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钗”的名实之辨

古代典籍中屡屡出现的“花钗”一名,学界长期未有定论,工具书也多举其一端,罕有全面解释。典籍中的“花钗”一名而二物,一指装饰性发钗,士庶女子都可使用,以增加仪容之美,没有品级限制;一指礼制性头饰,状如花树,仅限于后妃、命妇、新娘在隆重场合佩戴,以数量多少彰显妇女身份差异。礼制性花钗又叫花树、花株,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它源于商周的副笄六珈制度,承自汉代的步摇形制,后又由发饰发展为冠饰,成为唐以后花钗冠、花株冠上的重要部件。

江南水乡妇女首服的形制与渊源

运用了民俗学和服装学的原理,对江南水乡妇女的发型、眉勒、包头巾、簪花的形制与渊源作了初步研究。其中发型是蓄发并有发髻,同时伴有簪花,这是构成水乡妇女首服的基础,眉勒是系扎于前额的狭长形条带,包头巾是包裹头顶的梯形布幅,这是构成水乡妇女首服的主体。这一切都具有悠远的历史渊源,同时与当地“稻作文化”的生活形态密切相关。

唐代幞头形制变迁及其文化内涵

幞头是唐代盛行的冠式,唐代上至天子下至平民百姓皆可佩戴幞头,且幞头的材质、造型和功能在唐代也有较为丰富的变化。通过归纳唐代及唐前后幞头的演变,分析幞头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得出幞头形制的变化发展是唐代政治文化、性别文化、等级文化与服饰之间交融的体现,展现了各阶级之间以幞头演变为中心的积极互动。对唐代幞头形制的研究及文化内涵的分析可为传统头饰研究提供理论参考。

古代髹漆发冠的形式语言与社会转因

漆冠意为使用大漆髹饰的首服,在古代出现多次形制更替。本文以髹漆发冠的形制演化轨迹为阐述重心,对影响其发展的社会要素予以系统研究,探索大漆作为首服材料后漆冠形式发生转变的内涵动因。同时以社会功能视角分析大漆影响下发冠的造型演变,认为漆冠的社会功能主要源流来自于大漆,同时多维的审美需求大力推动了古代漆冠工艺的纵深式发展。

土族头饰的文化内涵

本文从土族头饰类别、制作技艺、装饰功能等方面具体分析了蕴藏在土族头饰这一文化现象背后的民族历史、文化传统。

浅析蒙古人的冠帽之饰及审美习俗

蒙古人之冠帽本是御寒挡风的实用之物。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交流,在保留其实用价值的同时,大大拓展了其审美的价值。蒙古族男性所戴各种造型的冠帽和蒙古族女性的罟罟冠,不论款式造型、材质饰品,均是蒙古族冠帽中最具典型性的代表。蒙古人对于自己冠帽的装饰,在此可见一斑,且这种重视冠帽的民族习俗绵延至今。

先秦楚地成人礼首服研究

[研究意义]先秦时期成人礼已经成为孩童向成人跨越的重要仪式体现,本文针对先秦时期楚地成人礼首服问题,为梳理华夏楚地成人礼发展脉络之初始提供理论基础与参考。[研究方法]文章运用历史文献研究法对其展开探索,[研究结果与结论]研究证明:①先秦楚地男子冠礼首服具有强烈政治意味,缁布冠代表着政治权力,庶民缁布冠为圆帽之形、士族以上用缁布冠由冠体、缨带等部分组成,无需加笄;皮弁代表军事权利,皮料为之、形如覆杯、接缝装饰、加笄纮组缨结构颌下系结;爵弁则代表祭祀及宗庙继承权,爵弁加笄固定,有冠板有仰倾之势。②女子成人礼加笄象征女子成年,有单体复体两式、材质有木、玉、金属等,单体式更强调固定发髻的功能性,复体式则更强调体现身份地位的装饰性;结缨则喻示女子养贞洁,缨带的纹样亦有着浓烈的楚文化风格。

多头切花夏菊种质资源观赏性状多样性分析及综合评价

为促进多头切花夏菊品种选育和功能基因挖掘,本研究选择35份多头切花夏菊资源材料,调查花径、花色和叶色等14个主要观赏性状,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多样性分析及综合评价。结果表明:多头切花夏菊不同品种间具有丰富的观赏性状多样性,各性状指标也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关性。对全部观赏性状进行主成分分析,以特征根大于1为标准,确定5个主成分。根据主成分评分评价各个品种,观赏性状排名前五位的品种为04-se-49-1、比华丽A36、04-se-253-9、04-se-171-10和04组38。通过聚类分析将多头切花夏菊品种分为4组:第一组单株花朵数最多,茎秆粗壮的品种,适宜作为优质观赏品种或者遗传育种使用;第二组属于矮株,小叶品种,适宜做家庭盆栽;第三组株高偏高,叶色一般,单株花朵较多,可用作切花菊销售;第四组属于少花、叶长、高株品种,可用作造型园艺使用。

说匵——中国早期的妇女用品:首饰盒、化妆盒和香盒

本文是以出土文物中几种器名、功用不详的器物作为讨论对象。这类器物,常被学者指为"弄器"。首先,作者对自名"弄器"的器物试做讨论,指出铜器研究,除常说的礼乐器,还有许多器物,可能是用于玩赏,其中有些比较小。其次,作者在这类比较小的铜器中选择某几类做重点讨论,分析归纳有关的出土材料,探讨其性别归属,以及器物中的盛放物,结合文献记载,提出自己的判断,认为它们是古代妇女的用品,属于当时的首饰盒、化妆盒和香盒,其中放玉的铜方盒应即古书中的匵。

契丹人的金玉首饰

本文以辽文化圈内墓葬、窖藏所见金、玉首饰为依据,结合传世品,对契丹人的头饰、耳饰、璎珞、项饰、手镯、指环等,作初步的梳理,以展示契丹族富丽而饶具风情的装饰风格。契丹首饰融汇、吸收北方草原民族以及中原汉族文化因素,结合自身的创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妆饰艺术。摩竭耳环、琥珀璎珞、盾面指环为契丹人所特有,且男、女皆可使用。耳饰的凤鸟、飞天造型,手镯表面的花蝶、婴戏及缠枝花装饰题材,与唐、宋艺术一脉相承。步摇、镯端的龙首造型、环面的立体动物装饰,则体现了与北方草原金器传统的关联。唐、宋盛行的插梳习俗、宋代异彩纷呈的簪、钗,在契丹人中并不流行,或很少使用。契丹人喜欢佩戴的指环、璎珞、项链,在唐、宋时期则很少见到,或并不使用。这种差异的形成,应与汉人、契丹人文化传统、生活习性的差异,发式、服装的不同相关。

川南宋墓石刻的世间声色

歌舞游宴的传统,能文能诗的蜀伶活跃于官府私第,兼之山川地土养成的灵心慧质,更有汇聚八方的文化交融,是川南宋墓石刻的社会成因和历史背景。以整个南宋为底色,从艺文的角度来审视川南宋墓石刻,并兼及"物"的考校,可以发现与"诗"(此中总括诗词歌赋与剧曲)相应的许多生活内容,这里有着对细节的格外用心以及随之而来的于表现内容的择取和表现形式的若干独创。虽然是墓室营建,但设计者和制作者意欲展示的依然是世间声色:快活、明朗、热闹。此外它的难得尚在于,古人言写真,即今所谓"肖像画",墓葬艺术并不在论列之内,然而掌握此项技艺的画手、刻工数量必然不少,他们与宋人笔下的写真高手当是声气相通,而成为推助肖像画发展的不可忽略的人群。川南宋墓石刻正是出自这样的创作者,今再现世间,对美术史来说,也是具有认识价值的宝贵资料。

桃江金泉青铜马簋及其相关问题研究(下)——兼论马形器、长颈牺首饰和悬铃诸器

桃江金泉出土的马簋是一件造型独特的孤品青铜器,对其年代和产地有不同的认识,类似的现象普遍存在于商周青铜器研究中。青铜器本身所包含的艺术、物质和工艺等信息,是探讨上述问题的直接材料。本文仔细提取马簋的艺术和工艺信息,通过对其风格特征的四个要素:马形与马饰、长颈牺首饰、高浮雕的内壁相应下凹和悬铃饰,进行来龙去脉的梳理,分析这些风格要素的工艺表达方式。

扬州西汉墓出土的崧泽文化双龙首玉环

近年来,史前遗玉研究一直受到学术界持续不断的关注。尤其是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良渚文化、后石家河文化等风格玉器在商周乃至汉代遗存中不断发现,显示了早期中国对玉文化的统一认知。而作为良渚文化源头的崧泽文化玉器很少在晚期的遗址中被发现。本文通过对2001年扬州邗江西湖蚕桑砖瓦场西汉墓出土的双龙首玉环进行比较分析,认为这件器物具有崧泽文化风格,为认识汉代早期形制玉器的收藏和使用提供了新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