜鼓客家山歌为例

客家人在中国广泛分布于大江南北,客家山歌音乐各具有鲜明的传统文化特征。位于赣西北的江西铜鼓客家山歌是由来自粤、闽、赣南等地不同的客家音乐元素与当地原人的音乐元素长期碰撞,经过二三百年时间的磨合,从而形成其特定的传统"唱与腔"的风格特征。音乐中的语言与发声方式、润腔组成了传统"唱与腔"的结构基础,而通过山歌音乐所体现出来的情感与修养、自娱与表演等又共同印证了传统"唱与腔"的特征。

论客家山歌文化的旅游开发

客家山歌是客家文化的重要体现,它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地方特色明显。其中,广东"梅州客家山歌"与江西"兴国山歌"已被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果充分运用节庆、参与体验、纪念品等模式对其进行旅游开发,将促进客家山歌文化的保护和发展、带动客家地区经济发展、拓展客家地区旅游业的发展空间、提升客家地区旅游形象。

客家山歌文化渊源新论

以往关于客家山歌文化渊源的探讨,主流的观点是从中国文化中原中心论出发,片面强调客家山歌直接继承《诗经》的文化传统,根在中原。但是大量的材料表明,客家山歌主要有两个渊源:一是春秋战国以来吴、楚文化的传统,另一是百越和武陵蛮等南方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而后者的作用更大。从这个意义上说,客家山歌根不在中原,而在赣闽粤客地。

从客家人的迁徙史看赣南客家山歌的演变与发展

一部客家人由北至南的迁徙史,推动了中原文化由北向南的传播与发展,形成了独具魅力的客家山歌艺术。如同中原母语、沿途方言及本地土语杂交融合形成的客家山歌语言一样,客家山歌的音调亦是中原音韵与沿途各地音乐元素结合本地土音变异的结果。在客家人历次大迁徙中,以兴国山歌为代表的赣南客家山歌,一方面顽强地坚守和传承中原祖居地古乐音韵的遗风,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经历着与沿途客居地文化的碰撞、浸淫与融合,衍生新的文化变异。

粤东北城市客家山歌的实录报告与思考

自20世纪90年代起,粤东北地区的一些城市陆续出现了市民聚集在一起唱客家山歌的文化现象,本文以梅州城内的客家山歌对唱、翁源县城的"山歌集"和韶关市内的"山歌会"为实例,报告了这一音乐文化现象的背景、过程和方式,进而提出采集和研究客家山歌的迫切性与必要性的呼吁。

从客家山歌看客家妇女的精神个性

从客家山歌中,梳理客家妇女长期以来被男权文化意识扭曲异化的精神个性。

浅谈梅州客家山歌的传承与保护

尝试用田野调查法、走访法、资料查找等方法,结合客家学、音乐学、社会学等学科,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视野下,首先分析梅州客家山歌的现存状态,进而寻找新时期梅州客家山歌面临困境的主、客观原因,最后提出传承和保护梅州客家山歌的个人见解。

客家兴国山歌的民俗传承

客家民俗是兴国山歌传承的重要文化生态。在乡村跳觋仪式中演唱,是兴国山歌与宗教仪式相伴生的特殊形态;在乡村祝赞仪式中演唱,是兴国山歌与民间礼俗相结合的普遍形态;在城镇居民休闲娱乐中演唱,是兴国山歌与城镇生活相融合的新兴形态。兴国山歌传承方式、演唱空间和社会功能的变化发展,既反映了客家人的文化自觉,也反映了兴国山歌进入了更为广泛的文化生态。

浅谈客家山歌文化的传承及保护

客家山歌是客家优秀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客家山歌文化日益呈现边缘化的趋势,如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客家山歌,赋予客家山歌新的生命力,是一个严峻的问题。客家山歌文化的传承模式主要有家族的传唱传承、民间艺人的演唱传承、专家学者的研究传承,可通过建立全民参与的保护机制,对客家山歌加以创新保护、对客家山歌文化载体的保护、鼓励山歌走向市场等途径,对客家山歌文化实行保护和传承,具有深远的意义。

变迁中的客家山歌功能特征——从铜鼓客家山歌言起

传统的铜鼓客家山歌大都反映山区人民的劳动、生活、风俗人情和男女爱情,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变迁,社会生产分工的细化,各地域城市化步伐的加快,人们的生活和思维的方式、角度多元与不同,导致现代铜鼓客家山歌在不同社会时代、社会环境中,有着各种不同层面功能的变化和迁移。文章主要从精神价值、教育宣传、娱乐、实用价值等四个层面来阐释铜鼓客家山歌的功能特征及各种层面的功能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所呈现出的不同特征。

客家山歌“情誓”与“情咒”考

“情誓”与“情咒”是民间歌谣中表达爱情的一种重要方式。通过考察中外民歌和客家山歌的一些个案 ,分别探析了“情誓”与“情咒”的不同表现形态、潜在心理、文化内涵、相互影响以及历史传承。

东南亚客家山歌的传承发展及其动因

客家山歌随客家先民的迁徙、定居以及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而在东南亚地区发生、传承和发展。它在异国他乡保留了中华文化的印记,继承、发展了粤东山歌文化的艺术特色。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历史生命力、旅外华人会馆文化的强劲推动力,以及当地客籍文化名人发挥的重要作用力,促进了客家山歌在东南亚地区的传承和发展。

黄遵宪的“民歌情结”及其与诗歌创作的关系

黄遵宪是近代杰出的诗人,他受到过民歌的熏陶,自幼喜爱民歌,他还主张搜集民歌,研究民歌,是我国近代民间文艺学研究的先驱。他进步的民间文学观和“民歌情结”对他的诗歌创作有着较大的影响:一、黄遵宪善于吸取民歌的营养,为自己的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二、他吸取民歌中的“情真”说,主张写诗要情真、意真、抒发我之心声;三、“民歌情结”赋予黄遵宪部分诗篇以民歌风味。他晚年的创作及其对“新体诗”(“杂歌谣”)的构想,也鲜明地受“民歌情结”的制约。

论广东传统客家山歌的艺术特色

广东客家山歌是中国民间艺苑中一支独具异彩的奇葩。广东客家山歌具有一般民歌的风格特点,但又因民族风俗、语言、地域环境等因素,形成了与众不同的风格特征和艺术特色。本文对广东传统客家山歌的歌词表现手法、旋律特征以及演唱特点的进行探究,分析其独特的艺术特色。

客家山歌中的“花儿”

客家山歌主要有宫调式、微调式、羽调式三种类别。微调式客家山歌主要流传在赣南地区。闽西和粤东北地区也比较常见。徵调式客家山歌的节奏比较自由、舒展.曲调高亢、明亮,多用上行五度框架和双四度上行八度框架的旋法单位或基本乐汇;其唱词通常是七言四句的格式,所用的曲调则基本上是上下句的结构;徵调式客家山歌的这些特点为远在数千公里之外的西北“花儿”所共有。本文以充足的曲例比较了二者的共性联系,并对二者的渊源作了探讨性的思考和假设。

客家山歌的生态语言学考察

客家山歌的产生与独特的自然生态环境和南北文化交融的社会生态环境密切相关。随着生态环境的变化,客家山歌的继承与发展面临困境。巩固和强化客家山歌语言交际功能、培养对客家山歌语言文化的自豪感以及开发客家山歌语言文化蕴含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是新的生态环境下客家山歌的生态语言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