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域社会:明清山东漕泉州县的官民信仰与利益博弈

明清时期,朝廷在山东实行“引泉济运”,由此衍生出的一系列社会变化,使得山东部分州县也具有泉域社会的社会表征,其主要表现在水权、水争端、水信仰等方面。同时,由于国家因素的介入,山东的“泉域社会”表现出了与山西“泉域社会”不同的地方特色:一方面,国家推行的水神信仰与民间水神信仰共存,另一方面,国家与地方社会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因泉而生的矛盾与利益博弈。

明清宁夏平原水利兴修与水神信仰初探

明清旱灾频繁,地处内陆的宁夏平原亦不例外。官民一方面在前代的基础上兴修水利工程,另一方面为了心理慰藉的需要求助于水神,新建或重修相关水神庙宇。故明清两代,宁夏平原的水利工程与水神庙宇数量都大为增加。不同社会应对方式,应是明清宁夏平原旱灾严重时在官民行动和心理上的体现。

历史时期洪洞水神信仰问题初探

历史时期的洪洞、赵城两县,因霍泉之利、旱灾之扰而长期存在着水神信仰,承载者就是霍山脚下的霍泉水神庙——明应王庙,从唐代建庙以来,一直受到由官府到百姓的正式崇祀,发挥着祈求风调雨顺、维护水利秩序、实施有效社会控制等方面的功能。

明清时期苏北运河沿线区域的水神信仰

明清时期苏北地区黄、淮、运在此交汇,地理位置极其重要。黄河水患的严重危害以及繁忙的漕运和频繁的河工是导致苏北运河区域水神信仰盛行的主要原因。在明清朝廷的倡导和推动下,苏北地方官员和普通民众建立起了众多用于祭祀水神的庙宇和祠堂。水神信仰的盛行使明清时期苏北运河区域的民间信仰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明清鄱阳湖地区民间水神信仰初探

明清时期,鄱阳湖地区洪涝灾害频繁,民众苦不堪言,因此,围绕水体产生了诸多水神信仰。鄱阳湖区民间水神有自然水神、人格水神和动物水神,并呈现出本土化、多元化、功利化、政治化色彩等特点。这些特点使得鄱阳湖地区民间水神信仰信众广泛,庙宇广建,至今犹存。究其主要原由是民众精神上的渴求、民间水神的灵异、慰藉百姓禳灾的心理、国家祭祀的导向作用和文化控制与维护社会稳定。

礼俗互动视角下祈雨祭研究——以广胜寺镇水神祭祀为例

一个地方的信仰和仪式的形成与发展都离不开礼俗互动的社会运行机制。水神信仰形成于日常生活中,人们普通以为其属于纯粹的民间信仰,但在民间的实践中,官方从未缺席。从广胜寺镇祭祀水神的案例看,官民之间在对待水神信仰的问题上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官方对当地水神文化的支持与引导,有助于水神信仰的发展,更有助于官方和民间的良好互动。

明清时期直隶运河区域水神信仰述略

明清时期直隶运河区域是水神信仰较为盛行的区域,除传统的龙神外,还包括海神和河神等。水神信仰与所在区域的地理和社会环境有着密切关系,各地不同的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是造成信仰多样性和差异性出现的主要原因。水神信仰作为一种精神文化和社会现象,对区域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崇祀水神成为应对水旱灾害重要手段的同时,在促进官民互动、强化地域认同方面亦发挥了显著作用。水神信仰的盛行在加重沿岸社会迷信风气的同时,也形成了具有浓厚地域特色的庙会风俗。运河的流经虽然对区域社会信仰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但地域文化传统所发挥的作用同样不容忽视,二者共同推动了水神信仰的形成和传播。

社会变动下的民间信仰:晚清民国时期的水神崇拜

作为传统民间信仰,水神崇拜在近代社会的剧烈变动下遭受了一定冲击,但依旧得到政府、官员和民众一定程度的依赖与坚守。面对各方面的挑战,水神信仰也做出了适当的调整与变通,加入了一些新元素,在迷信与科学、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下,寻找自己的立足之处,并发挥着作用。

新时期庙会中的水神信仰状况研究——以山西忻州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庙会作为传承地方文化的载体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当中,其所承载的历史可见一斑。以山西忻州所属14县区的50个典型庙会的实证调查资料为主,以庙会中的水神信仰为突破口,探讨其典型的特征,以及在水神系统建构下,其与人、与社会之间互动。通过分析,认为水神在该地的社会地位有所下降,但水神信仰构建的社会体系依然在运作,尤其是在广大农村地区。

《风土记》和《日本书纪》中的“蓬莱山”表记和“トコヨノクニ”训读

日本古语中"常世"一词,是日本古代信仰"常世信仰"的代名词,其词义随时间推移而不断地发生变化。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在中国神仙思想的影响下,常世信仰的内容发生了变化,即在中国文化的的影响下,日本人对事物的认识发生了变化。

福建蛇神信仰与陈靖姑信仰——以《闽都别记》为中心

福建地处东南沿海,自古水上活动十分发达,水神信仰繁盛。蛇神信仰与陈靖姑信仰都是福建地区重要的水神信仰,在小说《闽都别记》及史料中均多有体现。福建地区的蛇神信仰内核较为原始且具有两面性。小说中,陈靖姑通过“祈雨斩蛇”这一事件,取代蛇神原有的水神属性,成为福建地区的水神之一。从新旧文化碰撞的角度来看,原先具有两面性的闽地蛇神,被矮化为单一的恶神,而其作为“祈雨、平风波”的善神的一面被陈靖姑所取代,标示着中原汉文化在闽地的“全面胜利”。

韩国神话研究的挈领之作——评《韩国神话研究》

韩国建国神话可分为北方神话与南方神话,前者信仰天神并存在复杂的血缘关系,后者信仰水神并有外来文化融入的迹象。韩国巫俗神话中包含了中国神话的影响、农耕信仰、父系家长制等特征。鼓的丰富象征意义和天神、水神的关系,反映出韩国神话的整体属性。与满族神话相比,韩国巫俗神话表现出不同的空间意识,并带有更强烈的男性优越色彩,韩国巫俗神话的核心集中于解决家庭问题。

多元的层叠：白族水神信仰体系的现实建构

白族对时间和历史的认知中,存在着一种很有意思的思维模式,即有两条并列的时间线:一条即为他们认为的作为相对客观且线性发展的宏大"历史线",主要包括了国家空间中的大历史;另一条是与国家历史平行而立的,只适用于大理坝子这一特定空间中的社区历史,它以神话的方式承载着人们的集体记忆。这两类历史共同标注了白族的时间坐标,前者清晰,后者模糊,却毫不矛盾地协调和统一了国家与地方、外在与内在、神话与现实、个体与宇宙之间的辩证关系,大理洱海流域白族水神信仰体系的现实建构就是一个较典型的例子,并借多元的层叠体现了白族先民对外来文化有很强的吸收及再生产的能力。

从“水神”到“盐神”——长芦盐区的盐业崇拜及对传统神祇的改造

传统社会中,各行业都有自己的神祇崇拜,盐业崇拜的神祇既多且杂。清代以前,以天津为中心的长芦盐区主要供奉以盐姥、盐公盐母和詹打鱼为代表的盐业神祇。清朝以后,上至皇帝、朝廷官员,下至长芦盐商,开始对一些全国性的"水神"进行改造,赋予其佑护盐业产、销的新功能。之所以选择"水神"而非其他神祇进行改造,与天津及其所在长芦盐区地处沿海的地理位置有关,这些改造对当地民间信仰和相应酬神活动都产生了影响。

“類”与“禷”祭

《诗经》、《尚书》、《周礼》、《礼记》等经籍提到的“禷”祭(又作“類”祭),是上古中国一项有着深厚民俗文化背景和深远历史影响的祭仪。不幸其礼早亡,汉儒已经难究其详。影响及今的《尚书》古文家说和郑玄《礼记》注等,将“禷”祭解为祭天之礼。但根据经籍中的记载来看,“禷”祭指的是当国有大事时,向上帝或社稷宗庙祈福禳灾的一种“祷祈”仪式,与祭天之礼并不是一回事。据《说文解字》等书,“類”字本义是一种犬,可能是白犬。“禷”祭应是指特以“類”为牺牲的祭仪。《山海经》等说“類”具有“自为牝牡”的神奇特性,这与该书所记“白犬有牝牡,是生犬戎”的传说非常相似。在先秦文献中,“類”字常用来指出自同一祖先的子孙后代。这些材料表明“類”与古代中国某些族群的祖先神话有着密切的关系。“禷”祭之形成,正植根于此种观念之上。“禷”祭当属于曾广为流行于上古中国北方地区的犬祭礼俗中某种特定的类型,它的消亡可能与周人颇具理性色彩的的礼制改革有关。

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的水神崇拜

敦煌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水对农业生产和民众生活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风调雨顺对民众生产生活至关重要。晚唐五代敦煌地区,水神崇拜对象多样而广泛,在敦煌文献和壁画中多有表现,有泉神、张女郎神、风伯、雨师、雷神、龙王等。值得注意的是敦煌解梦占卜类文书中与水相关的内容,其所蕴含的吉祥、富贵或灾殃、凶祸的解释,从另一个角度体现了敦煌地区民众浓厚的水崇拜倾向。这种崇拜现象的生成与盛行,与敦煌的地理气候环境、敦煌的历史地理位置、唐宋民间信仰的兴盛不无关系。

重泰寺水陆壁画内容考

《天地冥阳水陆仪文》是作者考订出的散佚在佛藏外一百多年的水陆仪文,它是北水陆的修斋仪轨。经作者研究,北方地区所有水陆图像都是依据《天地冥阳水陆仪文》绘制,而重泰寺正是北水陆图像。本文拟以河北蔚县重泰寺为例,根据仪文对图像进行必要的释读,补充缺漏的榜题,对神祇分组并对明王本尊尊号进行了必要的释读。