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蹄疫病毒Hankou/99株基因组全序列测定与基因特征分析

本研究主要对口蹄疫病毒(FMDV)Hankou/99株全基因序列进行测定,通过基因序列分析,确定其基因型,丰富了FMDV基因库,为研究猪源FMDV的分子变异、感染性分子克隆及致病机理奠定基础。从感染FMDV Hankou/99株的细胞液中提取RNA,通过RT-PCR技术,获得猪FMDV Hankou/99分离株覆盖全基因组的5个cDNA片段(S、L、C、D、E),分别对这些片段进行克隆和序列测定。结果显示,FMDV Hankou/99株全基因组长8099bp;5′NCR长1040bp,开放阅读框长6966bp;3′NCR长93bp,其后是30个碱基的连续poly(A)结构。通过与参考株基因组结构比较分析,显示其在分类地位上属于O型FMDV,并与猪源FMDV毒株OLZ、TW/97同源性较高,特别是3A区域上都有30bp的缺失。另外,通过与9个参考株的VP1系统发生树分析,显示其与OLZ、TW/97、O/Akesu/58、O/OMⅢ4个毒株为同一基因型。

多维视阈下汉口里分文化信息的可视化设计研究

目的利用信息可视化技术对汉口里分民居文化进行可视化表达,构建历史民居可视觉感知、时空回溯的文化信息空间。方法以文化信息可视化为基础,深入研究汉口里分的建筑形象与工艺、住居行为与观念、历史发展与环境,探讨汉口里分物质与精神形态所体现出的文化特征;以整体性视角、可视化方法和数字化技术将汉口里分有形的物质文化和无形的精神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多维展示汉口里分的文化信息。结论利用新媒介、新技术的传播优势,多维展示汉口里分文化信息,能够“摆脱”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创造一个可视觉感知、时空回溯的里分文化信息空间,映射里分跨时代的社会、文化和地理演变过程,实现里分文化信息从“数据化”到“数字化”再到“数智化”的转化,达到里分文化资源数字化、文化传播数字化及文化场景数字化目的。

岭南与长江中下游:跨区域贸易背景下的徽商活动与皖南古村落

本文通过整理黟县卢村的相关书信,探讨清代徽商活动对徽州村落社会的影响。从中可见,至迟从盛清时代开始,黟县的经济就与跨区域之贸易活动密切相关。岭南的广州及长江中下游之汉口、九江和大通等,都与僻野山乡的卢村发生了颇为密切的关联。尤其是在茶叶经营中,从茶叶生产到销售过程的诸多环节上皆充满了竞争,理性的商人根据汉口、广州的茶市行情,精心策划营销策略、拟定购销规模,以争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从频繁的茶叶贸易中获取的利润则源源不断地流入皖南,促进了徽州村落社会的发展。

20世纪上半叶汉口歌舞厅景况

随着1861年汉口的开埠,西洋音乐也随西方文化逐步东来汉口,汉口的娱乐行业也发生巨大变化。各色新式娱乐场所在汉口涌现,使西方歌舞厅文化在汉口得以传播。文章透过这些歌舞厅的设立、舞女的成分、舞厅的爵士乐,以及汉口的禁舞,论及20世纪上半叶汉口歌舞厅那商业、娱乐、媚俗等特点的非主流的“副文化”景况。

三峡水库运行后汉口—九江河段水位变化特征及成因

大型水库的修建引起坝下游的水位调整,进而对河势、航运、防洪及生态等产生显著影响。为探究汉口—九江河段水位变化特征及成因,采用M-K分析法分析1988—2022年汉口、黄石港和九江站的水位变化趋势,并使用基于距平残差的水位变幅分析方法和一维水动力模型,分析河道冲淤、下游水位和阻力变化对不同特征流量下水位变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三峡成库前,除九江站枯水位呈显著性下降趋势,各级流量下的水位均没有显著性变化趋势。②三峡成库后,九江站的水位变化趋势与建库前相同;汉口站、黄石港站在12000 m^(3)/s和20000 m^(3)/s下的水位呈显著性下降趋势,12000 m^(3)/s时降幅分别为0.072、0.045 m/a,20000 m^(3)/s时降幅分别为0.048、0.027 m/a;水位变化的临界转换流量约为30000 m^(3)/s,在该流量附近水位未出现明显变化;当流量大于30000 m^(3)/s时,水位呈非显著性上升趋势,45000 m^(3)/s下的升幅分别为0.037、0.049 m/a。③临界转换流量以下水位下降的主导作用为河道冲刷,临界流量附近的水位未出现明显变化源于阻力增大作用接近抵消了河道冲刷的影响,临界转换流量以上的水位上升源于阻力增大作用更加明显,个别年份的洪水位上升显著源于下游水位顶托作用明显。

“故乡性”与“异乡性”视角下的城市历史声景分析——以近代汉口为例

【目的】历史声景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景观遗产,是连接自然与人文、过去与现在、有形与无形的媒介,是城市空间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种无形的历史见证。探究近代城市空间中历史声景的发展变迁,旨在深度挖掘城市文化景观的人文属性,多维度拓展历史城市保护的内涵。【方法】以近代汉口为例,通过历史文献调研,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视觉分析、对比研究等方法,解读汉口在不同时空环境下历史声景的氛围特点。【结果】揭示了城市空间中历史声景的变迁与转化特征及其背后的动力机制,表明近代城市声景的历史性变迁是“故乡性”与“异乡性”的二元并立。【结论】引导城市更新综合考虑城市原有声音环境以提升城市归属感,有利于城市空间历史记忆的保护与传承。

从“业余爱好者”到“交响乐队”——汉口租界时期西人音乐团体的历史叙事

汉口租界历史中,“飞地”音乐一直占有一席之地,众多古典音乐团体在此兴起,为外国人社区带来丰富多彩的音乐活动。从早期以“业余爱好者”为主的音乐社团逐渐发展为一支拥有职业音乐家的“交响乐队”,标志着汉口飞地音乐由英国人的娱乐消遣,逐渐演变成西方古典音乐的传播平台。这支交响乐队的兴衰,不仅得益于曾活跃于汉口舞台的音乐爱好者和职业音乐家,而且还与20世纪30年代上海古典音乐的繁荣紧密相连。

近代汉口茶叶贸易中心地位的变迁

清前期,作为多个茶产区交汇中心,汉口在长江下游茶叶向全国流通的网络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是“万里茶道”南部的重要节点。19世纪下半叶,随着运输线路的拓展和运输工具的升级,汉口在国内和国际茶叶贸易网络中的转运功能愈发重要。在全国茶叶贸易网络中,汉口以其强大的贸易辐射力、独特的头茶竞拍以及多样化的消费市场等优势,由一个区域性的茶叶贸易中心发展为全国茶叶贸易中心。为保证茶叶质量、节省运输成本和税厘费用,以俄商为代表的茶商开始在汉口就地生产包装,俄商砖茶厂迅速占据汉口茶叶市场,成为汉口茶叶加工产业的主力军。20世纪初,汉口成为当时全国唯一一个集转运、交易和加工三大功能为一体的均衡发展的综合性茶叶贸易中心。

关于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几个问题的历史考察

关于李大钊在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中的作用以及他与吴佩孚、白坚武的关系、参与罢工的张国焘等人的作为、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人数等问题,学术界的相关研究还存在薄弱环节甚至盲点。经考察可知,李大钊是早期京汉铁路工人力量的重要培育者和发动者,他利用好友白坚武为吴佩孚高级幕僚的条件,与吴佩孚三次会晤,为京汉铁路工人以及北方地区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坚强有力的保障。李大钊对吴佩孚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但未预料到大罢工的突然爆发以及吴佩孚的迅速变脸。大罢工爆发时,李大钊正在武汉;“二七”惨案后,他被迫到上海避难。李大钊强烈谴责吴佩孚的暴行,并因此与好友白坚武断交。张国焘等中共党员参加了京汉铁路工人总工会成立大会,组织领导了京汉铁路大罢工,并分别到汉口、长辛店指挥罢工斗争。

现代航运与晚清汉口城市发展变迁

以轮船运输为主要形式的现代航运自晚清传入中国后,诸多城市就此被强行纳入世界市场体系当中,成为资本主义市场的附庸,城市发展进程就此彻底转向。明清时期,汉口曾是中西部最大最繁荣的内河水运港口。1861年开埠通商后,现代航运裹挟而来,汉口城市现代化进程由此开启。在现代轮船运输的作用下,城市空间从沿河逐步向沿江扩张,城市经济结构由对内贸易为主转向对外贸易为主,现代航运中心的城市功能初步显现。作为明清时期因商、因水而兴的城市,考察汉口在晚清时期因现代航运而引发的城市变迁过程,对近代中国城市史、交通史的研究不无裨益。

池莉“汉味小说”对汉口形象的建构

池莉“汉味小说”中的汉口形象是以江汉路一带为核心建构起来的,是由汉口市民的生活与命运,建筑、街道及里巷,饮食、方言及生活方式等元素融汇而成的文化形象。小说中有关汉口的人事、风物、历史文化虽然零散、斑驳却隐约地呈现出了汉口这座有历史感、商业化、世俗化、充满烟火气特征的城市形象。这是一幅汇聚着作者的知识、经验、趣味、思想、情感的文学景观,同时也使小说成为一个具有文学、文化学、历史学价值的独特样本。

基于网络文本分析的汉口江滩旅游形象感知研究

基于游客体验视角,以武汉汉口江滩为研究对象,运用网络爬虫软件获取携程和大众点评网两大热门旅游网站的旅游评论数据,时间跨度为2015—2023年。使用ROST CM6软件和内容分析法,从安全、生态、活力、文化等四个方面探究游客对汉口江滩的旅游形象感知,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提升策略。研究结果表明,汉口江滩是一个集安全、生态、活力、文化四大功能于一体的人民乐园。游客对汉口江滩的旅游形象情感认知以积极情绪为主,积极情绪主要针对汉口江滩的景观资源和旅游体验收获方面,而负面情绪主要表达为对景区管理、文化挖掘、基础设施等方面仍存在不满意之处。在此基础上对汉口江滩服务质量欠缺之处提出针对性建议,以使游客获得更好的游玩体验。

汉口城堡暨中山大道城市演变研究

文章以中山大道为研究对象,通过街道的发展历程和历史文化资源现状来总结汉口城市发展的演变机制及特色。首先,对中山大道的前身汉口城堡进行溯源,还原汉口城堡通济门及城墙,梳理该街道从汉口城堡发展至中山大道的演变历程。其次,考察汉口水塔周边的城市风貌变化,对比分析中山大道沿线道路、建筑的风貌变化。最后,对汉口城堡及中山大道的修建时间、中山大道及玉带河的位置关系进行时间、空间上的考证。中山大道的历史文化资源丰富,从汉口城堡到中山大道不仅是名称上的转变,更是从防洪堤坝到交通观光功能的转变,其见证了汉口城市面貌的变化,为保障和促进汉口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

汉口景明洋行对武汉城市建设的影响探析

景明洋行在武汉设计有大量建筑作品,是武汉城市历史的重要一环,文章通过历史文献及相关文字资料研究、现场考察调研,试图探究景明洋行对武汉近代城市发展之影响。景明洋行创立于1911年,正值辛亥革命后的城市重建时期,受到多方支持,在武汉开展了大量建筑活动。执业期间,景明洋行设计风格上有多次转变,与武汉城市整体建筑风格的发展在时间序列上有相同的趋势变化。此外,景明洋行在汉经营期间,聘用大量本土从业者,为武汉培养出大批高素质的专业人员,为后期武汉城市的建设奠定了基础。证明了景明洋行是武汉近代影响最大的建筑设计事务所之一。

基于古地图的汉口城市形成过程探讨

武汉市是长江流域的特大城市之一,武汉的城市演化经历了武昌与汉阳的“双城对峙”到武昌、汉阳与汉口“三镇鼎立”的发展历程.汉口的形成是武汉城市成型的关键,也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该文重点依据历史图件,对汉口城市的形成、演化及“三镇鼎立”格局的确立进行了讨论.研究认为,作为汉口镇行政管理机构的“汉口镇巡检司”是汉口市镇形成的标志,据此确定,汉口镇最晚在公元1522年前就已形成,此时的汉口镇包含汉江河口南北两岸的市镇范围,管理机构位于汉江南岸,也是汉口镇重心所在.研究表明,1613年“汉口镇巡检司”已移至汉江北岸,北岸已成汉口镇发展中心,从此汉口镇仅指汉江北岸,南岸属汉阳县城关,此标志着现在汉口的出现.汉口快速崛起于明末清初,从城市规模、经济、社会及区域影响等综合考量,武汉“三镇鼎立”格局形成于清康熙年间.文中还对历史文献中“汉口”的地理学含义进行了讨论.

“二七”精神新探

“二七”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领导的第一次中国工人运动高潮中的最后一次怒潮。此次运动所具有的特殊的时代背景、斗争内容及斗争方式,使其拥有了特殊的影响和意义,赋予了“二七”精神特殊的特点和内涵。在伟大建党精神的引领下,“二七”精神体现出对伟大建党精神守正创新的时代特点,和“坚定理想信念、践行求真务实,牢记初心使命、发扬集体精神,勇担革命先锋、总结斗争教训,忠于党和人民、追求自由解放”的丰富内涵。

近代汉口里分住宅的文化特征研究

汉口里分是武汉近百年民居文化的历史缩影,是中西方文化碰撞、交融、共生的见证,也是城市记忆的重要载体。该文通过对汉口里分相关历史文献和地方志的梳理,对汉口里分文化的形成背景与汉口城市发展历史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汉口里分文化的形成与汉口城市发展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汉口里分中所体现的中国传统文化、建筑营造文化、内部商业文化和汉口市井文化,展现出历史、文化与建筑不可分割的关系。透过汉口里分可以看到其中蕴含的历史、艺术与人文信息,也可以看到居住其中的人们注重变通、慕异喜新、悠闲自在的日常生活方式。

川汉铁路宜昌工程与四川保路风潮

川省川汉铁路未经充分勘测及论证就决定取道湖北宜昌并从该地贸然开工,此一举动对后续川路的路事、路潮产生了深远影响。受工程艰难、省际纠纷、舆论指责等诸多因素的干扰,宜昌路工建设举步维艰、成绩有限,引起了时人的质疑并促成了清廷干路国有政策的出台。1911年清廷收路借债的一应举措推出后,川路驻宜总理李稷勋等宜昌路绅有鉴于宜昌路工的危险动荡情状,提出了维持路工、保全路款的应对方案。而成都保路士绅则认为借款合同丧权卖路并决议“破约保路”,随后提出了提回路款、停止路工的反对方案。双方的矛盾分歧推动了保路风潮的激化,随后酿成了成都罢市,为四川路潮最终走向决裂埋下了伏笔。宜昌路工史事的揭出将有助于补充川路史事的部分缺失,从而深化学界对于四川保路风潮的相关认知。

安源京汉两地工人二七前后的团结共进与历史意义

中国共产党领导组织发动了全国第一次工运高潮,展示出新生共产党的信仰力量和组织力量,中国工人阶级以崭新面貌登上历史舞台,京汉铁路工人运动和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在此期间团结支援,英勇斗争,显示出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为党的三大确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政策,开展大革命运动,发挥了直接的推进与促成的历史作用。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与中共组织力的展开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点,以此次大罢工为切入点,探讨中共早期是如何以数十个不谙工运技巧的知识分子在3年时间里去动员起2万多工人参加政治运动的,是解开中共早期组织力开展的密钥。在早期工运开展的过程中,中共面临着党员人数少、工运经验缺乏、活动经费不足、工人整体觉悟不高、帮会和旧工会势力阻挠等严峻挑战。通过融入工人中间、发展党团力量,中共积极寻求动员工人的路径,包括创办劳动补习学校,加强舆论宣传,派遣秘密联络员,加强对帮口首领的利用、团结和改造,建立工会组织等,由此组织、动员能力在历次工人罢工的实践中不断增强。从某种角度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对中共早年工运组织能力的一次总检验。从组织、纪律、领导人表现三个层面来看,尽管中共的组织力在强大的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势力面前仍旧有所欠缺,罢工最终失败,但是中共在斗争中所积累的组织经验和教训,却成为党成长过程中一笔宝贵的财富,尤其是在大罢工中涌现出来共产党人不畏强权、不怕牺牲、一心为民众谋福利的精神,永远砥砺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乘风破浪、不懈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