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湘渝黔边区民族文化旅游区的建立

湘渝黔边区是指以传统的"武陵山区"为核心区域的3省邻近地区,大致包括湖南境内的张家界市、湘西州、怀化市,重庆的黔江区,贵州的铜仁地区和黔东南州等6个地州市,是苗族、土家族、侗族等少数民族集中聚居区,也是全国典型的老、少、边、穷山区,归属于国家"西部地区"。区域文化上的趋同性、区域旅游资源上的互补性、区域脱贫任务的紧迫性和区域旅游开发的无序性,使湘渝黔边区民族文化旅游区的建立显得十分必要。同时,具备一定基础的旅游开发现状、逐步形成的区域旅游交通网络、各地政府关于旅游业发展认识上的渐趋统一以及区域旅游中心的初步形成,使湘渝黔边区民族文化旅游区的发展成为可能。湘渝黔边区民族文化旅游区的形成,必须着手进行以下工作:迅速编制总体规划,完善旅游交通网络,建立旅游环线,推出区际旅游联合体和共同市场,多渠道吸纳资金,建立特色文化保护区等。

跨国公司总部向在华子公司转移知识的影响因素模型构建

分析了跨国公司总部的知识传播能力、传播意愿、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转移渠道的丰富性、子公司知识吸收能力和吸收意愿对知识转移效果的影响,并建立了相应的模型。研究发现,民族文化差异和冲突是影响跨国公司内部知识转移的重要障碍,民族文化差异和冲突对总部知识传播能力、子公司知识吸收能力与知识转移效果之间关系的具有调节作用,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提高跨文化知识转移效果的措施。

蔡玉明五祖拳的文化传播

以大浯塘村田野调查为基础,结合族谱和拳谱文献与口述资料,解读了五祖拳创始人的文化传播。蔡玉明通过建立群众基础,融入社会生活,实现五祖拳的社会化;赢得泉州武林的承认,实现五祖拳的本地化;借助社会网络和专业空间,以及传播对象的精英化和大众化,推动五祖拳在泉州的发展。

民族文化孕育的忠义英雄——论关羽形象

关羽的“义绝”形象,既以历史人物关羽为原型,又得益于多种社会因素的合力,特别是《三国演义》的成功塑造。这一形象,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心理,尤其是伦理文化,因而堪称民族文化孕育的忠义英雄。

《文化苦旅》与20世纪90年代的文化民族主义

出现在20世纪80、90年代之交的《文化苦旅》,是考察这一时期文化转型的重要文本,对于认识90年代兴起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潮有重要参照价值。《文化苦旅》借用"西部"意象,表现出的"苦旅"姿态和"自我感伤"趣味,可以看出作者对这一时期文化民族主义思潮的迎合。《文化苦旅》在形式上保持了80年代关注民族命运的精英传统,但在内核里放弃了启蒙和反思的冲动,以"伪精英"的姿态开启了中国消费文学的新范型。

诗意的思想在现代——余光中与“中国新文学”的精神重塑

余光中诗意的思想不仅隐含着20世纪中国文学从"古典"到"先锋"的孕育新生,也烛照着20世纪中国新文化精神之生发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演进历程。然而颇有意味的是,由于余光中对"中国新文学"的精神重塑这一宏大命题长期以来隐而不彰而被学界相对忽略,基于此,理应关注余光中诗意的思想对"中国新文学"精神特质的隐在影响及审美转向的范导这一关键性的重大问题,具体归结为以下四大方面内容:一、文化特征:余光中重塑"中国新文学"的概念内涵;二、价值期许:余光中启引"中国新文学"的精神先河;三、人文传统:余光中标举人文的传统性和现代性;四、民族意识:余光中隐喻"中国新文学"的建构依据。希望透过以上四大面相的剖析,可以更为深入地了解中国人文传统文化中所蕴涵着的丰富且优质的思想资源及特质基因,同时也能够更深层地体认到"人文传统"与"现代先锋"交互的接轨及深刻地揉合于现当代中国新文学精神的建构中所提供的革新性启示及参照意义。

“我梦中的山河已拼成五色的舆图”——论郑愁予的民族文化认同

郑愁予的诗歌中叠映着从远古到现代的中华民族文化谱系,既追求诗艺锤炼和审美气度上有古典诗词的蕴藉之致,又努力彰显白话诗的艺术高度。他调遣意象营构意境的方式,反映了熔中国传统文化铸新诗篇章的努力;他精心营构的"诗"的节奏,是汉语的诗歌韵律与节奏,承载的自然是中华文化意象,内中流注的是现代中国人辗转于东西方文化冲撞融汇中的生命体验;他的"无常观",既包含了感物兴怀的传统诗学旨趣,又有超脱物华兴衰的清新自在韵致。暮年定居金门积极参与各地诗歌聚会,既滋润了他自己的诗歌感觉,又促进了海内外的汉语诗歌发展,身体力行都体现了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刻认同。

论余光中诗文的现代文化意识

在全球化的趋势下,余光中能够构建具有现代意识的文学生态发展观,并用他的文学评论和文学作品实践着这种文化生态观。本文重点分析余光中作品中的现代文化意识表现,即全球化趋势的地球村意识、富有时代特色的开放意识和卓具现代公民眼光的环保意识。这种现代文化意识的立足点则是他的民族文化情怀。

郁达夫对日本文化和日本国民性的认识

郁达夫对日本文化和日本国民性的认识从早期对日本文化的喜爱和弱国子民的悲哀诉说到20世纪30年代对日本文化和国民性的理性评价,包含着爱与憎的感情纠结。他以日本为镜子参照本民族文化和国民性,进而对之进行批判,这正是明治大正时期留学日本的一代中国人认识日本的缩影。

注释与译者情感的建构--以施友忠《文心雕龙》英译本为例

注释与译者的情感关系一直无人关注,实际上注释作为一种副文本可以建构译者的情感。通过注释,施友忠表明了自己对民族文化形象和民族文化输出的态度,建构了自己的民族情感;化解了读者中心和译者中心的矛盾,发挥了译者的主体作用,照顾了读者的阅读需求,彰显了译者对自我与他者的态度,建构了自己的个人情感;调节了因语言和文化因素造成的审美距离,保留了原作的异质特色,再现了原作的风格,在审美偏移和审美调节中建构了自己的审美情感。对注释与译者情感关系的研究,有利于揭示译者主体性的本质,提升翻译质量,提高译文的接受度,有助于中国文化走出去。

民族认同与高密境内的鲧、禹传说

先秦、秦汉以来发生于全国各地的大量大禹的传说和禹迹,大多存在不少可疑之处。"殛鲧于羽山"及"鲧娶有辛(莘)氏女"的传说,反映了族群流徙及通婚,为夷、夏之间渗透融合的重要渠道。发生于高密一带的鲧、禹传说似与战国、秦汉以来东方地区的民族融合与对华夏民族的大认同有关。

让畲族图书馆成为畲族文化总部建设的助推器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畲族人民创造和积淀了许多独具特色的畲族文化。它是人类文化的瑰宝,是散落于民间的文化珍珠。近几年来,在各级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下,景宁畲族自治县立足优势,紧抓有利契机,全力做好畲族文化的挖掘、收集、保护、传承和弘扬,并提出了打造"全国畲族文化总部"的建设目标。本文旨在从畲族文献现状、畲族文献收集、整理工作的意义、整理工作的实践等方面进行详细阐述,使畲族公共图书馆在畲族文化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林语堂思想感力造成及相关问题思考

林语堂在20世纪西传中华文化智慧及其所作出的贡献,需要人们作出更为公正的评价与全面的理解。从根本上说,林语堂仍旧是现当代中国文化“走出去”这一域境的标杆。将林语堂思想感力的造成及其精神视点定位这一命题的思考放置于20世纪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史的历史语境及新兴的跨学科的比较视野中,透视林语堂脚踏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产生的伏在影射,同时从这一角度来重新了解林语堂“浪漫兼古典”风味书写的精神特质与现代学术批判价值立场,并且挖掘出林语堂思想得以孕育与催生的内涵镜像与审美起点有重要意义。该文从原生态的家学渊源与情感启蒙、审美旨趣的生发与精神观念的发轫、脚踏中西方文化的期待视野,三方面进行透视与研究,以期让人们更清晰而深刻地把握20世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与时代共命运的自我精神世界暗处的一种历史共振节点,同时有助于人们理解中国文化精神传承者站在中西文化比较的视野中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守正创新的文化血脉内涵及固本思源的殷殷人格风骨。

浅谈余秋雨的散文特色

余秋雨散文的特色 ,即 :追寻文化是根 ,表达民族情感是茎 ,描述生活点滴是叶 ,这三者共同熔铸了茂盛而充满活力的秋雨散文之树。

余光中对中国诗意文化的守护与捍卫

余光中对“古典诗”与“现代诗”的自觉思考,实际上针砭时弊的意外点亮并投射了中国新诗艺术创作发展与新中国文艺精神建构的重大学术话题,而且还能够为中国现当代新诗艺稳健发展走向提供了独特的学术价值与发轫开先的启发意义。实际上,作为怀乡的游子及中国诗意文化的守护人,余光中融贯中西对话特色诗学理论思维的价值取向及原创性的乡愁话语体系视角,在一定程度上强而有力地彰显了独特时代历史的民族记忆、集体怀想乃至精神启蒙的底色,同时也在根本上烛照出古典自觉的新精神在现代中国的扬起、中国新诗文艺内涵旨趣构建的批判性论辩乃至未来视野新样态思路的拓展问题。

中国古代“三代”“四代”历史意识溯源

《尚书》在中国学术史上,最早按照虞、夏、商、周四代的顺序编纂,这种"四代"观念多见于先秦古籍,应是春秋战国时代才形成,是反向构筑起来的华夏历史系统,即由周、商、夏依次上溯而至尧、舜时代,体现了华夏历史意识。这种历史意识的内涵是:历史是在"天下一统"的情形下运行的,历史的主体是"一统"的华夏民族文化共同体,而不是分裂的各个小族群。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华夏历史意识也是一种"大一统"政治观,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华夏历史意识还与"华夷之辨"密切相关。《尚书》"华夷"思想以文化为根本标准,并没有绝对的血缘界限和地域区隔,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灵活性,与现代民族意识有很大不同,这是王道史观最重要的体现之一。

论秦汉时期江西地区的民族与文化

秦代时江西地区只有县置 ,无郡府 ,西汉时始设豫章郡 ,下设 18个县 ,至东汉末期又增设鄱阳郡。历秦汉 ,江西地区的诸越大都成为统一王朝的编户齐民 ,基本上融合为汉民。秦汉时期是江西地区诸民族融合和经济文化发展较快的时期。

民族的与世界的、文学的与音乐的“文化共同体”——评余晁版歌曲《乡愁》

余光中的《乡愁》一诗自传诵以来,为其谱曲者众多。晁岱健谱曲的歌曲《乡愁》,是唯一得到余光中本人高度认可的版本。余晁版歌曲《乡愁》实现了经典的再经典化。《乡愁》主题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寄托全球华人的寻根情愫,也共情世界游子的故乡思念。歌曲《乡愁》在艺术形式上词曲相彰,在诗情乐意上交互感通,在创作与传播层面实现了“跨界”与“跨介”。歌曲《乡愁》具有建构人类文化共同体的精神内涵与崇高价值。歌曲《乡愁》在传播效应上,实现了对内文化凝聚力与对外文化影响力的双向统一。这对于中国文化传播更好地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效合一”之路带来三点启迪:一是选题寻求“最大公约数”,消解“文化折扣”“文化误读”;二是对话诠释“同一种文化”,“走出去”并且“走进去”;三是多元演绎“同一个故事”,传世经典造就经典IP。当前,该歌曲亟待进一步传播,可采用跨媒介多元化和跨圈层立体化传播路径。

民族文化信心的重建——从中唐韩愈所倡导的“儒学道统论”意义下的“文化复兴”运动说起

盛唐是个文化开放、繁荣的时代。"安史之乱"之后,唐朝中央集权削弱,藩镇割据势力进一步加强,越来越多心系国危的士大夫们将拯救传统文化作为其爱国的历史责任。韩愈便是其中一位,他所主导的儒家"道统论"就是复兴儒家传统文化和增强民族文化信心的举措之一,但其策略有明显的不足。一个民族文化信心的重建与该民族的文化心态、自身的强大与否、文化的"普世价值"和文化创新能力大小等密切相关。

“禹”: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的典型文化符号

禹被颂为“中华共祖”。“禹”文化符号的诠释与宣传,对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大有禅益。学界对“大禹”存在的历史真实性仍有争议,超越疑古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禹”作为文化符号意义上的存在性已然无比“真实”。人们以各自的方式表达对大禹的崇拜与追思,禹庙、禹陵遍布;大禹足迹遍及各地;除治水之功外,大禹功绩还在于打破氏族部落时期的政治组织形式,建立夏朝,“画为九州”“任土作贡”,为后继者开创了国家形成与发展范式;大禹改造自然的哲学智慧以及公而忘私、艰苦奋斗、安邦救民等精神是中华民族永恒的价值丰碑。“禹”作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文化符号的典型代表,给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磅醇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